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复兴

徐 敏

摘 要:鸦片战争之后,基督宗教在中国近代开始了广泛的传播,当时西方各国的基督宗教组织凭借武力为后盾,加强了对中国各地的传教活动。教堂建筑作为基督宗教精神的象征,使得在中国近代各地的基督宗教教堂建筑也随之大量崛起,这种具有强烈的西方特征的宗教建筑,以及作为传教策略的教会医院、教会大学等建筑,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格局。20世纪以后,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等兴起的中西合璧式建筑风格,拉开了中国传统艺术复兴的序幕,对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基督宗教;中国传统艺术;建筑设计;文化;复兴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Christianity and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XU Min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基督宗教(Christianity)(现港台华人常指罗马公教(Catholic)、正教(Orthodox)、新教(Protestant)的统称,也就是相对应俗称的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在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开始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不仅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大规模建设教堂,而且兴办教会医院、教会学校,进一步传播基督宗教。基督宗教教堂建筑和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建筑,成为中国近代建筑中的重要建筑类型,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建筑文化观念,对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第一条渠道是教会传教渠道”。①

一、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堂建筑

1、19世纪中国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主要特点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西方各国、各基督宗教宗派、各宗派差会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及教堂建设完全依仗于西方列强的尖船利炮,各种不平等条约保护了基督宗教的强行传入;传教士在华的传教地位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平等条约为1860年以后传教活动的空前大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这就造成了19世纪下半叶兴建的中国基督宗教教堂大多均采用了西方基督宗教教堂的样式,有拜占庭式、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折衷主义式等,突出地反映了西方基督宗教教堂建筑各种风格在华的盛行。

这一时期天主教各差会将纯正的欧洲中世纪样式教堂建在中国内地,其中既有古典柱式、厚定墙、圆形的穹隆、半圆形的拱券和层层叠叠的连拱柱廊;又有尖塔钟楼、尖顶拱券、飞扶壁、彩色玻璃玫瑰花窗和大量堆砌的装饰;还有自由、动态、富贵的装饰和雕刻以及大量的曲线、凹凸起伏的线脚和涡卷。在这一时期建造或改建的著名天主教堂有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沈阳耶稣圣心堂、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宁波耶稣圣心堂、广州耶稣圣心堂等等。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些天主教堂建筑的风格,西方文化特征明显,艺术价值较高,并保存至今,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建筑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国近代优秀建筑的典范之一。

在中国近代进行传教活动的基督教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简化的宗教礼拜仪式,简朴的教堂建筑特点也引入中国。与天主教堂相比,基督教堂建筑的典型特色就是崇尚俭朴之风,突出简洁明快的风格特征。在教堂建筑式样的选择上,基督教并不重视建筑的外在形式,而更注重教会传教活动的开展。在选择西方建筑技术和风格方面,中国近代大多数基督教堂选择了当时欧美流行的折衷主义样式。北京基督教崇文门堂、沈阳基督教东关教堂、上海圣三一堂、苏州基督教圣约翰堂、广州沙面基督教堂等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从建筑学的角度分析,中国近代基督教堂的艺术魅力不如天主教堂,建设水平及建筑的细节处理也略逊一筹。

这一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亦利用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内地展开,但由于经费不足等诸多原因,传教活动的进展不大。据有关文献记载,到十九世纪末,在中国接受东正教受洗入教的信徒至多不超过500人。在这期间,仅在张家口、汉口修建了两座东正教堂。

2、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宗教教堂建筑的主要特点

19世纪末,中国各地的教案开始增多,带有文化侵略特点的传教方式,殖民式的教堂建筑,最终引发的只能是国人极大的抵触和抗议。1900年,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摧毁了大量的教堂。据史料记载,义和团运动中,天主教堂就损失约四分之三。

