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青铜器“育成期”至“鼎盛期”之过渡及到达首次青铜器高峰的发展趋势

夏令嘉

【摘 要】 本文侧重对青铜器发展趋势的挖掘，从历史长河的青铜文化发展中抽取一段，论述及分析中国青铜艺术从育成期之后至鼎盛期所走的上坡路线（时间跨度定位约为商代中期至商末），阐述及比较此阶段的代表性变化、发展和特征；通过种类、纹饰、铭文等方面的发展，刻画出在青铜时代整体中，此段时期青铜器的特色与重要地位。

【关键词】 青铜器；鼎盛期；育成期；殷墟；发展；趋势；繁复化

一、总论

中国青铜器从萌生到登上绚丽舞台，再至退出显著淡入历史［1］，此间所行之路，首先是一段朝向繁盛的趋势。这在约公元前二世纪达到顶峰，被称为青铜器的“鼎盛期”，位于“育成期”之后，时间跨度涵盖商代中晚期到西周中期的三百年。据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内的《彝器形象学试探》一文，按铜器形象学的考古方法对青铜器纹饰、造型、铭文的综合考察，找出时代共同特征，确定断代标准，将青铜器分为五大时期。［2］同一时代青铜器有共同的特性，而鼎盛期间的青铜器的特征，是随青铜艺术的积累与发展，逐步形成的。

二、时间范围及动态发展上的概括进程

商代青铜器基本可分前后两期，前为二里岗期，后为殷墟期。时间跨度为商代早至中期的是育成期，在盘庚迁殷前，青铜艺术形成与开始发展。这时期的青铜器物造型虽然多模仿陶质器物，但非纯粹模仿，而是根据青铜质料和色泽特点进行的再创造。［3］纹饰要素为兽面纹即所谓“饕餮纹”的结构已经出现。以兽面为主体的象征性的神秘诡奇的艺术风格，已具有明显的特征。然而就整体而言，仍是简单质朴。有别于之后精致华丽的特点，却正在向精致化迈进。

育成期后期，青铜器已经被广泛使用。品种更见繁多，纹饰继续复杂化的趋势。如此引上了鼎盛期的道路，这是青铜器艺术的第一次高涨。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为代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北起内蒙古、辽宁，南至长江以南，东起沿海，西至甘肃，纵横数千里之土地上都有发现，相距甚远的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往往有统一的风格，此现象表明当时青铜器铸造业开始遍布中华大地，［4］这也是青铜史上的高峰。

1、此时期青铜铸造概况

迈向鼎盛期青铜工艺之精细，以铸造技术的成熟为基础。商后期青铜器冶炼水平比前期又有很大提升。分铸法在商代形成，并得到广泛应用，使铸造青铜器更简易，提高了生产效率，且令器物的造型与装饰更繁富壮丽。［5］

青铜冶铸工艺还包括表面装饰技术，至商代后期用绿松石为质料的青铜器镶嵌工艺也出现了，它为以后的金银镶嵌器打下了良好基础。［6］

商代晚期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为考古发掘所证实。1959年安阳苗圃北地发掘的一处大型铸铜作坊，带有大量炼铜坩埚碎片和几千块陶范，遗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以上［7］，显现商后期青铜器铸造业的规模。同时代甲骨文中也涵盖有关冶铸情况的记载，例如记录当时铸造青铜器不是用铜矿石冶炼、而是直接采用“黄吕”这种冶炼后的铜料的情形，［8］反映出商代后期青铜冶铸已有炼铜、铸器两种不同的分工。这种情况也有考古证据，如安阳苗圃北地的殷墟铸铜遗址中，只发现坩埚、陶范和陶模却并未见铜矿石出土。

2、种类更为繁盛

从育成期后到鼎盛期的区间内，除原有种类发展，亦有新式样缤纷呈现。商代尤其到了晚期，青铜礼器已成熟，重要的器类都已具备，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类。另有不少青铜武器等生产。

这时期青铜器种类丰富，考古发现不少前期未见的器物。如1976年发掘的殷墟5号墓（妇好墓），随葬的青铜礼器多达二百余件，包括盂、匕、方彝、鸟兽尊、兽头刀、弓形器等这一时期新见物品。［9］

