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学者焦竑的归隐林泉生涯

焦自云 汪永平

摘 要:焦竑是明代后期的著名学者。文中以其归隐林泉生涯作为解读的切入点,通过梳理他在这段时期内的治学活动,初步探讨其学术思想,从而重新认识和审视这位在明代就很有声望,同时又颇有争议的学者,展现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关键词:焦竑;明代;归隐林泉;治学活动;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J509.9文献标识码:A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holarJiao Hongs Careerof retirement in seclusion

JIAO Zi-yun,WANG Yong-ping

晚明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界发生了激烈变化。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逐渐萌芽、发展,汇合成为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乃至成为近现代的学术与思想革新运动的滥觞。学者焦竑就是这思潮中的一位积极的参与者。他一生以博学多闻知名,在史学、文献考据学、古文字学、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皆有突出成就。他所进行的多方面的学术与思想活动,对实学思潮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与催化的作用,也使他成为晚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焦竑(1540―1619),字弱侯,号澹园、漪园等。南明“福王时,追谥文端”①。原籍山东日照,四世祖焦朔“自国初以宦游留金陵二百余载”,②遂世为南京人,隶籍于南京旗手卫。纵观学者焦竑的治学生涯,可大致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从青少年开始,至万历十七年(1589)以状元及第,官授翰林修撰为止,为第一时期。他一面钻研学问,一面应对科举考试,因勤奋向学,才华过人而盛名早誉。自进京为官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辞职归隐的十年,可视为第二时期。虽忠于职守,勤恳做事,然宦海沉浮,非其所长,终因人陷害,开始其归隐林泉的第三时期。重归纯粹学者道路上的焦竑,虽有遗憾,却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治学的思想,直至去世。

文中即以归隐林泉的第三时期作为解读学者焦竑的切入点,通过梳理他这段时期的治学活动,初步探讨其学术思想,从而重新认识和审视这位在明代既颇具声望,又赋予争议的学者,展现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一、归隐林泉

归隐林泉,隐逸世外,犹如中国文化深处的桃园梦境,尽显浪漫与超脱,引无数文人为之心仪。这种对精神境界的独特追求在中国文化中似乎是根深蒂固的。其思想源于老庄,又兼而融会了禅家、儒家的文化因子——禅宗“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许多观念,都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观选择归隐林泉之士,大多胸怀大志,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试图“达则兼济天下”。然却多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用,只能退而求“穷则独善其身”,以守住自己内心的纯洁和理想的高尚。这是一种以消极被动抗世甚至积极主动出世的方式来对待现实社会的姿态;是一种追求精神自由,重视精神意识,甘于孤独的清幽境界。

细品焦竑的归隐林泉生涯即是如此。“粤自早岁,则以道德经术标表海内” ③的他以50岁高龄才夺得科考魁首——状元,踏入仕途。他曾无限感慨地说:“某自髫年发愤向学,岂第为世俗梯荣计,实吾父督教甚严,不忍怠弃,欲因之稍稍树立,不愧家声耳。” ④焦竑即负一时人望,有“公他日为相” ⑤的说法,又具聪明才智,被称“素怀社稷大计” ⑥,对于政治上的前途他也似有了一种潜在的、强烈的意识。任职十年,兢兢业业地勤于政事,欲成就一番事业。然而“竑即负重名,性复疏直,时事有不可,辄形之言论,政府亦恶之。” ⑦这种性格品质上的梗介疏直,终使其受到倾轧诬陷,遭到放逐的命运。官场的这种冷漠与倾轧现象,使他深感苦恼与厌恶,发出了“碌碌京尘,自觉可厌,故山时入梦寐,又未能即环”,“金马浮湛,聊以避世,乃复不容,则有投劾去耳”的感叹。屡遭贬抑的境遇,终使其心灰意冷,无意仕途,辞职归隐。

