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定期集贸市场初探

李仕波

内容提要：根据贵州地方志书中关于定期集场的记载，对清代贵州各地定期集贸市场发展、分布概况以及定期市场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进行阐述，拟对今天贵州地方经济史的研究和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决策有所借鉴。

关键词：清代贵州定期市场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2-39-45

定期市场是指规定时日，在一定范围内，集合卖者买者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的经常性场所，主要出现于贸易不甚发达的历史时期或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出现促使农村集市诞生，汉代，与最基层的行政组织“里”并称的“聚”，就是有固定市集的村落。唐宋年间，在市镇、村墟乡落之间，普遍举行定期的集市贸易，一般称为有约定俗成的集期的集场、墟市或圩市等，以城乡农民相互之间交换其各自生产的农产品、副产品、畜牧林业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等为其主要特点。

据贵州可查的史料记载，宋代贵州境内的人们广泛参与贩马贸易及其他商品的交换，所谓“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人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及云南诸物，吾商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主要就是在定期的集场上进行。这些定期集市经元、明两代的发展，至清代更为兴盛。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工作者已有不少学术成果(如1998年版《贵州六百年经济史》、2002年版《贵州通史》等)涉及到这一时期贵州定期集市贸易的发展变迁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全面论述清代贵州定期集贸市场发展史的专著、专论为数不多。本文拟对清代贵州定期集贸市场的发展状况作尝试性的考察。

一、清代贵州定期集贸市场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市场，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和大城市中心地有常日集市的开设，而其他大多数的地方乃是以有固定集期的集市为主。“黔人谓市为场”，称赶集为“赶场”。明代贵州集场贸易发展迅速，“郡内夷汉杂处，其贸易以十二支肖为该市名，如子日曰鼠场，丑日日牛场之类。及其各负货聚场贸易，仍立场主以禁争夺。”以城镇为中心、在周围四乡轮流赶场已是明代贵州高原上集市贸易的突出表现。

清代贵州定期的市，既开设于州治、县治等稍大的都市，也开设于所谓市镇的小都市和村落。查阅清代贵州省的府州县志三十余部，发现无论是清代前期还是晚期，大多数志书中都有关于定期集场的记载，如载兴义府“郡境场市皆有定期，至期百货云集，”贸易兴盛。具体各地集场数及集期总览见表(1)：

清代前期贵州定期集场在明代基础上有所发展，而至清代中后期发展更为迅猛。贵阳府所辖地四郊乡村，明初仅有附郭卯、申二场，弘治以来，增加子、寅、午、戌四场，至清道光年间共有集场40余处。遵义府所属州县在明万历年间，遵义县4场，桐梓县1场，绥阳县4场，仁怀县3场，至清道光年间，集场数共计246场。镇宁州明代仅有5个集场，清末增加到40个。永宁州在乾隆时有集场儿个，道光时发展到32个。不仅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如此。边远的少数民族山区各州县，集场也有增加，如边远的贞丰州，乾隆时14个，至道光时发展到21个集市。另外，沿河县在明嘉靖年间，有观音寺、沿河、宋家场、天乐井场、庙垭寺、大度场、唐垭寺场等，到了清代，除宋家场、大度场、天乐井场被淘汰外，新增加官舟、沙子场、晓景、捷克庄、淇滩、夹石、黑濑堡、譙家铺、思渠、土地坳、洪渡、老后坪、毛家渡13个集市，加上原有的，共17个集市，并已形成各自每月赶六场的固定场期。总的来看，清中后期贵州各地的集场数量较之以往历史时期有很大增长，体现出商品经济向前发展的必然性趋势。