3、类型与功能更为重要

在青铜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青铜器总体呈现华丽的外表与成熟的内在功能并重。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于完善，酒的使用在商代普遍，酒器持续活跃于重要的位置，直到周朝出现转向重食体制的端倪，才淡出了焦点。此时礼制的完善也让周朝沿袭，为之后持续的鼎盛趋势提供充足的养分。

当时政教合一的特点，使青铜器有政治权力工具的身份，正如《左传》中提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制作的青铜器主要用作祭祀与征战。

祭祀中，巫术与酒联系紧密。酒在祭祀仪式扮演中心角色，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提及“酒以成礼”。［10］商青铜酒器十分发达。主要有爵、角、觚、觯、斝、觥及盛酒器尊、卣、瓿、罍、方彝和壶等。角在商代中期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四十件青铜爵，其中一对大型妇好爵，高达37．3厘米，腹部饰有精美的鸟纹及兽面纹。［11］

征战方面，商王及贵族为巩固统治，用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制造大量武器。考古发现商代青铜武器包括戈、矛、戟、刀、戚、胄及弓柲等等。青铜武器不仅较石质武器坚固、耐用、锋利，且数量更大。在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王陵（侯家庄西北岗M1004）的墓道中，就发现随葬青铜戈722件、成捆的青铜矛731件，以及青铜胄141件等。［12］这显示了用青铜武器武装军队，为当时特点。

这时期的青铜器尤其礼器，大都凝重、庄严，配合神秘怪诞的纹饰，正是神灵崇拜和信仰意识凝聚的反映。借助青铜器的神秘庄重营造恐怖肃穆的气氛，可保持并强化神灵在人心中的地位，实质上也就是强化王在人民心中的地位，王权便在神权笼罩下得以巩固。［13］

4、铭文逐渐增长

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的商代青铜礼器发展出铸造的文字，纪事体铭文在商代末期出现。商代的铭文一般较短，一件器物上几个字，内容大多关于标明制作者的族氏及被祭祖先庙号。［14］至商末，有青铜器上已出现长达50字的纪事性铭文，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15］这种铭文持续发展，到了西周铸长篇铭文便成为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了。

由于殷商青铜铸造工艺和工匠被周人接收，商代鼎盛期的青铜模式在换代后一段时期延续下来，而出现一批商制周铭的青铜器。［16］有些著作称之为“殷周式”，或定为商末周初，从一个侧面也显示了鼎盛期青铜艺术所产生及持续的影响。

整体上商代铸铭的青铜字数不多，二三十字以上的迄今只十余件。商代前期二里岗期青铜器上无文字，［17］后期青铜器铸铭几字的已很多见，亦有少数长铭，内容除表现祭祀还包括赏赐、征伐、宴食、狩猎等方面，这些对青铜器铭文之后的走向，作了指示性的展现。

5、纹饰造型变化与发展

鼎盛期之青铜器艺术成就，最凸显在器物的纹饰与造型设计上。有些器物本身已成为完整的立体雕塑，在那时的卣、觥、尊等器形中均不乏列举。

比起育成期，鼎盛期的青铜在纹饰造型上迈上了明显的高度。在商代初期至中期，雷纹已开始应用，但不作地纹；青铜器花纹为单层，即平花，无底纹，以兽面纹为主。到了鼎盛期，商中期的单层平花纹发展成为了三层花，即有底花、粗花、细花。［18］此为非常精致细腻的花纹，到西周晚期如此之纹饰退居陪衬地位，纹饰逐渐简单、朴实化，因此，这是鼎盛期青铜之典型特色。

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形体上基本还是象征性的，除了勾画炯炯有神的双目，其余部分即使是较细致的图像，也是主干地纹不分，轮廓不清。［19］商代晚期动物形象则具体得多，有的甚至颇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地纹明显区分开来。地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纹饰主体用浮雕的现象也普遍。

