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第一人称的小说

2009-04-21 03:59叶润桐
贵州文史丛刊 2009年2期
关键词:第一人称孔乙己鲁迅

叶润桐

内容提要:在短篇小说中运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同我国传统的说书人式的叙事方法截然不同。它是外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在“五四”前后,鲁迅从表现新的现实生活出发,汲取了这一外来的创作经验,加以消融与改变,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效果较好,也很有特色。可说这也是鲁迅对我国现代短篇小说创作方法的一个革新和突破。

关键词:鲁迅第一人称小说

中图分类号:12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08)02-105-109

凡是杰出的作家,在艺术实践中,总是努力地去寻找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感受的写作手法。鲁迅就是如此。1923年,当时作为文学评论家的茅盾,在《读(呐喊)》一文中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茅盾论创作》第109页)在短篇小说中运用第一人称,在我国古典白话小说中是没有的,这种叙事手法同我国传统的说书人式的叙事方法完全不同,是外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小说人称不仅是一个称谓问题,而是作家如何选择观察和表现社会生活的视点和角度,也是对题材如何进行提炼和安排的问题。人称处理是否得当,关系到艺术表现上的成败得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定人称是同整篇作品的艺术构思紧密联系着的。鲁迅一开始写小说,就从表现新的生活出发,汲取外来的这一创作经验,加以消融与改造,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可以说,这也是鲁迅对我国现代短篇小说创作方法的一个革新和突破。当然,在“五四”前后创作短篇小说运用第一人称这一手法的,并非鲁迅一人;但鲁迅确实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得比较多(《呐喊》和《彷徨》共收小说25篇,用第一人称的12篇,近二分之一),取得的效果也较好,而且很有特色。正是这一种手法,使鲁迅的这一类小说显示出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具有一种别人难以模仿的独特的风格和韵味:在艺术描写上,既富有浓郁的诗意,又具有政论性的特点;既浸渍着浓烈的感情,意味无穷;又形成一种深邃的意境,启人深思。发挥了一种强烈而又隽永的诗的力量。

社会生活百态千姿,人物形象多种多样。鲁迅在小说创作中运用第一人称,也相应地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手法,使这类作品中出现的“我”,具有各种不同的艺术功能,发挥各种不同的作用。

一、“我”是小说的主人公,通过“我”的内心独白,深切地揭示人物的心理,显示人物的灵魂

这一类小说,最突出的是《狂人日记》和《伤逝》。这种手法以主观感受来安排作品框架,编织故事。一方面固然限制了叙事的角度,但另一方面却扩大了小说描绘的心理时空。可以从耳闻目睹的外部世界直接进入主体的瞬间体验,乃至潜意识的细微活动。它扩充和丰富了小说营造的艺术世界,增添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狂人日记》意在揭露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表现彻底反封建的历史趋势。作品中的“我”——一个狂人,是鲁迅用打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塑造出来的一个包含着深广历史内容的独特的艺术典型。“我”——既是一个狂人,又是一个革命者。作者通过“我”的巧妙描述,使狂人的思想特征和革命者的思想特征有机地交融、胶结在一起,统一在这一个具体的形象身上。作品通过“我”的梦境、幻觉和想象等等心理活动,用日记体——内心独白的形式,把狂人的那种纵横跳跃、变幻莫测的病态心理刻划得维妙维肖。同时,在作品中,“我”又循着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特殊思路,大量地运用象征的手法,双关的语言,写进了许多深刻、犀利而又极似疯话的语言,却极其警辟,具有深刻的哲理意味,剔骨见肤地揭露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忧愤深广”地表达了对于封建社会强烈而愤怒的鞭挞。

《狂人日记》明显地寄寓了作者的思想见解。狂人说了许多狂人未必说得出的话,做了不少介乎清醒和糊涂之间的事。他的思路杂乱而深刻,怪诞中又闪露出不同凡俗的真知灼见。他的锐利的眼光,敏捷的思维,明确的理想,以及对封建制度彻底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分明熔入了作者鲁迅的革命思想,饱含着作者鲁迅热烈的希望。可贵的是,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并没有把狂人简单地当作自己思想的传声筒,而是作了精心的艺术处理,通过狂人——“我”的独特的心理状态和思想逻辑去表现生活。使小说既富于强烈的思想性,又使作品的内容显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