同时，清代贵州各州县村镇的集市各自规定开市的日期，称为集期或场期，亦即所谓的”虚期”，”有人则满，无人则虚。”有十天开四次，集期一六三八，二七四九等；其次有十二天开四次，即三天开一次的，这是按十二支，例如逢子午卯酉开的。根据表(1)可见，十天开两次即五天一场和十二天开两次即六天一场最为普遍。道光年间，遵义府所属各州县村镇的集场以隔五天一场为主(即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集)，个别场另有规定(如遵义县高坪场日三六九集、八里水场曰三七十集，正安州合麻溪场曰一四七集)。兴义府辖境内苗族生活习俗：“每六日一赶集，谓之赶场，苗语曰猛己，亦曰拜，其苗女三五互相伴，群集其间。”特殊的有在同一场所开两次，如：青岩场原系屯堡，道光年间有居民80余户，因地在贵阳通往广顺、定番道上，市集繁荣，故有二场，一场在寅、未日，一场在已亥日。有的地方二场规模大小因日而异，大的叫做大集，小的叫小集。如安顺府亲辖地“大小鸡场，卯、酉日集，大场酉，小场卯。”总之，清代贵州普遍采用旧历或农历场期制和传统的十二支(生肖)谱系来规定各自集贸市场的场期时间。

二、清代贵州定期市场网络的出现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自然地理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显然更大于行政区划，因而以自然地理条件来划分经济区域更适合我们的考察。如前所述，明代贵州已形成以城镇为中心、在周围四乡轮流赶场的特征。清代在集场更为勃兴的情况下，普遍形成了二个轮流赶场的市场网络。为了便于形象地反映清代贵州形成的这一市场网络，兹根据{黔南识略)所载集场数量以及地形地貌，来划分为六大经济区域，详见乾隆年间贵州各州县集场的分布列表(4)：

综合表(1)、(2)、(3)、(4)、(5)、(6)来看：

1、清代贵州各州县，通常设有少则一、二个，多则三、四十个的定期市场。到各个定期市场来赶集的村落，以道光年间遵义府来看，村落的数目从十个左右到三四十村，这就说明定期市场有它自身所能辐射的范围。黔西南的普安直隶厅“场市三十八，城市一，余分布四乡，以十二支分配，逢期趁集。”黔东北的思南府“墟市大小不等，五方聚集，每逢集期，沿集一二十里村民摩肩交易。”松桃直隶厅“城市乡场，蜀、楚、江西商民居多，年久便为土著。……贸易以赶场为期，场多客民，各立客总，以约束之，场以五日为期。”在集场上，把本地方的产品和本地方不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之类进行交易，前者以当地居民为主，由农民带来，后者主要由客商带来。按地理分布而言，遍布各州县内的定期市场可构成本区域内的初级市场网络，在此基础上各府属地内也构成一个市场网络体系，而全省则可看作更高层次的市场网络体系。

2、随着集市数量的增长，集场的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到清代中后期，贵州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稳定性和相当密度的集市网。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集场要受到所处地区地理条件、经济水平和交通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地区的市场密度较高，反之则市场密度较低。根据列表，遵义府所属地域不超过10个村寨即有1集场，按遵义府所辖州县地域面积推算，方圆不超过50里地即有1集场；思州府、乎远州相邻两集场间的距离大多在30-40里之间；由于经济较发达、交通较便利，处于黔中地区的贵阳、安顺等地的集场密度大多达到相隔20-30里即有1集场。由表(6)可见，安平县以县城为中心每隔一

二十里即有1集场构成为地方市场网络，场期按十二支记期错开轮流赶场。而位于边远的少数民族山区各州县集场密度就要低一些，如兴义府按所辖面积和集场数，相隔50-60里有1集场，甚至更远。

3、清代贵州形成的定期市场网络具有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贵州自古乃蛮荒之地，系不沿海、不沿边的内陆高原山区省份。清代贵州农村集贸市场受地形、交通、外来移民及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繁荣与萧条在空间上反差也十分突出。一是大多数州县集市数量较明代有大幅度地增加，而有的州县却增长很慢，见表(4)，最多者为普安厅(38个)，少者是丹江(1个)、都江(2个)。二是少数民族山区发展缓慢，如黔西州(道光年间仅22场)、黔东南的丹江、都江等地；而较早由流官统治的区域如黔北的遵义府(道光年间246场)、黔东北的思南府(道光年间119场)等地发展较快。

