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香港的理由

黄桂元

天津著名城市景点“五大道”的纵深处,躺着一条窄窄的、短短的寂寞小路,很像是缀在“五大道”缝隙间的一块小补丁。如果我们正常行走,估计五六分钟足可以打个来回,有趣的是,它居然拥有一个并不匹配的名称——“香港路”。

过往的那些封闭年代,那样一块不起眼的小补丁,显然无法涵盖我对香港的全部想象。香港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它经历奇特,却面目朦胧。它归属英伦,却血缘同宗。它偏踞湾角,却世人瞩目。我的想象中,香港神秘得匪夷所思,且构成了一个超级的“大”。那样的“大”,容纳了太多难以名状的豪华、显赫、摩登和富有,表征了人世间所有的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那样的“大”,还隐喻了一个怪诞的梦,与我可怜的人生经验几乎格格不入。那样的“大”,同时包含了一种缥缈的“远”,对于我们这些中国内地的北方居民来说,那种“远”是遥不可及的,如同就在天涯。

仿佛一夜之间,中国的巨变完全可以用“沧海桑田”形容。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身居其间的这个蓝色星球一下子变小了。1997年4月,正是香港“回归”前夕,我结束了三个月的赴美探亲日程,从洛杉矶飞抵香港。动机很简单,与其说来此旅游,不如说猎奇,好听一些,叫圆梦。我计划在香港小住几天,然后通过罗湖桥海关入境深圳,再乘国内航班返回天津。

“回归”前的维多利亚港湾曾暗流涌动。大多数港胞对“国家”这样的概念向来生疏,对“一国两制”更是疑虑重重,据说一些富有的港人方寸已乱,纷纷举家移民境外,以申请英格兰“国籍”为首选,使他们深感意外的是,英方只同意签发绿卡,等于是入英籍的愿望彻底泡汤,遂油然生出精神孤儿般的失落感,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趋利避害,人之本能,当属正常。刚刚放弃移居美国机会而回到天津的我,很能理解彼时彼刻茫茫然难于抉择的那些港人。毕竟,香港与中国内地有着太多的制度差异、时空隔膜和精神阻塞,需要一个彼此熟悉、信任和接纳的过程。

那次落地香港,我这个过客没有逛那些被称为“mall”的巨型商场,而是独自在尖沙咀、铜锣湾一带转悠着。我带着有色眼镜来打量陌生的香港。行人如织,招牌惹眼,店铺火暴,粤语盈耳,那完全是置身于异国他乡的感觉,一切与我毫不相干。显见的是,寸土寸金、人满为患的香港已经趋于饱和,据说若买个稍好位置的车位,至少不会低于三四十万港币,我猜想,若打算挤在这个拥挤不堪的地方生存下去,除了不断加大消费成本,恐怕别无他法。城市建设没有向外拓展的空间,便只能往天空深处寻求路径。于是,初来香港的外地游客,视野里便塞满了望而生畏的“水泥森林”。高楼密集而逼仄,像是遭到强行捆绑,棍子般直通通戳向一孔孔天空,坚硬而冷漠。我曾从三十层高楼的窗口俯视,马路真的就像块块小补丁,人如蚁群,车似虫队,微渺地来回蠕动。那景象让人难以亲近。我在香港只待了两天,便匆忙离去,并没有留下太深印象。

戏剧性的是,九年之后的我,居然“摇身一变”,以“女婿”的身份成了香港的一名常客。至于我与香港女友如何相识,她又如何由“小姐”变成了“王傣”(粤语把“黄”念“王”,把“太”念“傣”),那应该是另一篇文字的内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我可以毫无愧色、堂而皇之地“爱屋及乌”,亲近香港也似乎意味着一种顺理成章。其实,那种对香港观感的由远而近,由疏而亲,并不需要刻意地寻找理由,罗列根据。大体说来,我对香港的全新认识,固然与太太点点滴滴的日常熏染不无干系,但香港对我的“征服”,或者说我对香港的“折服”,却是一个不知不觉的渐变过程。

香港的百年沧桑,堪称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乐园”的压缩版,而这一切又显得极为含蓄,内敛着丰富的东方文化韵味。香港能发展到辉煌的今天,实在不是简单的一个“奇迹”就能够概括的。早年的香港,说白了,就是昔日的一个出口香料的港口,这可不是望文生义的解释。香港最早是指石排湾、香港仔一带,后推而广之,扩大为香港全岛乃至九龙、新界,最终“出落”成了一颗含蕴中西、光耀世界的“东方之珠”。当然,若真正容纳香港的繁荣史,是需要一部厚厚大书的。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认为,成为世界名城,必须要具备三特质——精神、政治、经济。香港的殖民史事实,决定了其政治作为是有限的,精神根系是漂浮的,但它的经济作用却如巨大的魔术杠杆,足以撬动东西,辐射全球。而香港城市功能运转之安全、繁忙、秩序,则是有口皆碑,具有典范意义:它以法治为根本,所以安全;它视效率为命脉,所以繁忙;它认和谐为归宗,所以秩序。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这个位于维多利亚港湾的“弹丸之地”,至今仍令世人不敢小视的根由。

