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热点评说

2009-10-19 09:07
经济 2009年9期
关键词:金融公司白酒消费

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

中国经济是否触底?

消费金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预约挂号”能医“看病难”吗?

白酒应声而涨,到底谁埋单?

凤翔“血铅超标” 百姓的健康账在哪儿?

(一)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我国7月份经济运行最新数据。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数字,一个是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个是PPI,即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7月份仍然是双双下降,分别是负1.8%和8.2%。中国经济是否到达了触底回升的时候?经济陷入低谷,楼市、股市却依旧繁荣,原因何在?下半年经济运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经济如何在困境中突围——

CPI再降,经济回升的标志?

● CPI、PPI不足以成为判断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 资产价格泡沫已成中国经济最大危险之一

● 仍然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今日观察》:中国经济是触底回升了。从GDP来看,去年4季度最低,今年1季度、2季度在缓慢地回升,有很多人预算到了第3季度会达到8.5%以上,从GDP的增长来看,可以得出中国经济触底回升了。

当然,CPI和PPI主要是一个同比概念,是和上一年的7月份相比较。我国2008年7月份价格水平比较高,所以和相对高的价格水平相比较,的确会有一点负增长,所以,CPI和PPI并不能成为判断经济运行是触底还是谷底运行的一个重要指标。

CPI和PPI主要是反映实体经济的一些供求状况。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实体经济的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判断实体经济是否已经复苏,重要的一点是看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怎么样,因为中小企业贡献了中国GDP的70%,并解决了中国劳动力就业的80%。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讲,从不差钱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这里面提供了一些数字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尽管在如此大规模的信贷扩张的基本面下,连上海这样的城市,80%的中小企业都说,他们完全没有得到任何信贷方面的优惠和支持,很多中小企业是开工严重不足。所以我们还很难说,实体经济真的复苏了。

资产价格泡沫已成中国经济最大危险之一。股市的价格、房地产的涨势和真正实体经济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今年中国股市从年初到现在,最高时候涨幅已经超过70%,房地产大家想都没有想到,从4月份开始急速地飙升。现在深圳的平均房价已经是每平方米17300元,而2007年房价最高的时候是17500元。北京不管是二环、三环,还是四环、五环,房价都在涨。为什么股市和房市资产价格急剧地上涨,但是实体经济却依然萎靡呢?这是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因为一个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资产价格泡沫,是很难持久的。国家统计局说今年7月份,工业企业的利润一直在下降。企业利润在大幅度地下降,亏损额还在继续增加,股市和楼市上涨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动力很简单,就来自我们的信贷资金。尽管这个数据很难统计,但是毫无疑问,相当部分的信贷资金流入到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现在资产市场非常火热,而实体经济应该说除了基础设施投资外,其它方面没有实质性变化。这种反差恰好说明了,现在的症结是经济结构问题。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保增长、调结构”,实际上应该把调结构放在前面。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这是因为经过了过去多年的投资高增长,现在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最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造成了7月份CPI、PPI继续下降。

如何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下半年的首要任务。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就像爬坡爬了一半,如果这个时候不再加把力,它可能往后退。所以说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方向不能变。因为出口其实还是很弱,通缩继续存在,而且由于出口继续保持弱势状态,造成很多其它的问题,比如高端就业不足、产能严重过剩,这都是政策不能转向的一些主要原因。同时要防范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资产泡沫,可以说这种泡沫现在还不存在,但是流动性的继续宽松,就有可能产生这种风险。在流动性方面适当地做一些微调,但是政策的大方向不能改变。

(二)

银监会启动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审批。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最快在今年年底将各出现一家消费金融公司,专门为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专业消费金融公司的出现,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能否真正起到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作用?借钱消费,中国民众面临新话题——

