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这样走来

彭学军，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于湖南吉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协会员。1990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告别小妖》、《歌声已离我远去》、《长发飘零的日子》、《蓝色滑板上的小妖精》，长篇小说《终不断的琴声》、《你是我的妹》、《腰门》，散文集《纸风铃紫风铃》等二十多部。曾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小说大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多次入选各种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集。

最初的时候——是说这三十年的最初、也就是1978年，我还在湖南吉首的自治州少年体校。

我学的是田径，专项是四百米和八百米。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年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在体育场铺着黑煤渣的跑道上跑圈子，一圈一圈又一圈，气喘如牛，汗水滴在地上摔八瓣。耳边还不时响起教练凶巴巴的吼声：快点，再快点!那架势跟旧社会的地主差不多，只是手上少了一根鞭子。日晒雨淋再加上大运动量的训练，豆蔻年华的少女出落得跟非洲难民一样，又黑又瘦。

那时，家里喜事连连。我父母都是老师，文革的时候下放到乡下去了，那一年，落实政策陆续调回了城里，母亲在卫校，父亲在自治州的民族中学，那是当地最好的一所中学，周边的十个县都把最好的学生送到那所学校来读书，来读书的学生只有一个目标：考大学——那时，已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了。

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已经厌倦了跑圈子，老这样跑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呢?那么，出来读书，然后考大学，我行吗?我十一岁就进体校，基本上没读什么书，底子太差了……但最终，我还是离开了体校。

以我的成绩，民族中学就是拼了小命也进不了的，但因为是教工子女就很顺利地成了那里的学生。以前是一天到晚地跑圈子，后来是一天到晚地做功课。从早自习到晚自习，星期天也要上半天课。那个时候老师补课从来不收费，很无私也很有激情，干劲十足，只要把学生教好了，成绩提高了，他们就会由衷地高兴。

也就在那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儿童文学。

还记得我们住在操场边的一排平房里，隔壁是语文老师，和我家一样，她家也是三个女儿，大女儿和我是同学。语文老师比较重视阅读，给她的女儿们订了《少年文艺》，每期新到的杂志我都会借来读，每每读到精彩的文章就兴奋得要命，也羡慕得要命。那点可怜的阅读成了我发奋读书的日子里唯一的慰藉。

后来，我父母调动工作，举家迁到了江西赣州。

赣州是一座古城，宋代时已初具规模，至今仍有一段三千多米的宋城墙横卧在赣江侧畔。刚去的时候，觉得它宁静清洁、古风扑扑，又稍稍有点落寞。也许我该把它看成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赣州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在一所中学做老师。

我教高中的语文，和我同分到那个学校教语文的女老师还有三个。我们四个人常在一起玩。那时才毕业，都还没有恋爱，四个人凑在一起就是疯玩，或商量下次去哪疯玩。

那时是八十年代中期，没有卡拉OK，没有酒吧和咖啡馆，连像样的大商场都没有。我们凑在一起多半是看电影，然后手牵手地压马路，肆无忌惮地高声说笑。有一回，玩得太晚了，回到学校铁门已经关了。看门的老头可能又喝多了酒，怎么也叫不醒，无奈，四个平时看上去还算温文尔雅的女教师只好爬铁门……爬铁门时笨拙而又轻盈的身影成了我们作为一个女孩的最后的、标志性的画面，定格在了记忆中。很快地，就有人请婚假、休产假了，然后是另一个……

我大概算不上一个好老师，教了几年书后就没了激情，而且学校越来越重视升学率，每次考试后，算总平均、及格率、优秀率……每个老师都精细得很，也不免斤斤计较，但我对这些都毫无兴趣。

我得找点有意思的事做，于是把念大学时订的杂志都翻出来：上海和江苏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东方少年》，也许是想延续读中学时的那种阅读感觉，我订了一堆这类的杂志。我把这些杂志重温了一遍后，心里燃起了一个希望：我要写小说，就写中学生，我有这样的生活，而我的文字一直还不错，读中学时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念……

那时已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还是文学备受推崇的时代，能发表作品、出书。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电视台。

也许是职业和视野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注意这个城市的变化。城市越来越大了，它迅速地向郊区延伸，高楼也越来越多，人哦车哦一下子多了起来，大街上一天到晚都热闹非凡，人们的衣着也日益地光鲜、时尚。这个城市再也不会让人感到落寞了。

