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赋诗断章中的拟古精神

毛振华

摘 要: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赋诗断章”是春秋时期主要的用诗方法,也即是断取古人已有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从时人讽诵旧章的意义上说,赋诗承载着强烈的崇古意识,赋诗者不仅具备有深厚的《诗》学修养,又有具体摹拟古诗的实践。只是赋诗与仪式文化的密切关联性限定了赋诗者进一步创造的空间和自由,但赋诗断章在“不学诗,无以言”的时代完成了对古诗摹拟的蒙昧状态,赋诗者大胆地学习和摹拟《诗》的精神激励着后世的拟古创作,对后世拟古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左传;赋诗断章;诗学修养;摹拟;拟古精神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On the Antiquity-Imitation Spirit in the Poems of Zuozhuan

MAO Zhen-hua

一

《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1](P1755-1756)诸侯、卿大夫在频繁的盟会、聘享等场合中每每赋诗以见其志。“赋诗断章”是赋诗言志和断章取义的简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2](P200)杜预注:“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2](P200)杨伯峻注曰:“赋诗断章,譬喻语。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不顾本义,断章取义也。”[3](P1146)赋,《说文》云:“赋,敛也。从贝武声。”[4](P131)从“赋”的本义贡赋来看,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引申之“赋”与“铺”之意相通。《汉书•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1](P1755)“赋”字在这里的用法是指口头上的“陈述”,或者说是口头上的“铺叙”。《春秋左氏传》郑玄注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2](P1742)文献中尤以诵古为最多,造篇可能是在未能找到合适诗篇情况下的一种创造。所谓的“章”在春秋时期是指诗歌或乐曲的段落,诗舞乐是融为一体的,乐的一曲往往是诗的一章,断章也即是断取古人已有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在具体的赋诗场合中赋诗者可根据实际需要赋全篇之诗或赋《诗》中的某个段落的。“断章”实际又包含于“赋诗”之中,所以学者们经常将“赋诗”和“断章”联系起来。“赋诗断章”已成为当时运用《诗》的一种惯例,并以此来概括《左传》和《国语》中的全部赋诗活动。在赋诗中,《诗》变成一套隐语或特殊的外交语言,但大多数情况下彼此都能心照不宣,“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皮锡瑞说:“赋诗明志,不自陈说,但取讽喻,此为春秋最文明之事”。[5](P3)赋诗的习俗成为人们引以为雅的礼文风尚。

赋诗与时人崇古的心理倾向不无关系,春秋文化中浸润着强烈的崇古意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6](P2463)在文化上学习和效法古贤是春秋时人的选择,他们认为“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6](P2487)因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7](P1634)努力学习先人文化。从时人讽诵旧章的意义上说,赋诗本身承载着强烈的崇古与复古的倾向。有论者认为拟古出现在汉代,但我们从赋诗的实例中可以窥见赋诗者拟古的心态,赋诗的这种用诗方法对后世拟古诗歌的创作不无影响,劳孝舆说:“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作;彼人之诗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8](P1)明何良俊所说:“《左传》用诗,苟于义有合,不必尽依本旨,盖即所谓引伸触类者也。”[9](P12)赋诗断章是“借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10](P224)这种将无名之作援为己作的做法就是“不作而作”的一种重要体现,也即是古诗为今人所用,借古人之言申述个人之志,是对已有之《诗》的改造和化用,也可以说是对古诗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模拟和再创造。因此傅道彬先生在论及垂陇之会赋诗和郑六卿饯韩宣子赋诗时说:“垂陇之会的赋诗犹如皇都陆离,错然杂陈;郑六卿饯韩宣子赋诗,不仅也是五光十色,而且更带有独特的地方风味,总之是纵横采撷,他们都达到皆成文章的水平。”[11](P87)这两次赋诗是带有群体性赋诗的活动,“这与后世文人诗酒酬唱,从根本上说实在没有什么两样。”[12](P91)

二

从后世的拟古创作来看,拟古是以因袭和摹仿前人的作品为主要特征,拟古是创作的准备阶段,也是诗歌走向文人化的必经阶段。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实则昔人拟古,乃古人用功之法,是入门途径,而非最后归宿。”[13](P191)摹拟的过程就是对前代作品中的艺术手法和创作思想的一种学习过程,在摹拟的过程中达到对其作品了然于心的目的,不是把摹拟作为最后的归宿,而是从其作品中突破出来达到一个新境界——创新。因此拟古的第一阶段是学习阶段,也就是学识积累的阶段。邓仕樑先生说:“大抵摹拟盛行,必然在文学传统已经形成,或文人对传统有深刻认识的世代,因为有了前人丰富可观的遗产,才有摹仿的对象。”[14](P87)第二阶段是要有摹拟阶段的实践,是借鉴和学习古诗,用心揣摩、模仿前人作品的阶段,一般表现为规模古制、亦步亦趋,其作品也只是简单重复前人,没有什么特色。第三阶段是摹拟基础上的创新阶段,“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15](P279)“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因此这个阶段就要有超越、突破和发展。综观《左传》赋诗,赋诗者无不具有深厚的《诗》学修养,他们侃侃而谈讽诵旧章,以《诗》来实现其“微言相感”的社会功效。总体上来说,赋诗断章完成了拟古创作的前两个准备阶段,而且前两个准备阶段是极其成熟和完善的。

