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东北苏区的红色贸易和红色商人

樊　宾

[摘要]以方志教、邵式平、黄道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赣东北苏区的实际出发，高度重视根据地的商业贸易，鼓励和动员苏区内外的商人。积极开展商业贸易活动，想方设法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保证了红军的粮食、服装及军需品的供应，缓解了苏区军民的生活困难，红色商人们为苏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苏区赣东北红色贸易红色商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红色政权。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和群众生活的需要，苏区军民积极开展贸易活动。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具有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赣东北苏区从根据地的供需实际出发，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了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走在了全国各主要苏区的前列。1934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赞扬道：“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

一、赣东北苏区的商业政策和红色贸易

赣东北苏区较好的处理了战争与经贸的关系，以方志敏为代表的苏区主要领导人高度重视经贸建设，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的商业贸易保护和鼓励政策，基本上保证了红军的粮食、服装及军需工业品的供应。苏区军民的生活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改善。

赣东北根据地创建之初，苏区农村商业市场一度萧条冷落，一些资本较大的商人早在弋横暴动时就逃离了，而中小工商业者不了解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不敢营业，外地商人也不敢进入根据地。

1929年冬，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苏区的农副产品同白区工业品的交换，第一次信江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了关于“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开辟市场，进行赶集”的政策。这一政策，促进了苏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中小商人基本复业。同时由于苏区税率低，群众生活用品税率一般只5％，有的只3％，粮食买卖还不收税，许多白区的商人也积极想办法到苏区来经商。苏区商业市场就越来越活跃。

1930年春，第二次信江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重申苏区的贸易政策，“根据地内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开辟市场，进行赶集。”“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可以到我们这边做生意，我们也可以到那边去做生意。”“对白区，你一般的东西我不没收，但要交税。我需要的东西你下一次给我带得来，我拿钱给你。你不要苏维埃的票子，我们可以拿银洋给你。除了收税之外，一概不问。苏区多余的东西，如木材、毛竹、草纸、茶油、煤炭、茶叶等等。进行等价或作价交换。把苏区急需的东西从外面换进来。”

随着苏区的进一步扩大，方志敏等苏区领导人实事求是地采取了正确的商业保护政策，赤白贸易也进一步扩展。由圩场集散的小型贩运，单纯地从白区秘密采购，发展到赤白区互相往来的交易。从肩挑背负的陆运。发展到江河流域的船运，数量增加了，范围也更大了。

1930年7月，信江特委指出：“敌人封锁政策被我们打破了。”同年8月，赣东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赣东北革命委员会。下设交通委员会，建立了船舶管理局，经济委员会帮助建立了赣东北消费合作社，赤白贸易成效显著。

1930年10月，赣东北成立的公办性质的苏维埃商店约30余家。有的由苏维埃出资，或将没收来的反动店主所开的店铺办成公营商店。1930年底。赣东北苏区还开办了苏维埃药店，到1933年闽浙赣苏区国家药店有30余家。那里，苏区各县都能办药店、开医院，许多药店办得很好，知名医生都到药店来了。

1931年9月，赣东北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针对一些地方随便没收商店等违反政策的现象。指出：“过去东北苏维埃采用的经济政策是不正确的，如任意没收企业商店和商业，事实上停顿一切生产，断绝苏区与非苏区贸易的流通的行为，是经济上的自杀政策。”

1931年后，为了迅速发展苏区的商业，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直至1933年，商业战线的形势是好的。1933年“左”倾政策在闽浙赣推行后。私营商业受到制约，唯有以小商小贩为主要经营者、摆摊设点的圩场经济一直较繁荣。

方志敏等同志长期主持省苏的工作。注重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抵制了不少错误的政策。如对中小商人。多次强调要克服过“左”政策。“红军攻克城市，绝对禁止任意没收商店和工厂，不能把商人当土豪打。对于企业主和小商人。凡能遵守苏维埃法令，没有参加反苏维埃、反共产党的反革命活动，那就只收其营额税，或向他们筹取必要的红军战费”。苏区的商业活动，不仅是经济活动，同时也是党和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团结、动员和组织广大劳苦群众对敌斗争的重要方面。