《狂人日记》是一篇具有强烈而浓厚的政论色彩的作品,它概括的时间之长,包含内容的深广,在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用一个短篇的形式来处理这一题村,表现这一思想,确有相当大的难度。但鲁迅以他杰出的艺术才能,独具匠心,用第一人称的手法,用“我”内心独白的形式,借助狂人那种奇特的思维活动,使叙事、抒情和议论三者紧密、自如地结合在一起,使之充分发挥了展示主题的作用,作者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作了独特的艺术处理,只用七千字左右的篇幅,既含蓄又深刻,既凝炼又酣畅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罪恶,在“五四”前夕,用文艺形式发出了第一声彻底地反封建的战斗呐喊,用心灵之笔鞭挞黑暗,召唤光明。可以说,这是鲁迅的一个极其大胆,非常杰出,十分成功的艺术创造。

另一篇是《伤逝》。这篇小说的风格跟《狂人日记》截然不同,但在艺术处理上,两者却又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点。在《伤逝》中,作者以适合于知识分子涓生的身份和性格的“手记”的形式,叙述了一个爱情的悲剧故事。作品通过男主人公——“我”对往事的回忆,描述了涓生与子君这一对青年知识分子从相恋到同居。又离异,最后终于酿成悲剧的过程。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时期那些对现实不满,进行了某些反抗,但又对现实缺乏深刻认识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宣告了那种虚幻的“理想”的破灭,“恋爱至上”主义的破产,呼唤着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

《伤逝》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作者通过“我”的叙述,极为生动地向读者披露了涓生的内心世界。涓生和子君同居而又分离了一年以后,涓生孤单一人回到了他先前住过的会馆,面对着“寂静和空虚”,回忆的帷幕沉重地徐徐拉开,在一再的返顾和追悔中,他把郁结在自己胸中的千回百转的感情的细流,如幽泉似地缓缓涌出。延宕的节奏,凄婉缠绵的格调,一唱三叹,欲言又止,深沉而又委宛地表现了涓生内心的颤动和胸中的郁愤,以及那种难以名状的无限悔恨哀伤的心绪。《伤逝》全篇,就是通过“我”的这种带着浓厚感情的内心独白,在初春漫漫的长夜,含着悼亡的哀怨,抒发着悔恨和悲恸的情怀,打开了涓生心灵的窗子,向读者显示他内心经历的一切:短暂的欢乐,无尽的哀伤,深沉的悔恨和茫然的期待。委婉而深情,细腻而真切。这种用第一人称,通过“我”的笔端所抒发和表现出来的男女主人公的悲剧性格和内心情愫,与浸透全篇的浓郁的感情所形成的一种诗一样的意境相融汇,给读者以十分强烈的感动。

《伤逝》这篇小说为什么能够给我们以如此鲜明、深刻的印象,使人历久不忘?为什么具有这样一种动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我认为与作者用第一人称这样的艺术手法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改用第

三人称的表现手法,尽管也可能成为一篇出色的作品,但决不可能如此扣人心弦,也不可能成为现在的《伤逝》这样一篇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杰作。

二、“我”是小说的叙事人,通过“我”的叙述,在作品中更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感情

感情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在现实主义作品中,作者的感情大都是与作品中的形象描绘结合、溶化在一起的。但在第一人称的小说中,作者却可以通过“我”更直接地抒发自己的感受。这样。往往可以缩小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在鲁迅第一人称的小说中,有的带有更多的自传性质,保留了作者本人较多的生活痕迹,不只是“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只是采取一端”,“或生发开去”,(《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是以作者亲身经历过的某些事件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改造制作而成的。如《社戏》、《故乡》就属于这一类。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灵活穿插,夹叙夹议,使小说具有散文的某些特点。文字如行云流水,运用自如,真实,亲切,优美动人,感人至深。从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常常可以直接看到作者赤裸裸的感情的波澜,听到作者坦率、真切的心声。有时欢快,有时悲愤,有时轻松,有时深沉,有时感情浓郁,有时又富于哲理。有时则相互融合,或交替出现,反复抒写,充分披露了作者对生活的赞美或嘲讽,对人生的思考和评价。

