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梦难圆不成眷

李建东

摘 要:“好梦难圆”是中国古代爱情诗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向,它与中国独特的“发乎情,止乎礼仪”的伦理有关,也与中国独特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审美有关。同时,也与两地阻隔、世事人情的复杂多变有关。在中国的正统文化里,两性间爱情既没有多大地位,又因国事、家事相互的冲击,爱情始终处在动荡与飘摇之中。加上距离审美的调节作用,使得古诗中“好梦难圆”的缺憾之美,开辟出一番缠绵、深沉、回荡而悠远的新意境。

关键词:古代诗;爱而不得;缺憾美;审美意象;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

Devotion only cant make a good couple, just like

a beautiful dream cant always make into a reality

—A kind of aesthetics in anlient love poet

LI Jian-dong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话题,“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着属”,几乎成为历代文学家体现在创作中的朴素而美好的愿望。在我国的戏剧和小说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历经爱情的种种波折,最终以“大团圆”的结局结成美满的婚姻,成为一条定规。这一个属于我们中国文学的审美原则,也被人认为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没有真正的悲剧。但与此相反的是,在中国古代爱情诗词中,有着这样一种审美意向,即长于表现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可谓“好梦难圆”之美。这一“难圆的梦”,不啻是中国古代爱情诗词艺术审美的一个重要特色。

一、爱而不得的惆怅

如果打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从《诗经》、《汉乐府》、唐宋诗词到元明清民歌,都有这种好梦难圆的浅斟低唱。“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蒹葭》)“蒹葭”的迷蒙,“伊人”的模糊魅力,道阻的遗憾,营构了一种特殊的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能语。”(《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近隔一水,而情怀难遣。诗人借“牛郎织女”的传说,诉说了一种总也得不到满足的爱恋之情,幽怨而缠绵。李商隐“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白居易离情别恨,或是叹爱而不得的萦怀懊恼,流露的都是一种美丽的忧伤和痛苦:“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郑板桥”;韩渥“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姜夔“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关汉卿“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等等,都是如此。

这类诗歌内容上的共通之处是:男女主人公情深意笃,或青梅竹马,或一见钟情,但其爱情的乐章总难臻于完美,甜蜜的爱恋中渗透着一种“情梦难圆”的怅恨。于是这种结局不完满的恋情,就在意念的王国里抽象、升华,成为一种凄然美丽的精神之恋。那永不得其所爱,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深深哀怨,那永难弥补的错失,千古无穷的感伤,营构成一种怅惘而于心不甘的情结。当然这与古代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有关,他们“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伤感,大有汲汲皇皇如恐不及的忧虑。”①这种忧虑表现了他们对生命之有限,时空之无限,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人生观,爱情只不过是这种复杂人生观的一种曲折反映罢了。

描写好梦难圆不成眷之哀怨的不仅是男性诗人,就是李清照这样的女词人,在她的许多作品里,也抒发了同样的哀思与愁怨。她虽然与丈夫赵明诚情深意笃,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或两地相隔,或中有变故,或国破家难,总能使人看到爱情的残缺,情感的无依,同样体现着好梦难圆不成眷的悲情哀思。下面是李清照给丈夫的一首赠别词《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里的“相思”与“闲愁”、“眉头”与“心头”,将寂寥徘徊、无计可施的相思之苦,抒发得多情多怨、淋漓尽致。李清照与丈夫“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购买书画名器,沉醉在金石文物的整理研究中。共同的爱好,使他们的爱情更加甜蜜。但云山雾海,两地阻隔,仍给爱情添加色彩浓郁的相思之苦。她寄给在外地的赵明诚的《醉花阴•重阳》可具这种深情:“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彻骨的爱愁,痴痴的思念,借秋风黄花表现此情此境,末句遂成为千古名句。②