通过太太,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港人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并不那么惊世骇俗,却使我为过去的偏见而不安和惭愧。一个周末的清晨,太太带我出门,换了两次巴士,风尘仆仆赶到大屿山的灵隐寺,静静地烧香求拜,默默地吃素斋,与僧虔诚请教,傍晚方归。这种乐此不疲的往返,曾填满了她许多的周末日子。我想象,这大概就属于太太在香港的“风花雪月”了。太太却说那只不过是让自己远离浮躁、融入静乡的一种方式,她一向动静相宜,节假日里,朋友们在一起聚餐,看电影、听音乐、观话剧,跳交谊舞或“卡拉ok”一把,也是常有的。太太系北京籍贯,移居香港近二十年,处世观念早已入乡随俗,婚后被熟人“王傣”“王傣”地呼来唤去,应答之间,一派其乐融融。太太为一家公司文员,“朝九晚五”,一丝不苟。她每天六点半准时起床,洗漱简妆,熨烫衣物,收拾房间,七点半离家。起初我不解,公司距家只五站路,何至于如此早早,匆匆?后来知道,太太八点到公司,用十分钟吃罢早餐,然后记录、归纳、整理晚间收到的各种传真、快递,分门别类摆在老总案头,算是开始一天的工作,且十五年如一日,从未请过一天假。我为之惊讶,太太嫌我少见多怪:在香港,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于是在我眼里,谦卑敬业的太太几乎成了新一代港人的缩影。

不仅如此,往返于深港次数多了,稍加比照,就会感慨良多。比如,每当我从罗湖桥海关回到深圳,总要为内地城市所司空见惯的拥挤现象而沮丧,为身边那些旁若无人的大声喧哗而恼火,为街头行乞者的“残忍”作秀而叹息。这些不雅和丑相,在香港是难以想象的。一“桥”之隔,怎会有如此反差?事实上,香港城市的人口密度远甚于深圳,不仅中下层百姓居多,也不乏靠救济金度日的贫困者,却井然有序,自觉守法。不可否认,深圳这些年的经济飞跃和城市建设有目共睹,深圳人的消费水平与香港的距离已经缩短到可忽略不计,并且深圳曾以其各项硬指标被评上中国内地“最宜居城市”,却不幸与香港这面镜子靠得太近,两者的整体差距也就一目了然。

最令人深长思之的,还是香港无形的“软实力”,它体现在居民公德意识的方方面面。那些细节看似平淡无奇,其内功绝对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曾经自诩素质并不太低的我,多少起到了某些净化作用。比如,凡乘公共场所的自动扶梯者,都会自觉站于右边,以让出左侧的通道。没有人闯红灯、乱吐痰、丢纸屑。汽车如织,却未见马路拥堵,未闻汽笛鸣响。所有的公交车站,排队者依次入车,绝无人抢先或加塞。而这些小事并非谁在监控,全靠自我约束。内地的一些捐助行为常常搞得沸沸扬扬,在香港则视为寻常事。港人的慈善捐款早已蔚为风气,之所以如此,除了公民普遍拥有比较高的公德意识,太太还指出了重要一点——与政府的推波助澜关系密切(政府规定个人慈善捐款可以抵税),我同太太探讨,如果政府代纳税人直接交出捐款然后免税,那多省事,分散到个人,不嫌麻烦?太太的认识显然比我深刻:那意思怎么会一样呢?政府用善款抵税,就是鼓励多做善事,培养大家的慈善意识啊!

不过,太太也时有“无知”的表现。相识初期,太太对“回归”的由来与意义全无心得,总觉得那么大的问题,轮不到她来考虑,她尽力做好自己的事就是了。太太喜欢粤菜的精致,晚茶的氛围,挑剔内地北方的大块肉、大盘鸡、大碗肉、大杯酒的粗制滥造,只为了填饱肚子,不太讲究口味。有时候聊天,太太会下意识脱口而出,“你们国内”如何如何,我听着挺不是滋味,就问她:香港难道不是国内?她一愣,争辩道:香港是特区呀。我说:香港再是特区,也是“中国香港”,中国“特区”啊!太太眨巴眨巴眼睛,不禁迷惑了,然后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又表示,这么复杂的问题,有点搞不明白。太太对我们所习惯于高谈阔论的“国家大事”,常常一脸茫然,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更是闻所未闻,其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小儿科”程度甚至令人哭笑不得。比如,她不懂得何为人大、政协,不清楚“一把手”究竟属于什么职务,奇怪内地城市的最高长官何以不是市长而是书记?却对港台那些巨商的发迹秘史,明星的八卦新闻了如指掌,津津乐道。随着美国金融海啸的危机加剧,太太先是不明所以地担忧,渐渐的,内心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太太说她并不担心,外面海啸再厉害,有中央的扶助,我们香港的脚跟就可以稳稳当当,不会跌倒。最近的一件事,使太太觉得既蹊跷,又开心。原来,以前夏季来临,香港屡屡被八级以上的“风球”所袭扰,那种惊恐的场面令她记忆深刻,不料“回归”后,可怕的“风球”依旧会有,却常常沿着维多利亚港湾擦身而过,咆哮着转向其他沿海城市,如是这般,香港竟然成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真不可思议!我半信半疑,但还是赞成太太的这个结论:“回归”多好,瞧,老天爷也在护佑香港呢!

这些年,常常有内地学者形容香港是一片“文化沙漠”,这显然是一种属于盲人摸象般的皮相见解,却曾经很有市场。惭愧的是,我一度也曾人云亦云。然而现在,我觉得不能不说几句话了。我质疑的是,什么才不是“文化沙漠”?如果香港是一片“文化沙漠”,它怎么可能矗立起了具有如许人文特色的世界名城,又怎么可能孕育出如许文明素质的现代公民?香港虽历经百年沧桑,却鲜活依旧,魅力不衰,难道是所谓的“文化沙漠”能够解释通的吗?我相信,只要你真正走进香港深处,观察其人文气象,感受其生命节奏,享受其公德阳光,品嚼其生香滋味,那么一切道听途说,自会烟消云散。

责任编辑 贾秀莉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