归隐林泉的焦竑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摆脱官场争斗与公务缠身的闲适自得,一方面是忍辱含冤与壮志未酬的心有不甘。坚持儒家思想原则,兼修释道文化的他之所以选择退出仕途,归隐金陵,是迫于时势的无奈,也是自己内心精神境界的追求所至。这种特殊的人生际遇却成就了焦竑,不仅让他在晚明时期名噪一时,更使其位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而名垂于世。

二、治学活动

“暂卧东山,休息乎道林艺圃,远近宗挹,履满限穿,答问更繁,述作犹盛”。⑧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如是描述恩师焦竑的隐逸生涯。从中可窥见焦竑归隐后的生活是闲适安定的,专心一意地读书、交游、讲学、著述,以主动的出世方式来应对现实社会的挑战。

1、“拥书数万卷,日哦咏其中” ⑨

“卜居秦淮湄,在市罕人迹。开函读古经,落日照赤壁。”这首五言律诗是焦竑自叙此时的读书生活之作,颇有几分超然洒脱之意。“[焦弱侯]自是天上人,家境萧条如洗,全不挂意。只知读书耳。虽不轻出门,然与书生无异耳。”好友李卓吾的描写却最能反映学者焦竑的现实生活境况。为官清廉的焦竑,归隐金陵后,家境较为清贫,“五车楼”的藏书成为他最重要的财富。又有读书处,名曰“欣赏斋”,其所撰之书多写于此。又有一小园,谓之“澹园”,焦竑常以此为号,后人也多以“澹园先生”称之,盖因于此。

《明史•焦竑传》评“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⑩其读书涉猎面之广让人惊叹。探究其因,一是他能潜心读书、钻研学问,二是他善于收书、藏书。澹生堂主人在《澹生堂藏书训》中也曾记载亲眼所见:“金陵焦太史藏书两楼,五楹俱满”。清黄虞稷、周在浚所撰《徵刻唐宋秘本书例》一卷有云:“明代藏书之富,南中以焦氏为第一。”然而焦竑藏书并不止于“束书不观”的藏,更对藏书进行整理编目,而且“一一皆经校 探讨,尤人所难”。曾编有《焦氏藏书目》二卷、《欣赏斋书目》六卷、《欣赏斋金石刻目》二卷等。B11他所做笔记更是辑成了八卷本的《焦氏笔乘》一书。焦竑的这种藏书习惯不仅自己受益匪浅,丰富了他的目录学、考据学思想,促成了他在史学方面的编纂、历史考辨等思想的形成,而且对整个晚明学术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焦竑的豁达与道义的责任感,以及出于他对于学术与学者的尊重,常将藏书与有识之士共享,如学者陈第在《世善堂书目》中曾自序云:其书多抄自“金陵焦太史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明学术思想界的繁荣。

2、“文章南国多门下,翰墨西园集上才”

明代书法家黄汝亨在《祭焦弱侯先生文》中说:“四方学者、士人无不以得见弱侯为荣,所谓‘天下人无问识不识,被先生容接,如登龙门。而官留都者自六官以下,有大议大疑,无不俯躬而奉教焉。”可见归隐的焦竑,不仅没有就此沉寂,反而获得了更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盖因其博精的学识和广泛的交游。他不但在金陵延接了众多来访的学士、名流,更广交天下奇士,如李卓吾、陈第、袁宏道、徐光启等,使其影响远非一般拘于一隅的文人所能比及。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当时,在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赫的公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按:指焦竑曾中状元),中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誉。后来,他被罢官免职,闲居在家,养尊处优,但人们还是非常尊敬他。这个人素有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中国三教领袖的声誉。他在教中威信很高。他家里还住着一位有名的和尚(按:指李贽),此人放弃官职,削发为僧,由一名儒生变成了一名拜偶像的僧侣,这在中国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他七十岁了,熟悉中国的事情,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B12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的这段回忆录披露了明末思想怪杰李卓吾与焦竑之间深交的事实。焦竑“笃信卓吾之学,以为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B13。《明史﹒焦竑传》记载“时颇以禅学讥之”B14的评语与此不无关系。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是焦竑辞官归隐的第一年。李贽重返南京,复与焦竑研讨“性命之学”,同时一起兴起读《易》之会。后来李贽撰成《九正易因》,焦竑似亦有《易因》之删定本。利玛窦也正是当年专程登门拜访了焦竑。次年李贽在麻城被逐,焦竑致诗云:“去我无千里,相逢忽二年”,“独往今何事?重逢会可期?白门遗址在,相为理茅茨。”邀请李贽重返金陵,暂避迫害。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不堪凌辱,自刎而亡,焦竑闻讯甚为愤慨,撰写《荐李卓吾疏》以遥祭李氏。李贽死后,其著作多被禁毁,后在焦竑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了李贽的《李氏遗书》、《续藏书》、《续焚书》等,并为之作序,又重新编辑出版了《焚书》。