《社戏》通过“我”的叙述,着重回忆了作者自己童年时代一次看“社戏”的经历。全篇并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慷慨激昂的调子,只是通过“我”娓娓道来,运用朴素、抒情的笔致,写出“我”的观察和感受。描绘了一群天真活泼、热情爽朗、诚实真挚的农村少年儿童,抒发了作者自己热爱故乡、热爱农民的深沉感情。

作者通过“我”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写夜景,十分出色,寥寥几笔,神态尽出。画山,山有特色;绘水,水有异彩;写月,月有深情。作者一连用了“仿佛”、“依稀”、“料想”、“或者”、“也许”等几个词语,加以反复强调,把当时朦胧的夜色、缥缈的氛围、恍惚的心态,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使人读后如临其境。这一段文字。既是写景,更是抒情。景中有“我”,景中有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分明寄托了作者对他自己童年的故乡深情的怀念,这充满着江南水乡泥土气息的具有迷人魅力的景色,显然曾经强烈地触动过鲁迅的心弦,深深地印入他的记忆,以致当他过了30多年以后,把它在读者面前重新展现时,仍觉色香不减,依然是那么清晰、优美、动人,深深地吸引和打动着我们。在《社戏》中,作者通过“我”,用淡笔写深情,随意挥洒,舒徐轻快,点点滴滴,沁人心脾,怀念之情,却力透纸背,给人以余香和回味。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写,恐怕是很难达到这样强烈的艺术效果的。

如果说《社戏》是一篇充满着浓郁的诗情画意的小说;那么,《故乡》则是除了整篇浸透了浓郁的诗情,表现出优美的画意外,同时还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它把诗情、画意和哲理互相渗透,融而为一。在鲁迅的小说中,确实别有风采,独具一格。

小说中的“我”引导读者在“深冬”时节,“阴晦”天气,去领略上世纪20年代江南水乡“苍黄”的天色和“萧索的荒村”;去欣赏作者童年时代经历过的由“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和“碧绿的西瓜”交织成的一幅“神异的图画”;去结识生活在“故乡”的闰土、水生和杨二嫂等各种人物,小说以抒情、细腻的笔触,表达了“我”的各种复杂的内心感受,抒发了“我”的欢乐和悲愤、慨叹和憧憬。向读者显示了保存在“我”的心灵深处的童话般美好的故乡和瑰丽的童年,已被破产了的农村那种凄凉、寥落的景色所取代。在小说中,作者凝聚并强调了他面对破产农村和悲苦的农民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悲剧感受,并通过“我”的饱含感情的叙述,引导和诱发读者一同去经历和感受那种悲凉的感触和愤懑的情绪。感情浓烈,寓意深刻,形成了这篇小说深远的抒情意境。

《故乡》不仅以优美、浓重的抒情见长,还以它的深刻的议论吸引和打动读者。这篇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小说,在结尾处,作者通过“我”发表了三段著名的抒情性的独白。更深夜静,“我”再次离别故乡奔赴遥远的北国,思绪万千,卧听船底潺潺的水声,怀着对于未来的希望和信念,思想的翅翼飞翔得很高很远,这几段独白,既与小说开始坐船回乡的描述互相呼应,又寓哲理于状物抒情之中,表达了“我”重回故乡又再次离别时的无穷的感慨和对下一代将有一种“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的生活”的殷切希望。这几段意味深长的议论,都是通过“我”的切身感受和内心独白来表达的,

这些由作者通过“我”直接抒发的议论,看起来似乎是一些游离于作品的非情节因素,但由于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经过他的精心安排,小说的艺术形象和情节发展为这种议论提供了充分的基础和依据,又通过诗意的抒情语言表达出来,因而,这种由作者自己强烈的生活感受凝结而成,从深沉的思索中提炼抽理出来的富有深刻哲理的议论,不但不游离于作品之外,破坏形象的完整性,而且显得相当和谐自然,成了这篇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用诗化了的哲理的抒发,使小说情节进展、艺术描绘的思想意义更为显豁,感情评价的色彩也更为强烈,从而把作品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很明显,这些议论在小说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极大地深化和升华了这篇作品的主题思想。