李清照的情与爱,往往是和风雨飘摇中的南宋王朝的多灾多难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她的以爱情相思为题材的词作,高于一般同类作品的重要原因。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她与丈夫赵明诚的爱情既显示着动荡中的坚贞,也抒发了国破家难中的悲歌。1127年靖康之变后,赵宋王朝匆匆南逃,李清照一家也开始了漂泊无定的生活。南渡第二年,赵明诚被任命为建康知府。一天深夜,建康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没有身先士卒平定叛乱,却和副职深夜偷偷用绳子缒城逃走。叛乱平定后,赵明诚被朝廷撤职。1129年,赵明诚在重新被召回京城复职的途中,正值盛夏,染上痢疾和疟病,没有等到赶来的妻子而撒手人寰。之后李清照随皇上南逃。在避难温州时,她写下《添字采桑子》:“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馀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而此时的“北人”已经习惯于陆游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叹息,习惯于辛弃疾“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无奈。③在这样国势危艰的环境与“点滴霖霪”的心境下,“伤心枕上”的“三更雨”,既可以理解为自然界愁风愁雨,也可以理解为中年丧夫的凄苦心雨。就是在这样复杂矛盾的心理背景中,李清照将思念丈夫的一怀愁绪与民族危亡的满腔愁愤有机地结合起来。一直到她年逾五旬时,又一次流亡到金华。有人请他去游附近的双溪名胜,她写下了著名的《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特别是“物是人非事事休”这寥寥七字,道尽了无限沧桑,充满了愁辛凄苦。④

通过以上分析,从中可以看到李清照爱情词作的残缺之美,与上引诸诗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它是一位已婚者对于美好爱情与丈夫的缱绻之恋,既刻骨铭心,又与身居两地的自然阻隔、与人情物事的相互纠葛、与国破家难的社会动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得这一种相思之情、愁苦之怨,显得更加繁复绵渺、哀怨凄美、动人心肠。

