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关系的误读与又说

沈敏特

2008年上半年，我开设的一门新课——中国电视文化评论，涉及当时正在热播的大戏《闯关东》。在一片叫好声中，我还听到另一种多少年来很熟悉的“讨伐”声。这声音说：这是一部在精美包装下，内核极为反动的电视剧，是为地主资本家招魂的东西，是刻意淡化甚至抹杀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所谓艺术创作；电视剧以古喻今，就是想告诉观众，现在的资本家也是不容易的，他们发大财是他们的聪明和手段，不管这聪明和手段是否光明、正当、磊落，只要发财了，就值得尊重和效仿。这部电视剧应和了当前的社会转型形势和大力提倡财富精英的社会舆论导向。

显然，这种声音讨伐的不只是一部电视剧，而是整个社会思潮和社会趋向。运用的思想“武器”，是我们非常熟悉，并且是多少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多少年来左右几代人命运的对于阶级关系的权威解读：阶级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你死我活”关系；在价值判断上，剥削阶级的本性是假、恶、丑，被剥削阶级的本性是真、善、美；任何颠倒就是“阶级背叛”，就是“替剥削阶级招魂”。而《闯关东》恰是对买了地、雇了长工、开了酒店、佣了伙计的朱开山一家的肯定和赞美；赞美了这一家人所表现和承载的优秀民族精神；这精神是：大义大勇、大诚大信、大仁大爱、大智大谋。于是，招来了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讨伐。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最熟悉，也是毫无疑义遵奉的，就是这种对于阶级关系的权威解读。而无数最起码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常识，却让我有了一点另类的清醒，使我能坦诚地说：这权威解读是贻害无穷的误读；这误读贯穿在1950年代起的政治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而“你死我活”只是阶级关系的一种状态，不是常态；阶级关系的常态是：我活你也活，我活好你也活好。至今为止的人类生活得以进步和发展，呈现的就是这种常态。

而我们久久不能习惯与忍受的，恰是这种常态。这里有两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例证。一是小说《高玉宝》中的“半夜鸡叫”，一是刘文彩的“收租院”。这两个例证是我们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的“经典教材”；强调的就是阶级关系中“你死我活”的残忍与残酷。在“文化大革命”后有了一点能说真话的空间时，恰恰是那些当年身临其境的长工、雇农对此大不以为然。因为《高玉宝》是纪实性的长篇小说，知情者就指出，小说中周扒皮的原型是一个老实巴交、宽待农民的地主；而“半夜鸡叫”压根儿是子虚乌有的杜撰。他们朴素地说：从古至今谁听说过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有长猫眼的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吗？而“收租院”中的种种残酷细节，也是搞成展览馆时按“你死我活”的标准虚构的。那个令人恐怖的“水牢”，本是“润烟池”，从来没有泡过人。他们并不否认剥削的存在，只是指出，剥削的常态是让人活，还让人活得好一点。就像《闯关东》的朱开山那样，不同意大儿子克扣长工伙食。他的想法很质朴：不吃饱咋干活，不吃好咋能让人出大劲！

道理简单得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稍有理性的剥削者，仅从剥削的需要出发，也懂得要剥削就得让被剥削者活下去，要剥削得长久一些就得让被剥削者活得更好一些；剥削离不开被剥削者的生存。这里还得强调。剥削者的人性是复杂的，各种社会元素的影响，使他们在基本保持剥削地位的前提下，能够容纳超越阶级性的人性因素，譬如同情、怜悯，等等。有带阶级性的人性，但人性始终大于阶级性。否则，很多社会生活现象就无法解释。

人类史也告诉我们，阶级关系的这种“我活你也活，我活好你也活好”的常态，贯穿在历史进步过程之中。为什么奴隶制度会转化为封建制度，为什么封建制度会转化为资本主义制度？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改善被剥削者的生存状态。奴隶活得不如农民，农民活得不如工人，于是美国就出现了解放黑奴的伟大总统林肯。

所以，当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时，新的剥削者就是当时的进步力量。而剥削者中又有不开明与较开明的区别，这区别就在于开明者要维持、保护并改善这种阶级关系的常态，避免“你死我活”的非常态的出现。中国的封建制度极其漫长，但在那些并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王朝更替中，开国君主也往往要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只有那些不懂得这个起码道理的蠢君，才在开国时依然热衷于“你死我活”斗争。明君能记住百姓如水，载舟也覆舟；民不聊生，剥削能长久吗？

我绝不是剥削制度的讴歌者，但我承认剥削从产生到消亡是人类社会必经的过程；我们需要研究与把握它的进程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寻求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的过渡方式。很多研究者已发现，恩格斯在1895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中，对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暴力革命”作了“修正”，他坦言：“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一个对人类命运负责的思想家、政治家绝不热衷于“你死我活”这一种过渡方式，而力求在“我活你也活”的状态中推动历史的进步。

如今的中国，又有了老板和打工者的区别；但我们在其间并不渲染“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倡导“和谐社会”。这并不是说，没有矛盾。应该说，既有矛盾，处理不当，还会转化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引出破坏性的社会震荡。但是，在现代有效政府的掌控下，经过不断的制度改革，在民主逐步增量的过程中，使矛盾控制和协调在“我活你也活，我活好你也活好”的状态之中，就能达到社会平稳转型，走向现代化的目标。

如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对阶级关系的常态的认识已扩而大之，融入了国与国的关系之中，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首先是对战争的认识。核武器固然具有巨大杀伤力，使现代战争的恐怖性、破坏性百倍增大。但也正因为破坏性增大，使“我活你也活，我活好你也活好”的关系原则，能够被更多国家所接受，使和平与发展成为更大范围的共识。因为核战争的发动将使战争不分胜负，必将是两败俱伤、毁灭各方，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几个地球。于是，防止核战争成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

在经济问题上更是如此，这次金融海啸从纽约发端而泛漫世界，突出地说明，整个世界的金融体制必须改革到平等互利共赢、相互有效监管，而发达国家应尽更大义务，不能唯美国马首是瞻，唯美国利益居前。这就有一个“我活你也活，我活好你也活好”的关系准则渗透其中。不久前召开的华盛顿20国首脑会议（G20峰会），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论坛上的发言权；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对于自身生存的重要作用。中国领导人作了《通力合作，共度时艰》的发言，点明了合作是平等关系的体现，共度时艰是共同利益所在，这是和谐社会向和谐世界的延伸，核心是“平衡体现各方利益”以及各方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体制”。发达国家必须懂得，只有让世界各国生存与发展，才有自身的稳定运行的前景。

其他诸如世界资源、生态、恐怖主义等问题，都只能在“我活你也活，我活好你也活好”的关系中，达到全球性的改善和解决。

世界各国不管怎样多元，不管文化上有多大差异，不管经济上有多少不同的利益诉求，“你死我活”是再也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