《诗》是春秋时期各国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诸侯、卿大夫在频繁的政治外交场合常常赋诗言志。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6](P2507)他认为对诗不仅仅是能背诵,还要能灵活运用它去实现政治和外交功能。因此春秋时期各国非常重视《诗》学修养,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6](P2522),“《诗》《书》执礼,皆雅言也”[6](P2482),“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6](P2487),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6](P2525)孔子对《诗》的重要性以及《诗》的各种功能都说得十分透彻,他认为应把诗用到语言中去,用诗去实施典礼、讽谏和赋诗等。《国语•楚语上》:“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16](P499)。《礼记•王制》中记鲁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7](P1342)这些都充分说明春秋时期各国在《诗》等的教育上有发达的基础。“《左传》之所以称引,足证古代贵族社会,其诗乐教化之深意,即诗书礼乐教化之为用也。”[17](P451)总之,春秋时期的赋诗者普遍浸润《诗》学风尚,对《诗》的掌握已经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了。

有了深厚的《诗》学基础就会有摹拟,也即是初步摹习属文的试作。朱熹说:“向来初见拟古诗,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元来却是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间,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18](P3301)许学夷《诗源辩体》说:“拟古如摹贴临画,正欲笔笔相类……盖本以为入门之阶,初未可为专业也。”[19](P52)王瑶先生进一步阐释,认为拟古“本是一种主要的学习属文的方法,正如我们现在的临帖学书一样。前人的诗文是标准的范文,要用心地从里面揣摩,模仿,以求得其神似。”[20](P200)在具体的赋诗中赋诗者可以根据具体的情景选择符合自己意旨的诗篇进行吟诵,“在整个用《诗》过程中诗人是被忘记的,诗的感情和意志是屈服于用诗者的理念和意志的。”[11](P114)这时的赋诗和西周时期的“歌诗”那种呆板、固定的形式相比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多变性。“赋诗言志用的是诗的象征意义,即把诗置于特定思维场下,一些与诗句本身无关的外在因素都参与了新义的创造,用创造后的新义作为交流的手段,常常是意在言外的。”[21](P40)在吟诵的过程中,赋诗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诗篇进行能动的改造、化用和发挥。其实《左传》中的赋诗是相当灵活的,如《左传•成公九年》: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

季文子奉鲁成公之命到宋国慰问伯姬,回国复命时,成公设享礼招待他,季文子赋了《韩奕》的第五章:“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訏訏,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有誉。”这段主要是描述蹶父英勇睿智,为其女韩姞而选择了可嫁之所。季文子赋此章以蹶父来形容鲁成公,用韩姞婚后安乐幸福且有美誉来形容伯姬的生活。穆姜听了后赋《绿衣》取其“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之意,对季文子表示感谢。劳孝舆《春秋诗话》对此评价甚高:“《韩奕》取其事之切,《绿衣》略其事而取其意,同时共赋而各不同,古人不如此,可为诗法。”[8](P2)

《左传》的赋诗中最具特色的一次是双方的应对全部以诗为媒介。《左传•文公十三年》:

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郑人和鲁人在这次赋诗活动中表面上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四诗拉遝称引,各各不言而喻。”[8](P2)实际上在彼此的赋诗应对过程中,暗中交锋了两个回合。郑国背晋后又想归附晋国,希望鲁文公代为求情。郑大夫子家赋《鸿雁》,取其“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用鳏寡自比请求鲁文公再度去晋为其请和。季文子代表鲁文公赋《四月》,取其“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表示不想远行劳苦。子家赋《载驰》之四章,义取“控于大邦,谁因其极”表示郑国有难,有求于大国——鲁国帮助。鲁文公不好再搪塞了,季文子随即赋《采薇》之四章以应对,义取“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来答应为郑国奔波。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各国的所有意愿是通过吟诵《诗》来完成的,而且所引之《诗》表达各自意愿恰当贴切,真挚自然。