消费金融,看上去很美

● 推动消费发展,促进金融业开放

● 设定高门槛、严规则规避风险

● 加强法律、诚信文化体系建立

《今日观察》:提到个人消费贷款,一般都会想到车贷、房贷,其实像旅游、婚庆、教育,甚至装修,也可以进行个人消费贷款。消费金融公司提供一种更灵活的、快速、简便的贷款,可以用来买家电,上学、旅游,结婚和家庭装修。如果你想买一套高尔夫球具,或者想去登珠穆朗玛峰,再或者是花一万块钱买个包,这就不在消费金融公司消费贷款之列了。总的来说,消费金融公司起到了对现有消费贷款“查漏补缺”的作用。建立这样的消费金融公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推动消费发展、拉动内需的作用;这也是金融行业开放的举措。成立消费信贷金融公司,允许民间资本参与也可允许外国资本参与。

消费金融公司是由银行出资,再结合一些其他的社会资金来成立的消费金融公司。为了防止风险,设立了非常高的门槛,条件非常苛刻。比如,第一,规定设立公司必须具有:5年以上消费信贷经验的银行,还要有600亿元以上的资本金,并且必须连续2年盈利等。能达到这个标准的银行估计也就是4大国有银行,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几家排名靠前的城市商业银行,以及一些外资银行;第二,从贷款的额度来看,规定每一个消费者最多只能贷自己月收入5倍的款额;第三,对于还不上款的,条例做了很严格、很细致的规定,不允许采取威逼、利诱等手段。

消费金融公司“活着不难,发展不易”,具体需要过三个关口。第一个是要过“识别关”。因为有很多人渴望贷款,但要从中挑到真正有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人并不容易。在美国有一套有很多信息搜集的征信体系,而在我国银行普遍用的是人民银行的平台,它只是有关还款、贷款的信息,而没有评价这个人的信用指标。这个征信体系是消费金融公司一定要花时间去营建的,只有这样,才会“识人”。第二是商业模式,在还没有办法有效地去把握贷款对象时,怎样最大程度上去降低风险,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就变得很重要;第三个就是“讨债关”,总是会有违约的情况,怎么成功把债讨回来,是个考验。

拉动内需靠消费金融公司有点儿是“小马拉大车”,尽管马会长大,但目前还是小马。小马要真正发挥作用的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国际经验来看,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商业运作的成型体系;第二条是法律体系,怎样界定和划分一些问题,比如收债,需要有相应的法律;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真正的诚信文化,它是现代消费、现代金融的社会基础。

(三)

卫生部正在对预约挂号的办法征求意见。根据新的办法,从今年10月份开始,全国所有的三级医院,都要实行预约诊疗服务。患者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网络等多种方式,预约挂号,而不是到医院门口辛苦地排队。实行了预约挂号,医院门前的长队真的就会从此消失吗——

“预约挂号”能医“看病难”吗?

● 医疗资源稀缺、分配布局不合导致看病难成为社会性难题

● 预约挂号方式不错,但得看执行效果

● 要用市场机制推进预约挂号平台的发展

《今日观察》:卫生部出台的预约诊疗的征求意见稿,对广大患者而言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有市场调查,超过70%的患者,他们愿意采取电话预约或者网络预约服务,有超过60%的医生也愿意接受预约服务。这种看起来会非常方便患者的一个办法,最后是不是能够落到实处,是不是真正能够方便患者,这里面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观察。

根据卫生部的意见,预约诊疗服务,各大医院不得增加新收费。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医院不能增加新收费,那医院是不是有这个动机来维持投资?因为有很多医院,由于人员编制和投资限制等问题,没有建立起一个信息非常丰富和透明公开的预约服务平台。没有预约服务平台,患者就很不方便,比如哪些科可以预约,哪些科不能预约,哪些科的预约比例是多少,网上有多少号,电话预约服务有多少号,这些信息如果患者不知道的话,那患者更多时候还是要选择去医院排队。