赣东北苏区动员、组织群众。发展商业贸易的措施主要包括：

第一，大力发展公营商业。1931年5月前后，省级各单位及各县成立了“贩卖部”。1932年11月，在贩卖部的基础上设立省苏维埃商店。(如省苏维埃商店和乐平、德兴、贵溪、余江四县的苏维埃商店。)到1933年3月省二苏大时，做出了发展公营商业的决定，明确提出：苏维埃商店，在目前可以帮助苏区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裕工农群众的供给，并限制私商的剥削。到1933年底，公营商业主要的商店，大约有30余家，国营药店也有30余家。

第二，发展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是一种群众自愿集股和政府资助的集体经济组织。除地主等反革命分子外，凡苏区的工农群众均成为其社员。苏维埃政府对消费合作社是尽力帮助的。方志敏曾代表省苏对选民报告：“省苏对于劳苦群众的消费合作社是尽力帮助的，苏维埃的贸易处帮助合作社办货，银行经常借巨款给合作社营业。财政免收合作社一切捐税，所以合作社能战胜奸商的竞争，能供给群众需要，相当的帮助群众生活的改善。”

第三，发展对外贸易，沟通苏区与白区之间的物资交流。1931年，赣东北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物资检查处”。下设“对外贸易处”和“船舶检查处”，其主要任务是沟通赤白之间的物资交流。向白区群众宣传苏维埃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和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

对外贸易处一般都设在赤白交界的地方。主要是通过秘密工作与白区进行货物交易。苏区的采办员到白区后，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紧密配合。一方面用苏区土特产换回急需的盐、布匹、煤油、红硝以及枪支等，另一方面宣传、征集苏区银行和贮粮合作社的股金，甚至开展捉拿土豪劣绅，分别罪恶轻重以物换人等革命活动。

船舶检查处设在信江沿岸，通过对来往船只的检查，发现属于豪绅、官僚资本家的货物既予没收。一般商人的货物，通过协商进行收购。保证其合法利润。由于过往商船多，船舶检查处关税收入每月均有几千块银元，有时多达上万元。赣东北苏区的船舶检查处是苏区较早建立的具有关税性质的机构。据

1932年12月统计，“每月可收税一万五千元至一万八千元。税额是值百抽一至五为止”。

对外贸易、船舶检查与征税相结合的形式，是赣东北苏区利用商船进行赤白贸易的一个特点。1932年对外贸易的情况是：“设立了对外贸易处十六个……每月营业额达二十万元，可以赢利一万二千元至一万八千元”。1933年对外贸易处增加到18个，“进口货为一二四二六六元，出口为一九八七五五元，出超为七四四八九元”。进口货价格降低，群众的米谷、杂粮、肥猪也得以高价出口。“有些群众说，这是神仙想出来的办法呀!”

第四。实行适度宽松的税收政策。虽然早在1931年，赣东北省苏维埃就颁布了营业税征收条例，但收税甚少。“营业税收条例，虽已公布，但苏区的商人都是小商人。故未收税”。直到1933年3月以后，才决定“开始征收营业税，以增加财政收入”。

第五，为保障流通，稳定市场。设立苏维埃银行，发行货币、股票、兑换券、公债券等。从1931年5月到1934年12月，赣东北苏区共发行16种不同票面的货币，其中纸币发行总额不及100万元，始终坚持了方志敏提出的“货币发行要讲信用”的政策原则，苏币的币值稳定。流通于苏区城乡市场，成为闽浙赣苏区的主要货币。股票、公债券、兑换券的发行。更是具有开创性的伟大壮举。

第六，加紧对外贸易干部的培养。选择政治认识坚强，积极工作并有商业知识和商业经验的人，担任对外贸易处主要工作；苏维埃政府专门举办训练班，培养红色采办员。通过专业培训和实际锻炼，赣东北苏区形成了不同层次、各具特色的红色商人队伍。