焦竑归隐林泉之时,新结交的名士中当属陈第为第一人。究其实,陈第与焦竑两人神交已久。万历二十九年(1601),陈第着手研究《诗经》古音,获读焦竑《焦氏笔乘》“古诗无叶音”条,甚契其心,赞曰:“此前人未道之语也,知言哉!”万历三十二年(1604),陈第专程到金陵拜访焦竑,这是焦、陈的第一次见面。开门见山就谈经说史,极为投契。此后,陈第常居焦宅,借读其书,共同研讨古音的问题。后陈第著成《毛诗古音考》、《伏羲图赞》、《寄心集》、《尚书疏衍》等书,焦竑为之校核审订与撰写序跋,并协助出版。陈第所作《毛诗古音考杂咏诗》中“晚逢焦太史,印可诺心灵”,“晚逢金陵焦太史,却将字字比南金”等诗句B15,多次流露出对于焦竑帮助的感激之情。而陈第的著作,对于后人顾炎武的影响极大。由此可见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焦竑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3、如水赴壑,以理学倡

“先生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弇州(明王世贞,当时的大文士、后七子的领袖)所不如也。”B16明末思想家、学者黄宗羲谈及焦竑的讲学活动时,如是说。明代户部尚书耿定向(焦竑恩师)之弟、兵部右侍郎耿定力在《焦太史澹园集序》中亦说道:由于焦竑“识弥高,养弥邃,综万方之略,究六艺之归。”“海内人士得其片言,莫不叹以为难得。”B17

焦竑这段时期的讲学活动可以说是十分频繁的,其宣讲内容主要为良知心性之学。其中影响比较深远的的有三次:崇正堂讲学、新安讲学、明德堂讲学。这三次的讲学实录被收在《澹园集》中,也有合刻本《焦弱侯问答》。

万历三十年(1602),焦竑为了纪念恩师耿定向当年在金陵倡导良知之学,策划修建了耿定向祠堂,建在当年耿定向筹建的清凉山崇正书院内。焦竑为此作《先师耿天台先生祠堂记》。建成之后,多有讲学活动于此,《崇正堂答问》既为他在此讲学时,与听讲学者问答的记录。

万历三十一年(1603),焦竑应邀赴新安还古书院讲学。自“荐绅先生”至“儿童牧竖”四方人众聚集者二千余人,皆为听焦竑的讲学而来。此次讲学中,焦竑主要采取与众人对话讨论的方式,对众人“随机指示,言简意尽。一时闻者咸悚震踊跃”,以未曾听到过这样亲切的讲学与启示,众人“如旅而归,如寐而觉,如调饥而享太牢,以此知性之相近,而尧、舜之可为也。”这次讲学的实录,记载于焦竑的学生谢与栋辑成的《古城问答》一书中。

万历三十四年(1606),谢与栋等在金陵罗近溪祠明德堂再次举行讲会,请焦竑主持此会。虽然之前身体有恙,但闻有讲学之会,焦竑即慨然前往。至则“精神焕发,视畴昔更倍。闻者欢喜踊跃,得未曾有。若惟恐其言之尽也。”这次讲学活动,后由佘永宁记录整理成《明德堂答问》。B18