所以这里面的核心问题就是,仅靠行政命令,很难鼓励医生和患者普遍采取预约服务,应该更多地凭借市场机制来推进此事。

卫生部征求意见稿里说,可以鼓励多家医院共同组建一个网络挂号平台,一起进行预约诊疗的服务.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靠卫生部门或者是卫生行政部门来组织大家,这种行政方式的组织是不是能够见效?建一个非常好的网络平台需要大量投入,谁来投,谁来维护和运营这个平台,这只能通过市场的办法来解决,靠行政命令做不到。所以要真正贯彻卫生部的好办法,必须要引入其他的一些机制,特别是一些市场的技巧和市场的机制。

看病难实际上是整个中国人最头疼的社会问题之一,普遍的患者有一句话叫做,全国的患者跑北京,北京的患者跑协和。这句话暴露了两个方面的大问题,一个是中国的医疗资源非常稀缺,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的供应,远远赶不上患者的需求。第二个问题就是医疗资源的布局和分配非常集中,这不合理。人们对医疗资源的巨大需求,如果仅仅靠这种行政的办法,或者一种行政的命令或者一种行政的政策,很难解决根本问题。预约挂号,实际上看起来它无非是多了一个排队的方式。其实现在已经有患者开始在担心,他们以前要半夜到医院去排队,现在是不是半夜就要起来上网,半夜就要打电话到医院去挂号,这反映了患者非常矛盾的心情。所以我们在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医院做这些改革的同时,应该有更深刻的、深一步的思考,就是如何解决供需矛盾,那可能要更多的采取市场的方法和技巧,使得优质资源不断地增加,使得医疗资源的配置和分配更加的合理。

推广实名制预约的方式,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缓解看病难,一是要增加医疗资源的供应,除了公立医院改善经营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办法是要引入市场机制,让民间资本能够更多地投入医疗资源。二是要加强社区医院建设,基层的医院看一般的病,中等的医院看中等的病,很难的病到大医院看。三是要医生多行医,让更多大医院的医生到社区医院去行医。

(四)

根据白酒消费税制度的规定,从8月1日开始,我国提高了白酒消费税的征收标准。但是新税制刚刚执行,各地的白酒市场就传来了一片涨价声。白酒价格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税”涨船高呢?消费者到底该不该替厂家来埋单?消费税能否只是简单地一收了之——

白酒应声而涨,气壮背后是否理直?

● 税收调整本质上并未多加税

● 特殊供需关系导致白酒厂商涨价毫无顾虑

● 消费税不可能做到完全不转嫁

● 征收消费税的重要目的在于抑制消费

《今日观察》: 对于消费者来说,涨价肯定是不合理的。这一次税收调整,虽然税基有所增加,但是实质上它是改变征收方式去堵漏税。

消费税其实就是对特殊的商品和特殊的消费行为所征的税.它是整个流转税体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了这个部分,整个税收体系才是完整的,健全的。税收实际上是要建立在计税收入的基础上,然后乘一个税率,比如白酒的税率是20%,过去白酒的厂商,如果白酒出厂价是每瓶200元,卖给批发商或者经销商,要交20%的消费税,也就是200元乘以20%,应该交40元的税。但是一些白酒厂商通过设立两个不同的法人机构,一个是生产企业,一个是销售公司,生产企业可以先把成品酒按照每瓶100元卖给销售公司,然后再由销售公司按每瓶200元把成品酒卖给经销商。由于我国的消费税是按生产环节征的,不是在销售领域里征的,所以实际上计税在这种情况下,基准就是每瓶100元,这样再乘20%,也只缴20元的税。这样就等于少缴了20元,从而“合理”避税。这次消费税调整,说到底就是把这跑掉的部分拿回来.

