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语言学解读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

摘要：英语在世界范围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使其从先前的“国际英语”逐渐细化为以标准英语为基础的“国别变体英语”。其中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产物——“中国英语”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英语中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语言学理论的日渐成熟恰好为这一语言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视角。

关键词：中国英语；本土化；自发习得时期；创新求变时期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45（2009）03-0119-02

英语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使其带有了国际化的特点，然而不同地域对英语的学习接受却是有着各自的特色，甚至不同国家用自己的文化内涵为本土英语发展出带有相应民族地域特色的变体，从而丰富扩展了英美本土英语的内容。同样，英语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流入日益开放的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英语不得不接受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的洗礼,最终沉淀出“国际英语”（World English ）（相对于英美本土英语兴起的一个概念）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国英语，即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nativation）产物。中国英语从早期的非标准形式——“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发展到今天的自主变体，经历了漫长的渐进式发展过程。本文将这一历程分为自发习得时期和创新求变时期，即从“洋泾浜英语”到“中国英语”时期和“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并存时期。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 ）自从20 世纪60 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已经从“边缘性学科”逐渐发展成为当前的一门自成体系的“热门学科”。本文即从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的角度对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的两个阶段进行阐释。

一、社会语言学概述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语言学分支，或者说从使用语言的人和集团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语言，就社会方面而言，研究范畴包括社会中的环境、方言、心理、思维、性别、阶级等等。社会语言学认为以上各方面都是语言产生变化，迁移和发展的影响因素。更进一步我们可以从相关术语中理解社会语言学的关注视角，如“言语共同体”、“语言变体”、“言语多样性”“语码转换”、“跨文化交际”等等。总体来看，社会语言学打破了原有范畴，不再把研究领域局限在语言符号本身，而是把触角延伸到社会学领域，把语言运用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产生出更加广泛的阐释理论和更加灵活的研究方法，从而更有利于人们探索语言形成，变

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为社会的整体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我们也有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来解读英

语在中国的本土化现象。

二、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现象的社会语言学阐释

（一）从“洋泾浜英语”到“中国英语”的提出

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的语言接触，语言学界在研究中通常把这一时期的中国人使用的英语称为“洋泾浜英语”，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与外界交流甚少，但是西方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的贸易扩张的触角已经伸向了中国这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国度，外国商船开始在沿海城市广州、上海、香港等地进行贸易市场探索。这些地带的本土商人在丰厚利润的刺激诱惑下，自发地学习西方人的语言。学习的途径大都是从西方人士聚集的场所听来的简言碎语拼凑而成。虽然不讲求语法、句式，甚至中英混杂或者配以相关的肢体语言，但是简单实用，使得商业贸易交流得以进行。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和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语言可以因为社会的发展需求而诞生，同样也可能因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消亡。带有明显的商业特征的“洋泾浜英语”在中西贸易之初可谓功不可没。但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踏上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中西交流的领域也已经不再局限于贸易往来，粗糙的“洋泾浜英语”也已不能满足中外交流的需求，渐渐为教会学校以及官办学堂的规范英语学习所取代。

英语学习进入学堂以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都还是处于比较传统和被动的发展时期，因为英语代表着的是其背后的发达的西方世界，中国正经历着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迈向一个崭新社会的巨变。借鉴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势在必行，语言学习也成了历史重任当中的第一步。因此，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标准英语”是当时的中国人为了中华崛起而努力学习的目标。另一方面，因为国家的滞后，汉语以及中国的民族历史文化还没有吸引外国人士的目光，所以当时的英语学习基本上是中国学习者单向的吸收西方英语的发音，构成，功能以及背后的文化思维。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发现在具体的交流运用中，“标准英语”似乎并不能为本民族的发展尽全力，比如一些体现我国独特的文化精髓的事物与现象在“标准英语”国家里并无对应项，于是一些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出现在了世界英语的舞台，如“confucianism”（儒家思想），“Four Books”（四书），“Eight-legged essay”（八股文），imperial examinations（科举）等。此类英语的大量出现英语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被正式作为理论概念提出来，从而使这些本土化英语现象有了较为准确的定位描述。