4、著作等身,成就斐然

焦竑毕生勤于著述,涉猎面之广,并世可比者甚少,被誉为“百科全书似的人物”。观焦竑著作的形式主要有五大类:一是学术性专著,二是诗文集,三是读书笔记,四是文献史料的纂辑,五是古代文献的校订、注释、评述等等,所涉及的范围包含了心学、子学、佛学、文学、史学、目录版本、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其著作多有传本存之于世,成为研究焦竑的重要文献资料。尤其在他归隐金陵的20年里,焦竑更是整理、刻印了不少重要著作。期间撰写的大量诗词古文、序跋、评论、书信、志铭、表传等作品,多收录于他的文集之中,还有许多散见于他书,或竟散佚了。

《澹园集》,又名《欣赏斋集》,是焦竑的主要著作之一,正集有49卷,续集35卷,另有别集若干。正集刻印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续集刻印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别集则仅见于文献的著录。《澹园集》中所收文章多为焦竑中后期的作品,对于研究焦竑中后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内容、学术成就等大有裨益。

万历三十四年(1606),《焦氏笔乘》正续集也刻印完成。此书是他的读书笔记,共一千余条,内容包括了经、史、子、集、佛、道、医、方等等,书中既记录了他的考据说研究的一些成果,也记录了他不少重要的思想观点及学术活动,是研究焦竑的哲学思想和考据学成就的重要文献。此外,万历四十年(1612)刻印的《易筌》六卷,则是焦竑晚年学《易》、解《易》之作。

焦竑因万历二十二年(1594)参与明代国史的编纂工作之故,多方收集史料,积极地进行明史撰写前的准备工作。后史馆关闭,修史中辍。归隐金陵后,焦竑始有时间整理编辑这些资料,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著成《国朝献征录》和《国史经籍志》两书,成为研究明史的重要文献。其中《国朝献征录》有120卷,《国史经籍志》6卷。刻印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玉堂从语》,则是焦竑晚年的最后一部史学方面的著作,是他采掇明代历朝翰林学士故实撰辑而成。

归隐期间,经过焦竑整理、注释、编选、辑录的古代或者前人的文献典籍也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传播。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印《陶靖节先生集》;万历三十二年(1604),校《书画漫录》;万历三十六年(1608),校《品茶要录》;万历三十八年(1610),校坊本《洛阳伽蓝记》;万历四十二年(1614),编辑《张横浦(载)先生文集》;万历四十五年(1617),编辑刻印《升庵外集》100卷等。B19

三、学术思想

嵇文甫先生在其《晚明思想史论》中,对于晚明思想界的变化趋势作了一番精辟准确的分析,指出其发展的总趋势是从超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王学和禅学在晚明思想界中占中心地位,其内部也未尝没有现实主义的倾向。这各种倾向最终汇合成明末清初的实学运动,以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划出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B20将焦竑放在这晚明社会与思想史的流变趋势图中,是研究其学术思想的基准点。观其学术思想的递嬗,恰是沿着思想史中从超现实主义向现实主义,也即从心学向实学流变的辙迹。

1、心学思想——“尽性至命之学”

焦竑早年由比较正统和据守礼法的耿定向引导进入“阳明心学”的殿堂,与当时的思想怪杰李卓吾为莫逆之交,后质疑于王学左派的后期干将罗汝芳与王襞,在他们的熏陶之下,其思想日趋成熟,对于“阳明心学”亦倍加服膺,尤其在其归隐金陵后,他不遗余力的推崇与宣传王阳明的良知心性之学,赫然成为王学左派的后劲。

心学肇源于宋朝的学者陆九渊,完成于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它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大革命。心学思想虽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存有局限性,但于当时却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明代在倡导禁欲主义的程朱理学的笼罩之下,人性普遍受到压抑,强调人心的主体作用,强调充分认识人自身价值的心学理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焦竑的思想就属于这样一种哲学体系。