由于政策对了头，赣东北苏区的对外贸易搞得特别活跃。苏区将本地产的大米、木头、毛竹、茶叶、纸张换进布匹、食盐、煤油、药材，这样不仅沟通了红区与白区的物资交流。而且把对外贸易与白区的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了。历史实践表明，想方设法把根据地土特产销售国民党统治区，尽力搞活商品流通。对巩固红色政权、改善群众生活是有利的。开放苏区土特产销售的做法是闽浙赣苏区的首创。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它不仅有效地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了群众生活需要，而且拓宽了商品流通渠道，使市场对苏区土特产品的有效需求越来越大，为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和巩固工农政权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赣东北苏区的红色商人

(一)方志敏等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领袖

赣东北苏区主要创始人中，方志敏和吴先民都曾在省城南昌受过教育；黄道和邵式平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受到过李大钊的教育，他们都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当地农民。赣东北红色贸易的开展，首先得益于革命先行者的远见卓识。

1931年，方志敏主持的省工农政府通过决议取消各圩镇的赶集活动，这显然破坏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后来，方志敏在乡下发现了问题，根据实际需要，迅速撤销了原来的决定，恢复圩镇赶集，维护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早先苏区干部并不懂得开展正常贸易的重要性。往往没收白区商人的物资。从浙江、福建来的商人，用马驭盐到赣东北根据地。就曾经被根据地一律没收。方志敏了解到这一情况，说：“你没收了，人家就不来了。你吃一次就不吃啦?不要杀鸡取蛋。”“我们可以跟他们订个合同嘛!”保护过往商人，维持正常进出口贸易，这是开展红色贸易的基本条件。

在方志敏的带领下，赣东北苏区积极鼓励白区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如白区商人为苏区购进了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等商品，则免其税收，并且付给50元、100元一张的兑换券，白区商人持兑换券可以在苏区优先购买各种土特产，从而吸引许多白区商人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将紧俏物资运进苏区。

1931年上半年。方志敏在苏维埃财委会会议上提出，要“疏通赤白物资交流”。“活跃市场”。1931年下半年，根据地需要购进和销售的物资，统一由对外贸易处与外界以货换货，等价更换。贸易处的同志想方设法把苏区的土特产销往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扩大根据地土特产对外的影响。如德兴对外贸易处“经常和上海、杭州、衙州、金华等地的商人做生意，每年出口茶叶三四千担，香菇200余担、皮毛3万作张，以及毛竹、木材等”。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采购化物十分困难，特别是食盐和布匹。对外贸易处的同志“尤其注重食盐布匹的购入，与谷米杂粮的输出”，“不但进口货价格减低。而群众米谷、杂粮、肥猪也得高价出品。”

1931年10月，省军委主席邵式平在赣东北省苏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上指出：“根据地比过去扩大了，红军也有了洋枪洋炮了，这些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靠我们革命者的勇敢和不怕死的精神打出来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也应该有这样的精神!”邵式平鼓励与会代表：“不但要有努力性、积极性、创造性。还要有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全苏区有二三百个采办员吧!即使每人每天搞到一两斤盐，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呀。怎么搞呢?比如我们去到边境对白区过来砍柴的人说：‘朋友，帮帮忙，你们把盐买来，再转卖我们，价钱嘛，假如你1元1斤，我就算2元1斤给你。你们上山砍柴。藏个一两斤盐没有问题。你们还可以同白区的商人交朋友，敌人封锁我们，我们就请商人朋友开锁。”邵式平特别告诫：“你们到边境和白区去办货，一不准赌，二不准嫖，三不准抽大烟。但可以同商人结交，在这方面花点钱有价值。”也可以拜边境和白区的妇女为干娘。能够更好地掩护工作。

(二)高风亮节的红色贸易领导者

赣东北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经济部、粮食部、贫民银行、消费合作社、苏维埃商店和工农药局等，是红色贸易的领导组织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这些机构的领导者是经过革命考验、立场坚定，并具备经济头脑和商业贸易经验的共产党人，他们是赣东北红色贸易的中坚力量。

