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西柏坡时期中共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历史必然性

梁玉玮　王文晓

摘 要：解决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而西柏坡时期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是中共在民主革命进程中制定土地改革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研究此次会议召开时国内具体而特殊的历史状况，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其时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土地问题方面决策的有效性，而且对现今制定各种惠农政策、探索解决 “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Abstract:The solution land question is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key component, is essential safeguard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war of liberation can carry on smoothly. But the Xibaipo time convenes the national land conference i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mulates a land reform policy important meeting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dvancement. Studies when this conference convention domestic concrete and spe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 is not only helpful to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meantim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solution land question aspect decision-making validity, moreover formulates each kind of Hui nung policy, the exploration solution to the nowadays “three agriculture” the question certainly to have profits from the significance.

关键词：西柏坡时期 全国土地会议 土地问题 中国共产党

Key words:Xibaipo time nation land conference land quest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作者简介：梁玉玮（1983— ），男，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07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王文晓 （1983— ），女，河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学院2008级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A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6-0030-02

一、革命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已迫在眉睫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则降到次要地位。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中国土地属于日木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2](p260)为了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15日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写进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实施，对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并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并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由中日的民族矛盾转变为中共代表的无产阶级及广大民众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疯狂进攻，谙熟中国国情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冷静思考并作出了有效对策。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强调在当时情况下要特别注意军事、土地和生产等三方面的问题。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迫切任务，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封建土地制度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根”，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将蒋介石的“根”拔掉，取得人民战争的胜利。

二、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全面土改的阶级准备正在形成

经过减租减息，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逐步由集中转向分散，地主占有的土地减少，而农民占有的土地有所增加。据北岳、太行、晋绥、盐阜和滨海五个区域的调查，抗日战争前和减租减息以后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为：地主从占有全部土地的29. 5%下降为13.5%，富农从21%下降为17.5%，中农从29.5%上升为42.5%，贫农从19%上升为22.5%，雇农从0.8%下降为0.6%。[4]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自然引起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大多数雇农上升为贫农，大多数贫农则上升为中农，各阶级和阶层在数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地主下降、富农削弱、贫农上升、中农显著增加的形势。仍以上述北岳、太行、晋绥、盐阜和滨海五个区域的调查为例，抗日战争前和减租减息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地主从占全部户数3.6%下降到2.4%,富农从7.2%下降到6.7%，中农从28.4%上升到38%，贫农从54%下降到47%，雇农从5%下降到2.5%。

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有利于地主、富农在心理上逐渐适应党的土地政策,为党在适当时候逐步过渡到‘耕者有其田，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打下了基础”。[5](p62)而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地主阶级的反抗程度和不满情绪大大降低，这些为农村各阶级阶层在思想上、心理上接受全面土改做了必要的准备，也为在土地改革中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铲除封建势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亟需大批源源不断的后方援助

众所周知，淮海战役是一锅60万正规解放军部队对80万国民党军队的 “夹生饭”，而人民解放军背后有597万民工支援前线，随军作战的常备军就高达100万，所以才有陈毅元帅“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的由衷感慨。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记载的平津战役中华北人民支援前线的壮观场面则更加形象和具体，“那时候，正值隆冬，冰天雪地，他们听说要解放北平、张家口，立即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那情景真是非常感人，非常壮观！当我从孙庄去孟家楼平津战役指挥部的时候，一路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和广大民兵，赶着满载物资的大车，不分昼夜地朝北平、天津方向前进，真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眼看不到头呵！我还得知大清河两岸的人民群众，昼夜组织40000多人参加突击破冰队，两天内砸开了100多里冰河，使白洋淀和大清河两岸的船只，能够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6](p701)

从一定意义上说，国民党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方面的缺失是导致国民党政权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积极致力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土改后解放区的人民无私奉献、倾尽所有，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战争，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最终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指出的：“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打到蒋介石的胜利”。[7](p73)

四、原有土地改革政策不彻底，亟需交流总结各地的实际经验

全面内战爆发后到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多数地方已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土改运动发展得很不平衡，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并且在实际分配土地时存在一部分人多占土地、浮财和包庇地主转移资产的富农路线倾向。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后，从各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发展来看，需要及时交流情况和总结经验，制定更彻底的土地政策，以指导土地改革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进行。而修改《五四指示》中已过时的部分规定和颁布新的更彻底的土改政策，是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要求和指导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发展的迫切需要。此种情况下，召开一次全国土地会议，来研究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已是当务之急。1947年5月24日，刘少奇在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文中指出，“检查‘五四指示各项原则的正确性，并如何制定一个更完美的土地指示”[8](p43)是要注意研究的几个问题之一。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时也提到：“我们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把各地的经验总结和交流一下，制订出更完善的政策，然后把它贯彻下去，使土地改革彻底完成”。[9](p203)

五、中共中央的积极筹备，为土地会议召开创造了主观条件

中共中央尚在延安时就曾计划于1947年5月4日在纪念《五四指示》公布一周年之际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可胡宗南兵犯延安使这一计划没有得以实现。党中央撤离延安的第二天即致电各中央局、分局：“五四土地会议之地点及日期，必须视以后情况之发展再行决定”。[10](p88)

“枣林沟会议”后当时中央的五位书记兵分两路，刘少奇和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11](p51)中央工委一路东行，途中非常关心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深入实际，注重调查，掌握了十分详实的一手材料，为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做了准备。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后，中央工委的领导人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并于5月31日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计划在7月份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与此同时，正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来电，要求中央工委在半年内完成三项任务，即“（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的成绩”。[11](p91)第二项任务就是要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对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密切关注。此后几个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关于此问题有过多次致电、复电。刘少奇在在全国土地会议预备会上指出：“全国土地会议原拟五月在延安召开，由于战争关系没有开成，中共中央就委托中央工委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将来的文件和决定还要经过中央批准”。[8](p44)可见，全国土地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的共同领导下召开的。中共高层领导们对召开这次土地会议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负责的态度，也成为全国土地会议能够召开、能够开好的有力保障。

综上所述，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同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得中国土地问题到了必须解决而且能够解决的关键时刻。正如董必武《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中国目前一定要解决土地问题，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革命才一定会胜利。” “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有把握的，关键是我们在广大解放区建立了‘革命的政权，而‘这个政权是保障满足农民的要求的”。[12](p129-130)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及时召开了这次在中共革命史上有关土地问题的最重要的会议，从而在中国土地改革运动史上树起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5] 吴敏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

[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9]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

[10] 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

[1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

[12]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