王学左派的后学们多不墨守师说,焦竑亦如是。他认为心学的传统应上溯孔孟,从儒学之祖说起。他提出“孔孟之学,尽性至命之学也”,B21用于解答人对于自身的心与性的认识,以及疑惑与是非的,是最高的学问。在其归隐生涯里的几次颇有影响的讲学活动中,更将“心”一词剖析为三层含义:“血肉之心”、“情感之心”和“真心”。这“真心”即是“良知”,是心学体系中最根本的范畴。B22

焦竑的尽性至命之学,就是要从认识自己的“真心”始,从而悟到“羲、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悟到主观自我的主体作用。他进而倡导“学道者当扫尽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于古人脚下。”B23认为学者应解放思想,广泛吸取诸家学说思想之精华,能持独立见解,开辟全新的思想境界。这恰与当时盛行的三教合一论的浪潮想适应,焦竑也因之被尊为三教领袖。但他终究是以儒学统摄全局的,主张缓佛入儒,以佛证儒,从而壮大儒学体系,其思想中带有一定的调和意味。他对待问题的态度也趋于中庸,即主张思想解放,不傍依古人,又要遵守法度,不搞索隐行怪。所以不难理解他虽与李卓吾深交,且“笃信卓吾之学”,但是归隐之后的他并没有发展成为狂禅学者。

另一方面,焦竑的尽性至命之学也是一种人性与思想德行的修养方法。“知性”与“复性”是修养的两个步骤,更是心学“致良知”的重要内容。“知性”是第一步,他说“其不可思与为者,从容听其自悟”,“求诸自性”。又言“先师所谓讲学者,大约在知性。性未易知,须假方便以通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知性之方便法也。”B24第二步是“复性”,“若能于喜怒哀乐之中随顺皆应,使虽有喜怒哀乐,而其根皆亡。情根内亡,应之以性,则发必中节,而和理出焉。如是,则有喜非喜,有怒非怒,有哀乐非哀乐,是为尽心复性。心尽性纯,不谓之天,不可得已。”B25关于如何“致良知”,焦竑提出了“事则渐修”、“理须顿悟”之说。这即承续了良知顿悟的师说,又强调了事的渐修过程。B26较之于只知强调静观反思以求自得的心学家们而言,焦竑向着实学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2、实学思想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朱学的“知”而发的。然后学者有不知其变者,流于空谈心性的空疏之学有之。焦竑则基本承袭了王阳明的传统,力避空疏学风,且更加强调“行”,认为“口说不济事,须要实践。”B27只有不断地学习、实践,才能达到真正良知的境界。因而焦竑的治学活动多集中于各种实际学问的研究,不仅有研究成果,而且有独到的思想理论,尤其在考据学、史学、文学等方面,更有开启后世之功,从而全其以博学多闻著称,以实学绩行名世。

观焦竑的心学与实学双修,似有矛盾,然换角度解读,其实质都是反对程朱理学,反对思想僵化,追求人性解放,发挥人主体意识作用之故,实则异途同归。又有余英时先生云:“在心性之说方面,弱侯实可说是一结束人物。此与其在博学考订方面之为开创人物,适成有趣之对照。但他自己并不觉得其学之分为两极,有何内在矛盾。此正是象征‘尊德性之境既穷,不得不转向‘道问学一途也。” B28此语不仅正道出焦竑思想递嬗之因,亦推崇其在考据学方面的贡献。

(1)考据学思想

明清考据学新风首开于明代的杨慎,其后的焦竑与陈第推波助澜,并卓有成效。焦竑更与杨慎并称为“考据双璧”。他曾极力收集杨慎的著作进行研读,在归隐金陵后,更编辑出版了《升庵外集》一百卷,可见他不仅极力推崇杨慎,而且深受其影响。此外,归隐之时结交的陈第与焦竑之间的相互影响亦不容忽视。他们对古音韵学的研究及方法,成为清代古音韵学之滥觞。