张天松(1909—1933)，曾任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主席。期间，为开辟财源。发展苏区经济，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开办地方工业，并将多年积蓄的300元银元献给苏区办厂。1931年11月，在赣东北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成员，并任省苏维埃政府经挤部部长和粮食部部长。1933年2月，因“肃反”扩大化被错杀。张天松为了发展苏区经济，到处筹资办起了袜厂、被服厂、造纸厂等地方工业。因资金不足。他变卖微薄的家产用于苏区工业建设，理财万千而一尘不染。

张其德(1875—1938)，曾任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行长，闽浙赣省财政副部长、部长，从1929年10月至1935年8月第一次被捕前，一直负责闽浙赣苏区的财政工作。1938年被国民党杀害。张其德被苏区人民誉为“两袖清风的张部长”。当时由于敌人封锁，苏区食盐严重紧缺，全军的食盐都堆放在他的房间，有一次他的儿子来看他，中午桌上几盘菜都是淡而无味的素菜，真正做到了“守着盐堆吃淡菜”。

谢文清(1906—1998)，历任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出纳科科长、财政部副部长、经济部部长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经济部部长，抗日先遣队没收委员会主任，挺进师没收委员会主任、闽浙边临时省委委员、浙南特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1938年10月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并任中共特支书记。1944年8月越狱，继续从事革命斗争，直到解放。1998年2月病逝于杭州。

柳真吾(1898—1936)，湖北黄梅人，原名宅陶。早年在汉口、九江等地中小学任教。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九江市总工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到景德镇开展工人运动。1930年参加领导鸣山暴动。历任中共浮梁、乐平婺源中心县委书记，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部长。中共皖赣特委书记兼红军皖赣边挺进师政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3月在鄱阳田畈街被敌杀害。

宁春生(1898—1935)，历任上饶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赣东北信河指挥部总指挥、中共赣东北省委内务部部长、赣东北省消费合作总社主任兼中共党团书记、皖南分区江边特委书记兼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曾是赣东北省消费合作杜的主要领导者。在反“围剿”战斗中不幸被俘后，他严正地拒绝了敌人的诱降伎俩。慷慨陈词：“深信欲解除中国人民痛苦，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英勇就义于安徽屯溪。

方远辉(1889—1934)，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人。方志敏的堂兄。曾任中共德兴县委书记、德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赣东北省红军医院政治委员、乐平县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局长、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储粮合作社副主任等职，获得省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努力”奖章。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后，留守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4年12月在弋阳县城光荣牺牲。

姜文波(1908—1934)，曾任岑阳合作商店主任。1932年，任闽浙赣省消费合作社主任，1934年11月，红军北上抗日后，留根据地坚持斗争，为保护合作社的资金，携带12根金条，在向万年转移时。不幸被敌人发觉，惨遭杀害。

此外还有：花雨廷，曾任赣东北省苏合作杜主任，1935年后在横峰县葛源无音讯；李清华。曾任闽浙赣省苏供销主任，1935年4月在青板病故：刘长权，曾任闽浙赣省苏商店主任。1935年被敌人杀害；王十泉，曾任闽浙赣省苏工农药局主任，1935年在彭家病故。

(三)机智勇敢的红色采办员

赣东北苏区的红色采办员。是战斗在红色贸易第一线的红色战士。他们英勇机智、出生入死，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革命战争和改善苏区群众生活，在商业贸易这条特殊的战线上，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默默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是红色贸易的主力军。仅在1931年，赣东北苏区就有大约有二三百个采办员。今天能够列举出来的。只是其中极少的有名有姓的红色贸易英雄，大多数苏维埃和红军的采办员，他们的事迹甚至姓名都已无从考证。

练金科，1931年4月，练金科由横峰县消费合作社调到省消费合作社工作，担任常务委员。当时省消费合作社主任是宁春生。作为革命的幸存者，练金科从事红色贸易的故事，得以流传下来，成为我们了解红色采办员的生动实例。