三、“我”是小说中故事的见证人,起到了作品情节结构贯串线索的作用

在鲁迅第一人称的小说中,有的“我”既不是作品的重要人物,更不是主人公;而是由于结构上的考虑。“我”在作品中的出现,主要起到了情节结构贯串线索的作用,为小说的结构处理。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作者通过“我”,较易于处理小说的时空关系。这一类小说,最有代表性的是《孔乙己》和《祝福》。

从鲁迅这一类小说来看,它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因为这样的艺术处理,可以不必呆板地限制在某一生活的横断面,把故事发生的全过程从头至尾,一一加以叙述;而可以用“我”作为线索,把出现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各个典型情节,巧妙地贯串起来加以描绘。这样。就可以极大地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作品的脉络自由地伸展到极其绵远、广阔的生活领域,从而赋予短篇小说这种体裁以更大的生活容量。我认为,这就是鲁迅之所以喜欢采用这种写作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说来,文学作品不宜作过多的抽象的叙述:而应该具体细致的描绘。这样,才可能给读者以鲜明生动的形象感受。而要进行具体细致的描绘,作品就必须有比较宽广的情节空间。鲁迅之所以在一些小说中用“我”作为情节结构的贯串线索,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写作手法,可以尽量压缩故事纵向推进的过程,把笔墨从单纯故事的叙述中解脱出来,使它有可能在横向上做比较自由的驱遣。这样,就相应地给具体描绘腾出了更多的空间,提供了自由抒写的更大天地。同时还可以使作品的结构紧密,凝炼。

《孔乙己》中的“我”,是鲁镇咸亨酒店中的小伙计,孔乙己潦倒悲惨的一生,就是通过这个小伙计——“我”叙述出来的。“我”以目击者的身份出现,通过“我”的所见和所闻,展开故事,描绘情节,刻划人物,集

中,亲切,真实可信。“我”分明是孔乙己悲剧的见证人。同时,“我”在作品中还起到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作用以及对孔乙己的衬托作用。

但“我”在这篇小说中的出现,主要的意义还不在此。更重要的是,“我”在小说中充分发挥了贯串线索这样一个巧妙而重要的艺术作用。这篇小说描述了孔乙己这个悲剧人物的大半生,时间跨度相当大,生活内涵也很丰富。它不但描述了孔乙己的求学、落第、偷书、被打、死亡等等,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气氛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描绘出一幅旧中国封建社会下层生活的风俗画。但这篇小说的篇幅却很短小。这样短小的篇幅却具有这么深广的生活容量,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作者在艺术上作了精心安排和处理。巧妙地以“我”作为作品情节的贯串线索。这样,就较为妥善、完满地解决了这篇小说在情节结构上的两个问题:一方面,可以由“我”放手地写开去,又能够由“我”及时地收回来。如小说在开头由“我”来介绍“咎镇酒店的格局”时,只淡淡地写了一句:“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就很自然地写了开去。到第三段的结尾,在孔乙己出场前,又提了一句:“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似乎不经意的一笔,既把文气收了一下,又为下面继续抒写往事,引出孔乙己,作了必要的铺垫。在叙述完孔乙己的故事以后,在小说的结尾,作者通过“我”又只用一句话:“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结束全文,毫不费力地收了回来,自然熨贴,丝丝相扣,浑然一体,余味无穷。