焦竑虽自称其博学考据仍是以明心见性为目的的,然究其实质实乃实学之路,与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发展趋势相吻合。他的博学考据并非以诸经训诂自限,而是以此为手段,去探求经史蕴含的义理。其文献考据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主要成就在辨伪和校勘两个方面。他认为:“世惟卓识殆洽者能辩学之证伪。”B29这是对辨伪素质提出的要求。又分析了经典传至明代后,古义尽废,书籍致伪的原因,并对当时经文注疏的繁琐失真痛加针砭,倡导不依傍故人,持独创见解。在文献校勘方面,他注重古字、史实、名物制度的考辨。不仅总结了古今文字的演变规律,而且注重材料与证据,注意通过理证校订史实和名物。

(2)史学思想

明史编纂工作的中断,让焦竑抱憾不已。然其零星提出的关于史学方面的见解,以及史学编纂的方法与原则等实为真知灼见,尤其他对史料搜集与整理的重视,对后世明史的编修与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奠定了他在明代史坛上的重要历史地位。顾起元曾称颂其为“诚所谓业传二正,才擅三长者矣。”B30

焦竑归隐之后,充分利用之前任明史纂修之时所搜集的史料,编辑成几部颇有影响的明史史料著作。《国朝献征录》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学士大夫向往此书,借观至于简渝,传写为之纸贵。”B31《国史经籍志》虽因其部分著录方面的失误,而饱受批评,但仍不失为纂修明史的一个良好基础。顾起元为《玉堂从语》作序时,言此书“义例精而权量深,闻见博而取舍严”。从中可窥见焦竑对史料鉴别和整理的重视。他认为史料是史学编纂与研究的基础,应广搜资料文献以追求史料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坚持传信与实录的原则,其笃实的学风可见一斑。

“史者当国之龟镜,万载之眉目也。”B32对史学警世借鉴作用的强调,显示出焦竑并没有跳脱出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价值观。但对于史馆修史,他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应重视“史职”、“史权”和“史任”,承认史官的独立人格,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且修史必须用高水平的专家,“而欲以乌集之人,勒为鸿钜之典,何以胜之?”。B33焦竑此说是由当时的修史现状激发而来,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3)文学思想

明代文坛纷争不已,各家学说纷呈。做为文学家的焦竑却很难在其中划归所属。细解其文风及文学观念,即承续了明初宋廉诸人和唐宋派作家“宗经明道”的文学精神,又开启了公安派作家“性灵”之先声。这于当时仍被拟古主义所左右的明代文坛而言,可谓意义特殊。

焦竑实在是一位才华横溢,又勤奋多产的作家,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他晚年曾自述曰:“阅历日久,见故人之著作日益多,洞然悟为文之法度,益信近世剽窃支离者之为非。”于是更“欲愤然大肆其力。”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斐然。《明史﹒焦竑传》称赞其“善为古文,典正雅顺,卓然名家。”徐光启更指出“读其文而有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则一而已”,B34可见焦竑所撰文之价值。

焦竑的实学思想表现在文学方面,是对文章社会功能的注重。他认为“世无舍道而能文者”,写文章就应遵循“文以载道”的原则,要“闵时忧世”、“动关国体”,主张以“实”论文。B35另一方面,受其心学思想的影响,焦竑主张诗文创作应“道胸中所欲言”,抒写“性灵”,即注重作家的主体能动性。同时,亦应“脱弃陈骸,自标灵采”,不拘于形式主义,“考古以合变”,从而不致陷于“前后七子”之流的僵化复古。B36这些思想对于推动晚明文学艺术与文学批评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结语

“学者焦竑实是一个兼容并蓄、不拘故常的当时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B37李剑雄先生的评价之语颇为中肯。归隐林泉的20年,也正是焦竑集思想之大成的时期。虽然官职被免,但是他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却因其学术上的成就和人格上的魅力而越来越高,时人称之为“锯儒宿学”、“士林祭酒”、“北面人宗”,一时成为江南学术思想界的主盟。