此时期的青铜器在纹饰上有一种特点：不是全身饰以花纹，就是纯素。［20］一般图案富有原始风味，器质凝重结实，丝毫没有轻率的倾向。花纹种类大致包括夔龙、夔凤、饕餮、象纹、雷纹等；以雷纹、饕餮纹占主要地位。青铜纹饰种类繁多，通体满花流行，有时交织几种不同的图纹，并有主题、陪衬之分［21］，形成繁美各异的效果。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展。

商代和西周初期青铜器的装饰花纹以动物纹样为中心，是研究商周青铜的学者们公认的一个现象。［22］动物纹样的发达形式在安阳殷墟达到高峰。兽面的原型，至少是两眼和脸部轮廓，在商代中期的青铜器上已很显著，到了殷墟时代和西周初期，动物纹样复杂多样。辉煌的鼎盛期青铜艺术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运用夸张、象征的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空前发达，既庄严神秘又富有生气。商末青铜器在纹饰和形状上，都非常明显地被西周青铜器艺术继承了，所以商代过去之后，青铜鼎盛期仍持续着，并在西周青铜器上可看见它树立的风范。

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商中期内容和种类都丰富许多。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与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23］在艺术装饰方面，同样呈现高峰。这一情况不仅和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是一致的，也和其他玉雕、牙雕等的发展相呼应，［24］在整个鼎盛期，各种装饰艺术都有高度的繁荣，青铜器是其最辉煌之典范。这显示了中国古代文明之路的进程。

三、结语

当时亚洲大陆上，殷商冶铸业的青铜艺术可谓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25］随青铜冶炼技术达一定水准，花纹造型日益繁复化，也可算作对其能胜任难度之形式证明。而几百年后，青铜器的外貌又“返璞归真”了，不再表现那么繁复精密的造型纹饰，直至它作为实际运用及艺术形式的广泛存在退出历史舞台。从宏观的角度，这与其他一些事物、尤其是艺术方面有共同的脉路，比如东西方绘画的发展都是从简到繁，待克服了技术上的困难、当制作难度高的繁复造型再不是问题，又转向了简单的外貌构成，将注重点转移到了一些实质性的意义或者引伸的精神层面。而那些中间阶段的形态，虽为过渡，却不仅仅是过渡，其本身具有完整、成熟的风格，并对之后的承袭品提供灵感与实质的积淀。尤其如这段时期的青铜器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次高峰，更具分量。经数千年岁月，这颗璀璨的明珠光彩依旧，的确，育成期后高升鼎盛时代的青铜艺术，其价值和成就属于永恒。

【注 释】

［1］ 参考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1．

［2］ 徐昌义，《中国古代青铜器鉴赏》，39．

［3］ 杜廼松，《古代青铜器》，173．

［4］ 同上，175．

［5］ 李先登，《商周青铜文化》，12．

［6］ 摘自《新民晚报》：陈燮君，“苍茫深处见胆识——记马承源先生”．

［7］ 杜廼松，《古代青铜器》，34．

［8］ http：//jgw．ayinfo．ha．cn/fyz-jgw/no9．html．

［9］ 杜廼松，《古代青铜器》，175．

［10］ 参考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商代的巫语巫术”及“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

［11］ 李先登，《商周青铜文化》，37．

［12］ 同上，29．

［13］ 向中华，《青铜的历史》，28．

［14］ 李先登，《商周青铜文化》，47．

［15］ 同上，63．

［16］ 同上，56．

［17］ 杜廼松，《古代青铜器》，149．

［18］［19］［20］ 徐昌义，《中国古代青铜器鉴赏》，121．55．39．153．

［21］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425．

［22］ http：//www．artscn．com/artinfo/news/sbg/gdqt/4．htm．

［23］ 徐昌义，《中国古代青铜器鉴赏》，39．

［24］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3．

【参考文献】

［1］ 古代青铜器．杜廼松．文物出版社，北京，2005．6．

［2］ 青铜的历史．向中华．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06．11．

［3］ 商周青铜文化．李先登．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

［4］ 中国古代青铜器鉴赏．徐昌义．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1998．4．

［5］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三联书店，北京，1999．9．

［6］ 中国青铜器．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