另一方面,也便于针对孔乙己这一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选取他生活中的一些片段,比较充分地进行正面描写。如小说中描写的五个场面,表现了孔乙己的三个生活片段:被酒客们所逗弄,被小孩们所嫌弃,被丁举人所殴打。都是通过“我”的所闻所见表现出来,都因“我”的眼睛而得到聚焦,都是由“我”这一线索贯串组织在一起的。小说正是借助于这一创作手法,才能把孔乙己这些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互不关联的生活事件有机地联结在一起,使之形成一个脉络清晰、含意鲜明的艺术整体,而又省却许多不必要的过程的叙述。使孔乙己大半生悲惨生活的艺术画面,在小说中得到了虽然简略却相当充分的展现。作者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就完成了孔乙己这个被封建科举制度葬送了的悲剧人物的典型形象,而且刻划得这样鲜明而突出,旧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麻木和冷漠,又表现得如此深刻而真切。这篇小说之所以获得成功,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这种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和别出心裁的艺术手法。

在作品的情节结构上与《孔乙己》有某些相同特色的是《祝福》。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篇著名的小说,刻划了旧中国一个勤劳、善良而被损害、被委弃的农村妇女祥林嫂的典型形象。作者通过“我”,在一个旧历的年底,去亲闻目睹一个令人窒息的祥林嫂的悲剧故事。

从这篇小说的抒情角度来看,“我”是一个叙事人;但从结构的角度看,“我”更是一个线索人物,同《孔乙己》一样,是悲剧的见证人,在作品的情节结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孔乙己》不同的是,这个“我”只是在小说的“序幕”和“尾声”中出现,是一位拉幕人。祥林嫂的悲剧,就是由“我”拉开了帷幕,最后又由“我”闭上。几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祥林嫂悲惨的“半生事迹的片段”,作者正是通过“我”把它“联成一片”,一幕一幕地在读者面前展现。很明显,在这篇小说中,“我”也并不是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小说故事情节展开、联接、契合的一个关键和枢纽。

《祝福》和《孔乙己》一样,时间的跨度也相当大。它描述了祥林嫂大半生漫长悲苦的经历。但我们从作品的叙述者——“我”的角度来看,却又只限制在一、两天之内。即从“我”回鲁镇,下午在河边遇见祥林嫂开始,到第二天得知她已死亡,直至这天后半夜“五更将近”,鲁镇的人们正在忙着“祝福”的时候为止。国外有的鲁迅著作研究者认为:《祝福》这篇小说“几乎保持在古典戏剧理论所说的三一律的范围以内。一个地点,一个时间,一个情节,再补充以一些回忆和倒叙。”(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学研究动态》1981年第18期)也明确地指出《祝福》结构上的这一显著特点,是很有道理的。

在一般情况下,用第一人称的小说,经常会产生两个局限:一个是因为把“我”作为作品中故事的中心线索,以致妨碍了小说故事的自然发展;另一个是受“我”的限制,无法充分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但在《祝福》这篇小说中:由于作者运用这一手法,巧妙安排,灵活运用,使“我”或在幕前,或处幕后,“我”与小说的情节发展,有合有分,若即若离,扬“我”所长,避“我”所短,而且详略得宜,洒脱自如。因此,完全避免了上述两个局限,而充分发挥了用第一人称的优点和特色。既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抒情,又使整篇小说结构完整,集中凝炼,一气呵成;避免了零碎、松散的毛病。这是《祝福》这篇小说在艺术处理上的一大特色。

俄国杰出的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回答一位要求改编他的小说的剧作家的信中说:“有这样一种艺术秘密,由于它,史诗的形式任何时候都不会在剧作的形式中找到相应的体现。……一种思想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在别一种与它不相适应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转引自《电影艺术译丛》第三辑4-5页)鲁迅的小说也存在这种情况,尤其是他的一些用第一人称的小说。由于它具有一种为鲁迅所独有、别人很难模仿的风格和神韵,就几乎无法为其他艺术形式所取代或复制。我们试看改编成电影的《祝福》,影片无疑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不必讳言,它显然没有找到类似鲁迅原著中那种用第一人称的抒情手法,而只能使影片成为祥林嫂的传记,不得不让她本人成为影片的意识中心。这样一来,就无可避免地损失了原著中那独有的、最能拨动读者心弦、由“我”所表达出来的动人的感情魅力和强烈的思想力度。影片《伤逝》在艺术处理上稍好一些,但也未能完全克服这一难点。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责任编辑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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