本来企业是没有理由把这个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的。但对于企业来说,不管名义上怎么改,实质上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把这一部分成本传导到价格上去,所以涨价也是正常的。

价格上涨和企业转移税赋,这两件事应该分开看。从最近几年白酒行业的发展来看,价格实际一直在上涨,而且涨幅还相当大。决定价格上涨还是下降的基本因素,就是需求和供给。一方面,中国随着经济发展,白酒需求的总量在持续地攀升,需求的刚性就拉动了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从供给方面来讲,很多企业,特别是高端白酒生产企业,实际上是有意通过调整价格的策略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和利润,比如,茅台的实际年产能是2万吨,但是最近几年每年到市场上的酒大概就是8千吨多一点,它通过大量窖藏的方式来导致市场的紧缺,就是在这种紧缺的背景下,它的价格才可以持续攀升。越是买不到,越是营造出一种文化,越有助于价格的上升。我们看它的年报,在价格上升过程中,其利润水平和成长率是很惊人的。所以越是高端酒越是利润丰厚。

敢于涨价还因为白酒厂家“牛”!白酒市场就是高端酒市场。它的确有一个特殊的供需关系。在高端酒市场占80%以上份额的,就是茅台、五粮液等三四家企业品牌。一旦它们形成垄断,消费者的选择权就会减少,消费者又有一个特殊性,就是消费者对高端消费品的价格不敏感,需求弹性比较弱,通俗讲就是花钱不心疼。什么人去消费这样的高端酒?公务的、商务的、有钱的一些人会去买,还有就是公款吃喝。如果是公款吃喝,800元一瓶的酒和涨价10%卖到880元一瓶的酒,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消费群体对于涨价无所谓,所以这个特殊供需关系就是企业敢于涨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算消费税,需要弄清三个问题:第一,国家的税政部门究竟该怎么征税?这次税制调整肯定也费了很多周折,因为一瓶高档酒,从厂家到消费者身上,中间要经过很多环节,比如从出厂到批发商,然后到酒店,最后到消费者这儿。如果能在价值链上来征税,其实最公平的。但是这个征收的户数就太多了,我们国家目前的税收能力还达不到.所以这样还不如盯住几家最主要的生产厂家,把它的税基确定。第二,这些高端酒厂商究竟有没有权利涨价?从市场上说,价格制定是企业的行为。在一个竞争比较强的行业,厂家有涨价的权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如果老百姓高兴每天喝茅台,那这是中国经济一个好的现象。我们不应该阻拦。关键是喝茅台酒的钱是哪儿来的,这件事要从源头上把关,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中国目前高档烟酒消费中的不正常现象。

如果税收加重得法,会促进白酒行业的公平竞争。原来有些厂家采取不合适的手段,不掏税款、避税,现在这方面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如果在竞争中间,有一些税赋传导到了价格上面,从税收的原理来说,消费税是一种间接税,是不可能做到完全不转嫁的,到底能转嫁多少,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对酒类产品来说,价格如果上升,也会多多少少起到一点减少消费的作用,但不会是一点点的上升,就会起很大的抑制消费的作用。我们还得观察,到底这一次在税基方面更规范了,减少脱逃税的税收调整以后能多大程度上传导到价格方面。

消费税征收,提高税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抑制消费,通过提高价格,减少消费。如果提高消费税税率,价格不提高,导致市面上消费者负担不增加,那么消费者仍然会保持原有的消费行为,这可能也不是税收政策的本意。从高档白酒方面讲,提高了价格,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但是由于消费弹性比较低,消费量没有下去,这是一个市场行为。对于买得起高档白酒的人,适当增加一些税赋,实际上也起到抑制奢侈品消费的目的。

税收部门和生产企业之间的游戏永远是一种猫鼠游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应该说在税务筹划的领域里,现在企业的水平已经高过了我们税收监管和征收部门的水平,所以税收征收部门应该尽快实现现代化。不要把上一年征收的收入,乘上一个百分比,来加大下一年的工作任务,而应该把依法纳税作为检查整个税收体系是否健全的标准。

(五)

检测结果显示,陕西凤翔县731名受检儿童当中,已经确认615名儿童的血铅超标,其中166名属中度和重度的铅中毒。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灾难?原本三年前就该实施的居民搬迁,为何一拖再拖——