二、“喜剧”与“悲情”的艺术交响

中国古代爱情诗中之所以出现这种理想与现实剧烈反差的精神之恋的审美意向,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有一最显著的特质,即以天为本,抹去了具体的人。即便是“天人合一”,也是“存天理,灭人欲”,将人附归于“天”。西方文化则以人为本,人欲、人性的各种要求都能得到尽可能的满足;即便是“天人分离”,也以“人”为核心,将“人”落实到生存与生活的实处,是具体的“俗”人,而不是抽象的“圣”者。因此,重摹仿、重再现,注重情感,本能欲望在他们那里可以得到充分表现。中国重精神,人的一切情感都在理性框范下。“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伦理道德约束,使中国古典美学选择了“中和美”的道路。表现在情感上,总显出一种被压抑的状况和人们不能随自己的情感冲动充分表达喜怒哀乐,更不能大胆地爱、大胆地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成了规定的情感形式。这样造就了中国人心性上的内向、阴柔的性格与人格的特点。加上中国又是一个闭锁的国家,“性”的欲望得不到社会的合理承认。虽然孟子说“食、色,性也”,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出于王权统治的需要,对人欲的肯定只限制在无损于社会统治的层面,如“爱生,敬老,求和平”之类,而对于正常的欲念(两性情感)却横加抑制和禁止。中国历代封建社会推崇的先哲圣贤、众家学派都力主节欲、禁欲。儒家礼义强调禁止非礼之欲;道家则从自然的角度,强调人应该把一切欲望禁在未发之先,要在人心之中最终形成无欲的清明寂然的境界。于是,这种独特的东方文化孕育出了封建礼教重压下的东方爱情,男女相爱的刻骨铭心程度以“欲说还休,未歌先咽,口不应心”的方式表现出来。表现在文学上,就有了许多“爱而不得”的题材。尤其是诗歌,这种“爱而不得”的幽怨情绪流动贯穿于中国古代爱情诗的始终。无论是《诗经》中诸如《蒹葭》那样的情绪,还是后来“天阶玉色凉如水,卧尽牵牛织女星”(杜牧《秋夕》)的思恋,“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李白《长相思》)的苦涩,“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姜夔《鹧鸪天•元夕有梦》)的幽怨,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数千年的正统文化里,“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都强调了个性服从共性,个人服从集体,小家服从大家(国家)的核心命题。这种独特的群体伦理观,无疑扼制和戕杀了正常的爱情与正常的情欲。然而,做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正常的人情人性是扼杀不了的,即便是在以功名为上、天下为先的群体伦理生态圈里,爱情的缺失,也必然带来精神与情感的怅惶失措、无以安顿。这种缺失,铸成了某种焦虑的心态,反映在这些文人们的诗章里,就给人一种残缺、一种遗憾、一种凄婉,同时又是一种美、一种独特的残缺之美。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另外一点:中国正统的戏剧作品的“大团圆”结局,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喜剧形式,而是喜剧含悲,以乐衬哀,是“含着眼泪的微笑”。易言之,所谓“大团圆”的结局,只是惊天动地大悲剧的一条“光明的尾巴”。这条“怨而不怒”的审美原则,是与广大叙事作品的接受者的审美习惯有关系的。剧本,是为了排演用的脚本,本身就是受着“三堵墙”的限制,而另一堵墙就是广大观众。没有不考虑观众的剧作者。小说,来自于说书艺术,目的就是“说”给广大听众的,各位“看官”同样不喜欢悲戚戚、惨兮兮的结局;他们希望在艰窘而恣睢的生活之余,能够找到精神的某种慰藉,能够实现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梦和理想,哪怕是虚拟中的实现。中国人喜欢“悲剧”——这一点与世界同道,但更喜欢“喜剧”——这一点因为缺失“距离审美”的链环,不愿在“悲”中转换成一种新的认识、新的力量。因此,正统的戏剧这些主要是给“别人”看的叙事体文学,在“悲”中蓦然展现一个“喜”的急转弯,只抒发了一个理想,而决不是一个事实。这样,“光明的尾巴”、“大团圆”的结局,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作为以抒情为主的诗词作品,为什么就不是这样了呢?原因多多。我想,首先是诗与词是写给自己,或者是写给有限的有目标的好友看的。因为是小范围的传播,无须顾及广大的无目标的观众或听众。因为诗词作品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几乎是重合的,所以,其间所表现的情感更直接更真切。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古代文人诗词是一种抒情文字,即可以表达喜情,也可以表达悲情。然而,“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最生动、最深沉、最有表现力的无疑是“悲情”。能够千古流传的雄诗伟词,也大多如此。这是大多诗人词人多以“悲情”为题材的主要原因。那么,一个非常有趣的疑问就是:这些着意抒发“悲情”的诗人词人,所记载的故事,都是真实可信的吗?回答是或然的。易言之,他们所记载的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但他们情感却是真实的。他们那浓烈炽热的情感,重在刻骨铭心的体验,而不重在确有其事的亲历。当然我们不排除“亲历”,如前述李清照后半生的漂泊经历就是如此。我们只是说,“亲历”对于创作者来说,并非第一重要,而“体验”,才是第一重要的;有亲历无体验,铸不成伟词。当然,反之,如果“无亲历有体验”则不予成立。因为绝对的“无亲历”,也就不会“有体验”。我们论证的目的在于:“亲历”的多寡,对于艺术体验来说比较重要,但不是最为重要。这样,再来看诗人词人们笔下的情感宣泄,就会发现,他们的“悲情”,更多的是一种对人间悲欢离合的再度体验。关于这样一个涉及到创作心理学的问题,过去的一些学者从社会群体心理的角度,讨论诸如文人狎妓,嗜酒、漫游、倚老、博弈、悲情等等,是一种写作时尚,比如关汉卿、柳永词曲里的狎妓,大多诗人词人们在作品中诉诸的悲情主题,白居易、杜甫、苏轼常在诗词中自称“老夫”等等。因此,古代诗词里“好梦难圆不成眷”的描写,确实可以将之看成一种独特的超越现实情境的审美意向。只有在这循环往复的一唱三叠当中,作者的感情才得以充分宣泄,其被压抑得内心,才得以在不断加深加浓的体验当中,获得充分的自由。

三、缺憾之美:“代替的满足”