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在华的教会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为了争取中国民众和官方的认同和支持,各宗派教会很快调整了自己的传教策略,传教活动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在教堂建筑方面,传教士选择了兼具中国传统建筑样式与西方古典建筑样式的风格,开始进行了一种在文化认同上的努力。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艺术家格里森(Dom Adelbert Gresnigt O.S.B)认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力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无声语言。” ②在对中国古典建筑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格里森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无意义和令人诧异的。所以,试图取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教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教方法,将教会的教堂修造成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呢?无论从逻辑上或感觉上,这样做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使我们有可能借助建筑形式来表达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敬意和欣赏。”③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基督宗教运动”的开展,基督宗教迅速作出了“本土化”、“本色化”的回应,即大力推行“中国本色教会”,一方面让中国信徒出任教会主事,另一方面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使基督宗教消除洋教的丑号。”随着“中国本色教会”运动的开展与深入,这一时期的天主教、基督教在教堂建筑方面,开始走向转型和成熟之路,中西建筑体系在教堂建筑上由碰撞、摩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其中部份地选择了传统复兴样式。这些教堂建筑多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正立面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横向三段式构图或西方古典建筑竖三段式构图,塔楼具西式教堂的特征,细部装饰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符号,很多教堂的翘檐大屋顶使整个建筑样式定位于中式风格。清水砖墙,中式楹联,木本色门窗等等均具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北京基督教中华圣经会、上海基督教鸿德堂、青岛青和路基督教堂、杭州基督教思澄堂、苏州吴江黎里天主教堂、大理天主教堂等均属这类教堂。这些教堂,从外观整体看是中国传统风格,但很多细节又是典型的西方古典装饰处理手法。

义和团运动后,俄国政府将《辛丑条约》中的部分赔款用于传教事业,其传教范围迅速向中国内地扩展。但由于在华的东正教会基本保持了侨民教会的特点,故其教会的规模及教堂的数量远不及当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一时期建造的教堂有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上海圣母大堂、汉口东正教堂等,建筑风格均保持了纯正的俄罗斯拜占庭风格,受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极少,其建筑艺术价值较高。

二、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会医院建筑

鸦片战争前夕,西方基督宗教各传教组织就以开办医疗机构为名,企图在中国大肆传播教义。此后,伴随着侵华战争的发生及清廷的腐败无能,教会势力逐渐向内地渗透,不仅大批建造教堂,还开办了许多医院,如上海仁济医院、广州博济医院、山东齐鲁医院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教会医院为近代的中国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同时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并与当时数量众多的教堂、教会学校构成了中国近代基督宗教建筑的重要内容。

中国近代教会医院虽不及教堂建筑数量多,也不及教会学校的规模大,但据史书记载,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达166所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1921年的统计表明,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具体是:河北24所;安徽8所;浙江19所;福建41所;河南6所;湖南18所;湖北27所;甘肃2所;江西12所;江苏34所;广东39所;广西4所;山西11所;贵州3所;东北三省25所等。按照1936年的《中华年鉴》统计,全国有20个省共建立了426所教会医院。

从上可以得知,传教士正是通过教会所办的医院,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向病人讲道或分发福音书籍,并吸收病人入教,由于当时相对于中国的传统中医,西医疗效快,效果显著,尤其是在中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西医却能够取得奇迹的效果,使得传教士将治愈病人作为最好的接近百姓的方式。医学因而被各传教团体作为传播福音的有效途径。因此,教会在开办教堂的同时附设教会医院或诊所,旨在基督宗教事业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一些规模较大的医疗建筑类型——教会医院也就应运而生,作为传教的辅助工具,用以扩大基督宗教的影响。

中国近代教会医院建筑由初期规模小、依附教堂或租用民宅办诊所,发展到开始设计建造适用于医疗工作的、规模较大的、专门的医院。从总体上来说,到近代的后期教会医院的传教功能渐趋淡化,医院以治病救人为宗旨,成为正规的医疗机构。中国近代教会医院作为基督宗教建筑的一部分,随着传教策略的转变,并且在二十世纪初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后,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

基督宗教教会医院的建筑基本是由外国教会或传教士设计,但由本地的工匠采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完成。传教士为了达到顺利传教的目的,在大多数教会医院建筑的设计上,采取了迎合中国人心理、适应中国习俗等一系列的策略,使得教会医院建筑显示出西方建筑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的特点。另外,中国人在从排斥到逐渐接受西方建筑的过程中,而是采取有选择性的吸收,并重新演绎西方建筑这个外来的有别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语言,创造了具有民族性的建筑语汇。具体表现为:

1、替代法:

一方面,由于建造教会医院经费的紧张和交通的不便,在建筑材料方面大量使用当地的木材、青砖、小青瓦等,取代西方建筑的砖石材料;另一方面,以传统的建筑装饰元素替换局部特有的外来建筑装饰元素。如楼层之间的分隔采用中国传统的雕花代替了西方建筑传统的层层线角。

2、添加法:

在西方建筑风格影响下的中国近代教会医院建筑,其主立面构图和装饰的位置,添加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元素。如在门、窗及洞口拱券上部,用中国的建材青砖以放射状的梯形分隔或层层线角的形式达到西方建筑的石材效果,并在分隔和线角中达到装饰和点缀的作用,添加了中国传统的花纹。如,西安的天主教安多医院,其门、窗顶部弧形券上的券心石都装饰有中式的中国传统花纹。

传教士紧紧抓住了在西式建筑中融入中式建筑的元素,把建筑这一形象的特殊语汇作为向当地百姓宣传西方文化的方式。例如,西安市的天主教安多医院病房楼采用中国传统的砖木结构,外墙为中国的材料清水砖,大屋顶采用中国传统的四坡样式,其檐角高高翘起,显得气魄华丽,建筑立面的装饰为中西合璧式,十分简洁,仅仅以砖砌为柱并加以分割,西方建筑的狭长门窗及拱券被广泛的利用,强调了立面垂直向上的动势,并使得明亮的光线射入医院。建筑每层之间仍然采用西式的线脚加以分隔,构成了立面的水平线条,与立面的壁柱构成的垂直线条互为对立而统一;以及立面仍保持西式建筑的拱券门和拱券窗那富有动感的弧线,打破了水平和垂直线条的单调,丰富了建筑造型,使得西安天主教安多医院建筑的立面构图不仅富有韵律感,而且表现出了中西合璧式的教会医院建筑的特色。而作为基督教医院的山西太原耶稣教医院建筑的综合楼,仍然采取中西合璧式。首先,该医院将西方建筑的风格于中国传统的园林风格相结合。其次,这座建筑采用砖木混合结构,建筑的墙面、隅石、山花、壁柱等都是以山西本地的青砖为建筑材料,但是却采用西方的砌筑法砌成实心体。第三,建筑中部的立面采用了宽大的窗占满墙面的西方现代主义风格,但在这个以大而高的窗为主的墙面中央添加了一个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中的小亭式的抱厦。建筑的两侧转角采用了西方传统建筑的隅石装饰手法,但却以山西本地的灰色青砖替代了西方建筑的重块石。第四,作为建筑的主入口,以中国园林的小亭式正门抱厦造型,表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

作为传教策略之一的中国近代教会医院,无论是基督教医院还是天主教医院,常常把建筑的主体立面以特征明显的三段式的西方建筑形式表达,并在正立面的每个墙角处都采用了隅石来加强和装饰,只是在西方建筑中,是采用真正的石头砌成,而在中国则采用青砖材料和西方的一顺一丁的方法砌筑。各个教会为了传教事业达到亲民的目的,在建筑的屋顶和主入口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表现,屋顶形式有硬山、悬山、歇山顶等相互结合,使其中西建筑的不同元素汇聚在同一座建筑的不同立面、不同侧面、不同层面乃至不同部位,显示出教会医院建筑将中国传统建筑与外来的西方建筑文化的相互交融的独特魅力。

三、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教会大学建筑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就秘密地来到中国沿海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并且设立教堂、开办学校。1839年,美国基督教徒布朗为纪念来华传教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了一所名为“马礼逊堂”的小学。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开办学校的特权。他们首先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开办教会学校。据1878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从1842年到1877年,基督教在华办的学校有350所,学生有5975人。天主教在华办的学校更多,仅1852年在江南地区的耶稣会就办了七八所学校,学生人数达1260人。由于当时用西方的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不能应付科举考试,不符合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所以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生源相当困难。学校建筑亦大多利用祠堂、会馆、住宅、仓库等旧建筑加以改造,规模较小,条件亦非常简陋。