方志慧(1907—1933)，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人，方志敏的胞弟。早在1928年就在根据地从事采办工作。1929年秋任中共信江特委军事委员会军械处副主任。1933年7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此外，还有闽浙赣省苏合作采办员黄运兴、饶世球、钱秋生、郑通达，红军采办员齐炳林、齐林仂、齐顺华。这些同志都先后在1932年间牺牲。

(四)开明进步的红色商人

赣东北苏区内，拥护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开明商人，在正确的商业贸易政策引导下，利用自身优势和条件，支持和援助了革命事业。这些开明商人的存在，既是赣东北苏区商贸政策的成功之处，也是红色贸易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组成力量。他们同样是我们今天回顾苏区商贸活动时。不应该忘却的历史人物。

朱光明(1889—1952)，河口镇商会会长，民国初年在铅山河口镇开设“朱大昌栈行”。1927年弋横暴动后，朱光明应方志敏等人的要求，利用自己担任河口镇商会会长的便利，多次成批地将布匹、西药等物资运往苏区，并与苏区约定：物资从上饶或河口装船水运，沿信江而下，经过信江北岸苏区的船舶检查处时，红军即以检查为名。截留货物。为了掩敌耳目。朱光明则佯称货物被劫。1930年12月红十军攻打河口镇时，朱光明将住房提供给方志敏、邵式平作指挥所。红军占领河口镇后，朱光明协助红军向工商界宣传共产党的工商政策，打消商人顾虑，开门营业，并以商会会长的身份。召集镇内工商界人士，为红军筹款10万余银元。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闽北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朱光明曾经保护过黄道的长子，时任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黄知真。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明先后任铅山县人民政府工商科科长、卫生科科长。1950年，曾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0年9月至1952年，任铅山县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上饶地区土改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在河口病逝。

王莲辉，华埠镇商会会长。在闽浙赣省委时期，王莲辉曾多次参与红色贸易，向苏区销售了大量的食盐、物品。1935年初夏，曾担任中共中央代表、红十军和赣东北省委重要领导的涂振农来开化时，为便于工作。在长虹苦竹庵开了一爿“百货俱全店”，期间曾几次到华埠王莲辉的店铺采购货物。后来，涂振农受省委委派去上海寻找党中央。也是从华埠搭王莲辉的商船去杭州的。

“一个物资供应工作者。同时又应该是一个政治工作者和革命的地下工作者。”赣东北苏区的红色商人通常具有多重身份，他们在党和苏维埃政策范围允许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利用一切自然经济资源和政治、社会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出惊人的创造力量，这是赣东北红色商人成功开展贸易恬动的主要特征。方志敏曾经指出：“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的政府。他具有新兴阶级极大的创造力量，它能从各种困难中，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困难。如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解决经过八九年战争的财政问题，还解决其他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红色商人心怀天下，胸襟开阔，经商不求私利，党政干部以身作则，高风亮节，甘于奉献，勇于牺牲，这是赣东北红色商人的品行特征。将“江右商帮”以人数之众、搡业之广、渗透力之强等为世人公认的特征发扬光大，把红色贸易造成热烈的群众运动。这是赣东北红色商贸活动的行为特征。

注释：

[1]《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3页。

[2][3]方志纯：《回首当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第137页。

[4]《中共信江特委关于信江群众斗争的经过与苏维埃的历史》1930年7月，《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5]《中共赣东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1931年，《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

[6]《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财政经济问题决议案》1933年3月22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6页。

[7]方志敏：《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1933年11月，《方志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6页。

[8][10]《涂振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2年11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02页、第501页。

[9]《闽浙赣省的经济建设》，《红色中华》第145期，1934年1月19日。

[11]《中共赣东北省委关于苏维埃工作的报告》1931年10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79页。

[12]《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财政经济问题决议案》1933年3月22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5页。

[13]《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江西省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1984年版，第62页。

[14]练金科：《采购食盐》，《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2页。

[15]陈立强：《黄知真脱险记》，《党史文苑》2008年第23期。

[16]《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方志敏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5～86页。

责任编辑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