（二）“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并存时期

“中国英语”，即以英美国家的标准英语为核心，用来表达中国特有的事物与现象的，具有汉语语言特征的一种英语变体。它是英语国家使用的英语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表现形式为语音，词汇，句式和语篇，其途径主要是通过英汉语际交流中的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手段而产生。后来随着英语在我国传播范围的扩大，中国的英语学习群体也不断增长，“中式英语（Chinglish）”这一概念也在频繁的流传使用中变得耳熟能详，描述的是中国人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因受汉语思维方式或文化的影响而生搬硬套，拼造出不符合英语本土表达习惯的，不规范的或者畸形的英语，这类英语往往难以被英语国家的人理解或接受。但它却是当代的中国人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自我思维模式的主动调节阶段的具体表现。如果说“中国英语”这一概念所代表的英语变体现象还属于传统的，谨慎的，被动的英语本土化言语行为，那么以“中式英语”为代表的英语变异现象却是较为开放的、大胆的、主动的求变性言语行为。这一点我们从“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产生的背景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地理解到。

“中国英语”诞生的历史背景上文中已经初步提到，这里深入探讨一下可以得知，“中国英语”产生的国外内环境是：第一，在上世纪80年代英语在中国的使用群体还比较少；第二，中国的英语应用领域主要局限在高教、文学、时政、外交等，对外国的文化社会环境了解甚少；第三，英语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热情还相当的有限。相反，“中式英语”诞生的社会背景却是无比优越，首先，“中式英语”的创造者已经是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几乎包括所有的中国在校大中小学生以及学习英语的社会人士；其次，中国的各行各业双语化呈现几乎随处可见，通讯、交通、信息的迅猛发展也让中国认识世界的方式大大改进；再次，中国的崛起开放发展让世界各国的人士纷至沓来，甚至先前被他们认为是艰涩难懂的汉语也成了外来认识努力学习的热门语言。

从表现形式看，“中国英语”强调的是尽最大可能的合乎标准英语的表达习惯，相关语料库（比如《汉英中国专有名词和术语简明词典》）的出现也是遵循传统谨慎的原则，尽量统一标准，讲求规范，从而是英语在我国的本土化发展呈现出井然有序，勃勃生机的状态。就算是日常交际中也尽量学习英美国家的交际原则。比如，“——You are very beautiful!”“——Where ?Where?”曾被流传为经典的展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对话。这一对话的目的则是让中国学习者牢记对方的交际规则：当对方赞美你时，要坦然地接受并致谢，表达为“Thank you!”“Im so glad to hear that!”或者“Its kind of you!”。所以当中国的民族特性中的谦虚与西方的自信大方的个性相碰撞时，“中国英语”选择了尊重对方的习俗。然而“中式英语”的出现却是遭到不少国内人士否定和批判，比如“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完全以母语为模版来扭曲英语。可是，这类的表达方式，在关注中国的英美人士那里反倒激起意外的兴趣。因为恰恰是这些不太成熟的英语让他们读出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民族习性，从而为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简单轻松地途径。正因为如此，“Long time no see!”“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之类的“中式英语”已经被英美等本土英语国家接受使用。部分“中式英语”之所以能够直接升级到合乎规范的“中国英语”，是因为其所依附的国家在发展，民族地位在上升。中式英语透视出一个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中国正自豪地用自己的语言方式展现着自己的风采，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目光，同时，世界也正用认可和关注表达对这一伟大民族的尊重与欣赏。

三、结语

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由被动接受英语到主动用自己的特性去影响和丰富本土英语的过程。社会语言学中的社会与语言的相互影响制约的共变原理也为这一现象存在的客观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英语在中国经历曲折历程之后发展而成的“中国英语”，就像一面飘扬在中华大地迎风招展的旗帜，向世界展示着一个民族的特有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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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俊英（1982- ），女，四川井研人，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助教，中山大学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