从这些赋诗中可以看到“赋诗断章”本身就是对诗歌精神或主旨的一种自我理解和阐释,也即是以己意说诗,是在自我思维范围内对诗歌精神的一种再创造,季文子、穆姜、子家等所赋之诗只要稍梢转化就会完成由纯粹机械吟诵到自由创作的实质性转变。但是赋诗者是在礼仪规范的束缚下的赋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表情达意的方式,他们的赋诗行为无不体现出其对礼仪文化的坚守和遵从,因此士大夫们不得不放弃心中的创造性而随口朗诵。礼在当时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2](P1736)的大事,“夫礼,天之经,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2](P2107)“礼义立则贵贱等矣”[7](P1529),《左传》中涉及“礼”字达五百多处,在《左传》三十一例的赋诗中直接谈及谈及“礼”的有六处之多,刘毓庆先生认为:“赋《诗》引《诗》之风与礼治思潮同步而兴,而频繁地会盟燕享,则给了诗礼风流展示的平台。”[12](P90)礼仪法典在当时人的行为准则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仪式文化以它固有的行为方式和程序准则规范和约束着人的行为,赋诗中所要遵从的“歌《诗》必类”[2](P1026)和“诗以合意”[16](P171)的用《诗》原则进一步束缚了赋诗者的自主创造力,因此礼仪文化的谨慎和规范性的要求让身为上层贵族的赋诗者无法逾越,“在礼治思潮下,整个时代的士君子,无不以《诗》礼为立身之本,以求自我实现的机会。”[12](P90)各国君卿酬酢应对无不熟谙《诗》礼以及《诗》本身所蕴涵的礼仪文化,赋诗断章只不过是在礼乐文明还最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赋诗者在礼乐文明框架的束缚下的一种自觉的诵古,他们几乎没有创作所应有的驰骋想象的空间和自由,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象正式创作一样的作品。若不是在严格的礼乐文明的规范下,他们的吟诵也就不会是循规蹈矩的一味吟唱,而会在《诗经》的规范体系下唱出自己的心声,甚至会义无反顾的进行创新。

即使后世所作拟古诗也有很多只是机械的模仿,如《文选》中所录张载的《拟四愁诗》只是对张衡《四愁诗》的简单的修改或者说是机械性的置换,其诗如下:

四愁诗(第一章)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以怀忧心烦劳。

拟四愁诗

我所思兮在营州,欲往从之路阻修。登崖远望涕泗流,我之怀矣心伤忧。佳人遗我绿绮琴,何以赠之双南金。愿因流波超重深,终然莫致增永吟。

张载的《拟四愁诗》的摹拟与春秋时期的赋诗断章没有太大的区别。后世这样的摹拟之作很多,他们的创作中常以“效”、“拟”、“代”等为题头,因此《石林诗话》:“尝怪两汉间所作骚文,未尝有新语,直是句句规模屈宋,但换字不同耳。至晋宋以后,诗人之词,其弊亦然。”[22](P434)

三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说:“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1](P1755)按此说,周道衰微之后,“赋诗”之学已不在列国流传,“赋诗言志仍然是一种仪式性与音乐性都比较浓厚的行为,它对于礼乐仪式的依赖决定了他随同崩溃的礼乐制度一起消亡的命运。”[23](P16)战国说客纵横放肆的抵掌而谈取代了春秋间温文揖让的赋诗言志,诗的市场在聘问宴享上缩小了,随着礼乐文明的衰微,拟古的思潮有了进一步的扩张和发展。拟古思潮兴起于西汉,西汉以降,文人诗迭出,可供拟作的模本就越来越多,文人每每以“拟作”、“代言”等方式从事写作,于是就形成了拟古之风的盛行。汉代的许多士大夫由于深受压抑和挫折而追悯屈原,写出了一系列的以“拟骚”为式的“贤人失志之赋”。当时摹拟枚乘《七发》的很多,《文心雕龙•杂文篇》云:“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15](P127)《全晋文》四十六傅玄《七谟序》曰:“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龙、桓鳞、崔琦、刘梁、西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24](P1723)汉末之际,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15](P404)的社会现实,世人的拟作多借古题抒发一己之怀,表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色。魏晋时期是拟古诗创作的高潮,出现了许许多多拟作的名篇,《文选》中列“杂拟”一类,共收录包括陆机、张载、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江淹等的拟古诗六十三首之多。

《左传》赋诗断章在“不学诗,无以言”的时代完成了对古诗摹拟的蒙昧状态。虽然赋诗的衰落没有直接导致拟古思潮的真正觉醒,但赋诗断章中大胆的拟古精神和内在动力已被社会认可和接受,《左传》中一批批士人学习和摹拟《诗》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世的拟古创作,对后世的拟古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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