义和团运动中,在华的各教会势力均受到严重的创伤和打击,全国的教会势力估计削弱三分之一。义和团运动之后,各国教会很快作出反省并改变传教策略和手法,进一步调整传教的重点。兴办教会学校,特别是兴办教会大学是这一时期传教的重点。教会在中国的办学目的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起初传教士办学的目的主要是服务于教会,通过培养学生,到发展学生入教,以此来扩大教会的势力。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格局的转变,教会学校更注重全方位的西式教学,以培养高层次人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学校开始向高等教育发展。1901年清政府废止八股取士,1903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5年正式颁布停止科举考试制度的诏令,并建立依照西方公学的教育体系。自此教会学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逐步受到国人的欢迎,报考的学生也日益增多,很多教会将原所属学校扩展成教会大学或新建教会大学。由于不平等条约保护了传教士的各种活动,所以,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数量得到了急剧增长。

由英、美基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创办的17所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型制的教会大学,多数都创办于20世纪初的十几年中。其中基督教大学14所,它们分别是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年)、苏州东吴大学(1900年)、上海沪江大学(1906年)、杭州之江大学(1910年)、南京金陵大学(1910年)、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10年)、武昌华中大学(1910年)、长沙湘雅医学院(1914年)、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4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福州协和大学(1916年)、广州岭南大学(1916年)、济南齐鲁大学(1917年)、北京燕京大学(1919年);天主教大学3所,它们是上海震旦大学(1903年)、天津津沽大学(1923年)、北京辅仁大学(1925年);其中,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基督教会大学。这些教会大学,为了缩小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建筑方面表现出基督宗教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性,大部分均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当时的中国国立大学普遍采用西方古典建筑风格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教会大学的建设活动称得上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之一,这也就提供了倡导和创作中西合璧式建筑的历史机遇,应该说教会大学的建筑活动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

上海圣约翰大学是最早尝试中西合璧式建筑的大学。该校第一幢校舍的外观,就采用了具江南格调的民居形式,其后又按此样式建了三幢宿舍,规划布局参照了中国四合院平面形式,总体西方风格极少。该校的“怀施堂”是中国教会大学建筑中最早出现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从校长卜舫济(F.L.Hawks Pott)的演说中可得知建筑的风格及样式:“关于建筑物之图样,已经在美国绘就,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实由圣约翰大学开其端,后此教会学校之校舍,皆仿行之,甚为美观。”④可见该建筑的设计乃隔洋造车之作品,设计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时期。在卜舫济校长的主持下,圣约翰大学的建筑风格始终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和特征,用他的话说就是:“外观略带华式”,后来发展到“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再到“参用中西建筑形式”。综观圣约翰大学的建设过程,建筑风格从早期的中国民间传统形式,发展到后期的“参用中西建筑形式”的中西合璧形式,反映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相互影响及交汇的基本过程。

在教会大学大规模兴建的过程中,正值中国近代基督宗教“本土化”和“本色化”运动开展之时,很多传教士在此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第一任罗马教廷驻华使节刚恒毅(Cardinal Celso Constantini)枢机主教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辅仁大学于1929年兴建校舍时,他对未来的新大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建筑方案应体现天主教的‘大公精神,做到新旧融合,宜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并使其适应现代学校的功能要求。”⑤并在施工奠基仪式上发表了辅仁大学的建设方针:“辅仁大学整个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们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倒塌、拆毁或弃而不修,我们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但此建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⑥该校建筑的设计师之一格雷森(Dom Adelbert Gresnigt O.S.B)既是一位传教士,又是一名建筑师,他也是一位促进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推动者。在大量研究和考察了中国传统建筑之后,格雷森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无意义和令人诧异的。所以,试图取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教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教方法,将教会的教堂修造成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呢?无论从逻辑上或感觉上,这样做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使我们有可能借助建筑形式来表达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敬意和欣赏。”正是因为象刚恒毅、格雷森这样的传教士,将传教事业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结合,并最终实现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相互交汇的建筑理念。新建的辅仁大学“既能使新旧校舍和谐一致,又能使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适应现代学校建筑风格的需要。”⑦从辅仁大学的建校过程中,我们可得知,教会大学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广义的社会效应和文化内涵,而不是出于传教士对某种特定建筑风格的偏爱。