但我终归是一个喜欢清静的人，我很享受去乡下采访的日子。特别是春暖花开或秋高气爽的时候，走在乡间小路，满眼葱绿，空气中飘散着植物的青涩和瓜果的芬芳。

有一回，乡里派了一辆农用车送我们，走到半路，车出故障了。那天正逢赶集，本来就不宽的马路被挤得只剩下细细的一条。到了一段长长的陡坡，司机也不减速，直直地往前冲。我当时坐在驾驶室，看见司机满脸是汗，神情紧张，嘴里嘟嘟哝哝地骂着，就知道，刹车失灵了。怎么办，再这样冲下去会出人命的!我压抑着恐惧，强装镇定。指着前面路边的一堆碎石说：“冲到那堆碎石上去。”司机听了我的，让车轮陷在了碎石里才刹住了车。还有一次进山采访迷了路，顶着烈日在山里转悠了一天，天快黑了才找到出山的路：去矿山，爬了大半天的台阶，腿软得发抖，可到了目的地因为大雾天设备受潮根本开不了机……还有雨中的果园，冬天的林场。叽叽咕咕的养鸡场……有些经历其实是为着记忆存在的，为着有一个丰沛的人生。

我大概是个做事没有长性的人，电视台没呆几年，又去了出版社，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了，我离开了那个已经相当繁华了的城市。

我的写作也有了一些长进，书一本一本地出，还获了一些奖，有了一点知名度。而这个和文字打交道的职业似乎也更符合我的心性，我有一种船靠码头车到站的归宿感。我一边看着别人的稿子，一边写着自己的稿子，我很满意这样的状态。在一篇文章中我这样表白道：“如果，必须要有一个职业并且在职业之外再做点自己愿意做的事，除了现有的状态，我不知道对于我这样一个散淡、平和，对人对事有着淡淡的疏离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只是愿意，我可以尽可能多的只面对文字，这就极大地成全了我的个性。那些优美、灵动、睿智、幽默、飘逸、洁净的文字，以及由此而结构、交织、描摹、显影出来的美丽的故事、不朽的人物、隽永的思想和写作者真切而生动的灵魂，是那样的令人愉悦和赞叹。如果读到了它们之中的极品呢——当然是就自己的欣赏水平和阅读视野来说——那就只能是深深的沉醉、艳羡和激赏了。然后，会不自觉地角色转换，一个写作者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于是，暗暗地妒意横生，咬牙切齿或万分沮丧地想：这样的东西，就是再给我两个脑袋也写不出来哦。忍不住再读一遍，心里的‘不平就渐渐被它的卓越销融了，宽慰地、感恩地想到：幸好我是个编辑，被我读到了，如果我仅仅只是个读者，泱泱书海，很可能就失之交臂了。”

编辑这个职业应该比其他的职业更能感觉时间的流逝吧?每年几个订货会一过，到了要报年度选题的时候，就知道是年底了，又是一年要过去了。明年又该做些什么书呢?就像老农咂巴着烟斗寻思着：明年地里种些什么好呢?

我们不能说文字是永恒的，但至少，它是可以流传下去的，这样，文字就有了时间的意义。这些文字伴随着我走到了2008年。走到了可以写“我这三十年”的时候——其实只要在这个世上活过了三十年就可以胜任这个题目，但我还是觉得它有一种沉沉的岁月之感。它让我想起曾采访过的一位老人。

很多很多年以前，老人还是一个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的时候，她的丈夫就离开了她。临走时，她穿灰军装、戴八角帽的丈夫望着田里青青的禾苗说：“等着我，到了收稻子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从此以后，每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她就站在高高的老门槛上朝远处张望，在她日日的守望之中，禾苗黄了熟了割了，又青了……她的丈夫没有如期归来。人们都说他丈夫战死了，不会回来了，劝她改嫁，可她不听，她只听丈夫的话——“等着我。”她为他的弟弟妹妹成了家，给他的父母送了终，后来，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没有人能活过她……她独自一个人在老屋里守着，天天站在老门槛上望着，门槛硬是被她踩得缺了一块，萎顿了下去，三十年，又一个三十年，从那萎顿下去的老门槛上溜走了。如今，她已活在第三个三十年的日子里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那里等着她的丈夫。

可是，不是人人都能像她一样坚忍地活着，至少我做不到。不过我们这样的时代也不会再有那样的故事了。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人的一生以三十年为一个单位来衡量，对有些人来说有点残酷，对有些人来说又有点奢侈。而对一个孩子来说，大概是不可思议的漫长，就像一段没有尽头的路。不过等他走过去后又回望来路时，又会是另一种感觉——怎么就到头了，沿途的风景我还没看够呢。幸而，脚下还有路……

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