焦竑以学者立身,坚持以儒家的思想原则统摄各种学说,不遗余力的壮大心学体系。同时,他亦能兼容泰西之学,使其融会各种学术思想而不陷于偏至。他秉持独立见解,力主思想解放,成为一名能容纳新知的有卓见的学者。他在考据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贡献亦奠定了其在学术思想界的历史地位。作为晚明王学左派的一员大将,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对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的演化着实起到了一种促进与催化的作用,在整个中国思想界向经世致用的实学发展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与贡献,这应予以充分肯定。

① 《明史•焦竑传》。

② 焦竑《与日照宗人》,《澹园集》卷十三。

③ 徐光启《尊师澹园焦先生续集序》,《金陵丛书》本《澹园集续》卷首。

④ 焦竑《刻两苏经解序》,《澹园集》续集卷二。

⑤ 冯梦桢《与焦弱侯》,《快雪堂集》卷三十二。

⑥ 陶望龄《与焦弱侯》,《歇庵集》卷十六。

⑦ 《明史•焦竑传》。

⑧ 徐光启《尊师澹园焦先生续集序》,王重民编《徐光启文集》卷二。

⑨ [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十三。

⑩ 《明史•焦竑传》。

B11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史部. 薄录类》。

B12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北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8-359页。

B13黄宗羲《文端焦澹园先生竑》,《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

B14《明史•焦竑传》。

B15陈第《毛诗古音考杂咏诗》。

B16黄宗羲《文端焦澹园先生竑》,《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

B17耿定力《焦太史澹园集序》。

B18焦竑《古城问答》,《澹园集》卷四十八。焦竑《明德堂答问》,《澹园集》卷四十九。焦竑《崇正堂答问》,《澹园集》卷四十七。

B19李剑雄著《焦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358页。

B20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171页。

B21焦竑《答耿师》,《澹园集》卷十二。

B22焦竑《古城问答》,《澹园集》卷四十八。焦竑《明德堂答问》,《澹园集》卷四十九。焦竑《崇正堂答问》,《澹园集》卷四十七。

B23焦竑《支谈》,《焦氏笔乘》续集卷二。

B24焦竑《古城问答》,《澹园集》卷四十八。

B25焦竑《读孟子》,《焦氏笔乘》续集卷一。

B26焦竑《古城问答》,《澹园集》卷四十八。《明德堂答问》,《澹园集》卷四十九。《崇正堂答问》,《澹园集》卷四十七。

B27焦竑《崇正堂答问》,《澹园集》卷四十七。

B28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B29《国史经籍志•子部》,道家。

B30９似鹪《国朝献征录序》,《懒真草堂集》卷十六。“二正”指殷正、周正,谓焦竑能继承史馆之业。“三长”谓史才、史学、史识。

B31顾起元《国朝献征录序》,《懒真草堂集》卷十六。

B32焦竑《经籍志论•起居注》,《澹园集》卷二十三。

B33焦竑《论史》,《澹园集》卷二。

B34徐光启《尊师澹园焦先生续集序》,王重民编《徐光启文集》卷二。

B35焦竑《刻两苏经解序》,《澹园集》续集卷一。

B36焦竑《与友人论文》,《澹园集》卷十二。

B37李剑雄著《焦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明]焦竑撰,李剑雄点校.澹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明]焦竑撰,李剑雄点校.焦氏笔乘[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李剑雄著.焦竑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7]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北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358-359.

[8]余英时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9]余英时著,程嫩生、罗群等译.人文与理性的中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王勇刚.焦竑的史学思想[J].殷都学刊,2001,(01).

[11]龙晓英.焦竑与公安三袁关系考论[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

[12]赵树廷.心学的绝唱,实学的序曲——焦竑学术递嬗的个案探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