教会大学的建筑形式反映了当时基督宗教各传教差会实行“本土化”和“本色化”的基本态度,以及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建筑风格又一次回归到利玛窦时代,被用来表述附加文化意义的语言符号。中西合璧式风格的发展与成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复兴。中西合璧式样是采用折衷主义手法将中西方建筑体系或建筑符号或建筑特征相互拼贴、混合使用而形成的一种新形式。在十七所教会大学中,采用中西合璧式建筑的教会大学有十二所。这些中西合璧式大学建筑的设计者,是一批受过职业教育的欧美建筑师,他们曾经受过折衷主义——摹仿或糅合各种历史风格的严格训练。为此,他们将两种建筑语言和设计手法及建筑理念相结合,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1920年兴建的北京燕京大学称得上是中国教会大学中西合璧式建筑的最高艺术典范,校长司徒雷登(Stuart John Leighton)也是“基督宗教中国化”的代表人物,他的规划理念是“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唯一切实的保证。”⑧在他的思想指导下,燕京大学共建造了88幢中西合璧式建筑,教学大楼采用了中国传统宫殿样式,学校大门则采用了中国传统庙宇式样,校园里还点缀有桥、亭、狮子、华表等建筑小品,使校园内的环境极具“中国化”氛围。史学家卢茨(Jessie G Lutz)对燕京大学的评价是:“1926年,燕大迁到北京城外新校址,并结合西方建筑技术与中国的建筑装饰,建造了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校园。燕园的实力最强、规模最大、资金最为雄厚,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⑨燕京大学以其最大的规模、最高的质量、最完美的整体性被誉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优秀作品之一。

四、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吸取了历次教案的教训,在中国修建教堂时,采用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开始探索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在教堂建筑中的运用,首先倡导并建设了一批中西合璧式教堂,尽管这些教堂建筑很少是由专业建筑师设计的,并且建筑的数量少,规模较小,还不足以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什么影响力。但中西方建筑风格相糅合的新教堂建筑样式,特别是20世纪初,由教会医院建筑特别是教会大学建筑兴起的中西合璧式建筑,由于它的建筑规模比教堂建筑要大得多,建筑质量也比较高,促进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推行中国本位文化政策,当时设立的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以及营造的纪念性建筑,明文规定采用“中国固有形式”,“发扬我国建筑固有之色彩”成为当时建筑界的普遍呼声,并涌现出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梁思成、杨廷宝等努力弘扬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著名建筑师。在他们的努力下,设计了一系列既有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特色又比较好地吸收了西方建筑风格,使之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建筑,如南京中山陵、中山陵园藏经楼、上海市政府大楼、南京中央研究院、北京交通银行等。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大约10年间,建筑“民族形式”运动达到了高潮。

以上事实说明,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在中国兴建基督宗教教堂、教会医院甚至教会学校的风气,尽管其本来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宗教文化,带有一定的文化侵略的目的。但由于他们为了更好地发挥宗教传播的作用,努力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对中国近代建筑艺术,尤其是建筑“民族形式”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杨秉德《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的三条渠道》,《华中建筑》,2005年第1期,第159页。

② 董黎《教会大学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7页。

③ 董黎《教会大学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复兴》,《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7页。

④ [美]卜舫济《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台北:台湾圣约翰大学同学会(重印),1972年版,第3页。

⑤ [意]刚恒毅《辅仁大学的建校目的(刚恒毅枢机主教的演说词)辅大五十年(1929-1979)》,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

⑥ [意]刚恒毅《辅仁大学的建校目的(刚恒毅枢机主教的演说词)辅大五十年(1929-1979)》,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

⑦ [美]吴小新著,张晓明译《北京辅仁大学——天主教本笃会时期的个案研究》,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⑧ 董鼎《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66页。

⑨ [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