凤翔“血铅超标”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灾难

● 大规模铅中毒早有前兆,搬迁迟迟不动,良心何在

● 这是严重环境违法事件

● 算尽经济账、政治账、法律账,独独忽略百姓的健康账

● 要重罚“重度污染”的政绩

《今日观察》:冶炼工厂进行的是黑色金属加工,包括煤炭的加工,其重污染程度是一种常识。所以这种企业落地各个地方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障碍,比如在落地陕西凤县的时候,就被凤县拒绝了,但是它怎么就落户凤翔了呢?凤翔县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文化古镇。号称千河古地。它的人口的密度比凤县要大,按理说不应该让这样一个重污染企业落地的。项目落地时,遭到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反对。

这个项目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当地创造了巨额GDP。但后果是,妈妈看着孩子不舒服,情绪比较紊乱,然后带他去医院,一查是铅中毒胃炎。铅中毒给孩子们造成的影响,绝对不是短期的,会长期影响他们的脏肺,对他们的智力发育有影响,甚至影响孩子们的造血功能。

这样一个短期无法把铅排干净的后果,我想任何一个母亲,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人,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都会迅速地进行搬迁。而搬迁的领导却说两年之内完成,这样确实让我们很痛心,在这个事件当中,政府部门如果不紧急进行处理,确实有悖自己的良心。这个事件绝对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里有三个数字,一个数字是当时的有关部门做了一个环评影响书,影响书认为这个企业建厂以后,在1000米以内不适宜居住,要求当地老百姓进行搬迁;第二是当地政府跟冶炼企业达成了一个协议,在3年以内要把500米以内的住户全部搬迁完毕;第三是当地政府现在又给老百姓选了一个新的搬迁地址,是1300米。这1300米,我们不知道它的科学依据何在。按照一般的常识,一个污染企业进来以后,政府首先要组织搬迁,要保护老百姓的健康,但是我们看到,当地政府一再压缩成本的同时,把搬迁的工作一再推延。所以从整个程序来讲,这完全是一个违背国家环境法律方面的严重违法事件。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算尽经济账、政治账、法律账,独独忽略百姓的健康账。第一笔是经济账。政府看到的只有GDP,只有给地方财政带来的收入,看不到老百姓生命的健康和利益。第二笔是政治账。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政府官员所做的很多善后工作,所谓的“亡羊补牢”工作,也不是就这个事情本身来承担责任,他仍然在为自己的官职,在为GDP考虑。为什么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搬迁的还是老百姓?为什么一搬再搬?离乡出走的是老百姓而不是企业?其次,这个事件发生以后,除了这个冶炼企业给予道歉以外,没有任何一个相关部门哪怕对孩子表示一句歉意。第三笔是法律账。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应该承担责任的官员来承担责任,在这么一个一边倒的博弈下,双方力量非常失衡,当地政府的这种行为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因为他这三笔账算得非常清楚,在这三笔账的引导下,他所做的就是一而再地牺牲老百姓的利益。

这次儿童“血铅超标”,体检费、治疗费也是从财政支出的。财政的钱来自我们纳税人。如果我们不扭转这样一个机制,不让官员在做出自己成绩的同时,为自己成绩背后的成本付出代价,那陕西凤翔“血铅超标”儿童绝对不是最后的悲剧。

这不仅仅是一个凤翔个案,它反映了中国在这个时期,整个发展当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重发展而轻环保。我们应该加大依法执政、依法环保的力度,这样才能够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和发展未来。同时,出了问题之后,我们一定要有监督的力量,去监督这件事情的处理,监督法律执行的到位,这个非常重要。

“发展是硬道理”,很多人就片面理解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又片面理解为所谓“赚钱是硬道理”。实际上GDP是一个有着缺陷的指标,必须把GDP改成绿色GDP,绿色GDP改成幸福指数,把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干部、衡量一个企业的最根本指标。

(注:以上内容由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栏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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