象卡西尔说的那样:“我们在意识中感受的不是单纯的、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生命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持续摆动的过程。在每一首诗中,我们都确实一定要经历人类情感的全域。” ⑤这句话之所以说得有道理,主要在于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情感的互生性质,即两级对立的情感在单一出现时,另外一极仍在发出内在的声音。有喜才有悲,悲中又蕴藏着对喜的憧憬与企盼。中国古代诗歌由于受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又非大悲大恸,似画家作画,“设色于浓淡之间,调遣深浅之间,固佳矣。” ⑥这种中和之美,始终是传统文人学士的追求目标。试以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为例,诗曰:“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起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赏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张九龄《望月怀远》)一开始,作者就用“月”这个很具象征意味的符号,将一种深沉绵长的情思弥散在海空之间。然而,天隔地阻,明月虽能突破时空的界限,成为维系两人情感的纽带,但这样富于诗意的夜晚,“天涯共此时”的两地望月,只能将铭心刻骨的情感诉诸于空蒙的想象,而在现实中相爱的人不能相依相随,情感是痛苦的。可这痛苦催生着情感的深度体验,达到宣泄、净化的效果,同样能够使人在遗憾予怅恨当中,去领略人生的另一种美好。

拜伦在《唐璜》中径直认为,爱情的缺憾是创作的不竭动力:“假如劳拉做了彼得拉克的妻子,想一想吧,他会终生写十四行诗吗?”我们所说的“好梦难圆”这类诗的创作,也正是这种心理内驱力的产物。由于封建禁欲主义的压抑,男女间的爱情没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得以健康的发展,只能尘封在心中。然而,情感压抑到了一定程度后,终究以一定的形式爆发出来。于是,这种压抑的情感,如同地底爆发出的岩浆,用诗歌这种形式表达了出来。这类诗歌的产生,诚如奥多•方坦说的是一种“代替的满足”。“好梦难圆”的吟唱使作者在一种摆脱现实功利价值的艺术王国中获得一种审美快感,从中获得心灵的慰籍。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不论是未婚还是已婚,都能够从中找寻到人类最澎湃的激情与热望。荣格说:“人的心理是一种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 ⑦。爱情本身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紧张的之后的充分自由。“好梦难圆”,是一个心理动荡、从剧烈的矛盾斗争到矛盾斗争逐步缓解的一个过程,而此“缓解”的唯一渠道便是凝聚作者血泪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直接抒发情感的诗词作品,不论是写实的描写,还是夸张的描写,都可以使紧张的情感在描写中予以舒缓,得到提升。这个舒缓与提升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写作过程本身的作用,如白居易、晏殊、晏几道、陆游、姜夔等,他们通过对以往残缺爱情的追述,抒发自己或遗憾、或怅惘、或悔恨的独特心情,呈现一种执着而又迷离的凄美。

接受者不仅可以领略其中语义缠绵的诗美,而且可以悟出些许人生的甘辛道理。另一种是峻急笔锋下面那些情感之外的琐琐碎碎,林林总总。如上述李清照的词作,既是她的漂泊人生的生动写照,又从各个方面透视着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是哀怨小我与多难大我的互映互衬。这样,接受者在倾听爱情之怨感受爱情之憾的同时,也可以从中领略到动荡社会的声音。其认识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一样是无庸置疑的。

“好梦难圆”所构筑的艺术氛围,蕴含了一种爱恨交织、欢乐与痛苦相渗透的情感体验,它是一种高品位的审美境界。这类作品使欣赏者时时处于一种悲惋的情绪中,而这又是人类情感中最震憾人心、耐人咀嚼的精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以抒情见长的中国爱情诗歌里,固然不能像小说,戏剧这些以叙事见长的文体那样,从从容容地将爱情理想化,以“大团圆”的结局,使“好梦成真”。正是如此,融铸着中国爱情诗歌中那独特的审美意向,才能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在有限而凝缩的篇幅里,我们那些爱情的挚着者才能发出“好梦难圆不成眷”的浩叹。

①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页。

② 邬永辉《晚年李清照:一叶孤舟风浪中》,《中国教育报》,2008年4月18日第4版。

③ 邬永辉《晚年李清照:一叶孤舟风浪中》,《中国教育报》,2008年4月18日第4版。

④ 邬永辉《晚年李清照:一叶孤舟风浪中》,《中国教育报》,2008年4月18日第4版。

⑤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

⑥ 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⑦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