三、清代贵州定期集贸市场的贸易经济功能

清代贵州定期集市上流通的商品种类很多。贵州不少地方志物产条中列有货属一项，如道光《遵义府志》卷17《物产？记载：货类有“锦、绢、雨毡、苗锦、花绫、鹿皮、布、铜、铁、铅、丹砂、雄黄、麻、棉花、漆、靛、纸、白蜡、黄蜡、桐油、菜油、茶、烟、五倍子”等等。民国《桐梓县志》记载，“货类有绸、毡、布、葛布、酒、鸦片烟、蜜、方竹笋、桐麻、棉花、铜、铁、铅、朱砂、雄黄、硝、煤炭、茶油、菜油、桐油、柏油、纸、靛、漆、黄蜡、白蜡、五倍子”等共29种。这些都是当地所产的农产品或手工业品，是在当地集市上出现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运销外地的。贵州集场上也有很多从外省输入的商品，如黎平府，雍、乾以来，“商贾日众，南海百货亦捆载而至，古州遂为一都会”。清代贵州最大的商业城市——贵阳市场上，川盐、川广杂货，两湖棉纱、布匹，江西的瓷器等，都是大宗商品，并由此转销各地。其他城乡市场莫不如此。在清代的商业贸易活动中，由外运销进入贵州集市上的主要商品是食盐、布匹、棉纱，而以食盐为大宗；定期集市上向外运销的主要是土特产品，包括农林产品及矿产品，重要的有马、茶叶、木材、桐油、生漆、铅鋅、水银、朱砂等。

清代，各州县的定期集市在贵州高原亡星罗棋布，其基本的经济功能就是满足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

1、从清代贵州各州县每一个单独的定期集市来看，它是广大居民参与市场、进行以余缺调剂为目的的商品交换的主要场所。其主要功能就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以满足各自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定期集贸市场不仅是生活资料市场，也是生产资料市场；不仅为满足小农、居民衣食日用方面的各种需要服务，同时也担负着保证小农经济生产和再生产正常运行的职能，而城市居民每日所须的食粮也多依赖于附近村民以集市贸易形式提供。(贵阳府志，余篇}载：“省会贵阳，其城老幼俟苗民负粟人郭，……苗粟一日不至则饥。…会城食米全赖定番、广顺，若定番之米数日不至，价则陡昂。”可以说，每一州县内的定期市场就是本地方区域经济的动脉。

2、从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定期集市来看，清代贵州定期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它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已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清代贵州定期集市的时间、空间分布上都反映出它与小农生产和生活的密切相关，州县内相邻集市和相同层次集市的集期大多呈交叉搭配，这一点既可以保证无论生活用品还是生产资料性商品，都可以在一年之中的任何一天在县境范围内购买或出售，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开市间隔较大的不便。在定期集市上，虽然不乏“赶溜溜场”的商人的经贸活动，但交换的主体主要是居住于四乡的农民，而客体则主要是集市周围村庄里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和部分异地商品及城市手工业品。从此意义上来说，清代贵州定期市场还具有维持个体小农家庭生计或提高其生活水平的经济功能，“民间殆物物互市，以有易无而已。”综合来看，这些定期市场已成为广大乡村个体小农家庭从事商业活动、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逻辑起点，也是广大乡村生产的农副产品向更高一级的城市市场流动的起点，同时也是异地商品及城市手工业品进入个体小农家庭消费的终极市场，

总的来说，清代贵州定期集贸市场的成长与繁荣，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商品经济的力量普遍向广大的乡村渗透，从而出现了清代贵州各州县的定期市场普遍勃兴和发展的现象。

责任编辑林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