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群体的系统阐释

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价值观念的日趋多元,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代际冲突”逐渐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高度关注的问题,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创作也不例外。这种“代际差别”,最突出地体现在50、60、70和80年代出生的几个重要作家群中。他们不仅在叙事内容上表现为宏大叙事和使命意识的不断弱化、个人化意愿的不断增强;还在叙事形式上体现为或崇尚写实风格,或追求现代手法,或迷恋于碎片化细节等不同的审美特质,同时也折射了各自不同的审美观念。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代际差别”实际上隐含了不同历史文化语境和成长记忆对人类精神的潜在规约。正因如此,洪治纲的新著《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在直面不同代际作家之间差异的同时,选择了在中国当前文坛最为活跃的主力群体——60年代出生作家群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审美特征、外部联系以及内在走向进行系统性、动态性的考察,展示了这一代作家开阔的精神视野,多元而丰富的文化积淀,鲜明的自我意识,分析了他们所拥有的敏捷的艺术感知力,以及对叙事技术的多向度探索,从而令人信服地道出了他们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童年记忆:寻找代际群体的精神原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记忆。这种带有发生学意味的文化记忆,既是认定一代人精神特质的关键因素,也是分析一代人审美趣味的潜在基石。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里,洪治纲从一开始就把研究视点聚焦在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童年记忆中,通过对这一代人童年记忆的梳理和解剖,从而揭示出他们在创作背后所隐藏的精神原型。

童年记忆对人生的重要影响,已经被众多的心理学家所认识。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就明确地指出:“个人的主要兴趣一定和他从儿童时代记住的许多事情非常相近。”①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也认为:“在生命最初的那三四年内,一些印象已经固定下来,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也建立起来,它们的重要性永不会被以后的经验所剥夺。”② 也就是说,童年记忆是人认识世界的精神原型,虽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随着知识的增加,童年时代所形成的对世界的看法会得到一定的修正和补充,但童年记忆本身不会消失。特别是那些创伤性记忆,会在一个人的精神深处留下深深的烙印。“一般而言,人们对具有情绪创伤意义的事件的记忆是持久且相当准确的,但有时也会随时间流逝而发生衰退和歪曲。若某人真的曾经历过某一创伤事件,那么,他几乎总能记住这一创伤事件的核心经历;如果说发生记忆歪曲的话,那么这种歪曲一般都限于特殊的细节问题。”③ 洪治纲显然吸收了这些心理学的理论,并内化为探寻60年代出生作家群童年记忆的理论。为此,他敏锐地指出,由于这一代作家的童年基本上是在“文革”时期度过,在那个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他们的理性启蒙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虽然少了长辈的约束和关爱,他们幼小的心灵被放逐到无边的自由之境,但那是一种盲目的自由,无爱的自由,虚无的自由。这也决定了他们的成长是“一种缭乱而无序的成长”,“它构成了六十年代出生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虚无,放纵,饱含盲目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冲动,同时又深感无人关怀的惊恐与孤独”④ 。社会的极度动荡,理性价值启蒙的缺失,各种运动纷至沓来,批判性话语的持续膨胀,使得社会的整体性在这一作家眼里变得支离破碎,各种价值观念也如风中飞絮,转瞬即逝,由此“导致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始终处于不停的自我颠覆的状态,也使他们的心灵一直处于‘无根的漂泊状态”⑤。

洪治纲对60年代出生作家群童年记忆的剖析,既揭开了这一代作家的精神原型,也使作者抛开了对代际群体的表面阐释,直接切入到他们创作的精神内核,揭开了那些话语背后隐藏的生存之痛与“心灵错位的尴尬与荒谬”。譬如,面对他们笔下以儿童视角进行叙事的大量作品,洪治纲指出:“或许正是这种特殊历史境域所造成的‘童年阴影,构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无法释怀的隐秘情结,以至于多年之后,当他们在虚构的生活里潜心建构自己的审美世界时,仍然对这种纷乱的童年记忆保持着高度的叙事热情。”⑥ 这一代作家的创作曾广泛地涉及历史权力话语对个体命运的钳制与扭曲,但他们并没有像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那样,选择对历史的荒谬性进行正面强攻的叙事策略,而是通过童年视角,以儿童般天真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他们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带着不解的迷惑的眼光打量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作为窥视者,揭示出被表象掩盖之下的真实;或者作为“漫游者”,穿越历史堆积的迷雾。因此,他们的叙事变得灵动而富有诗意,从而少了对历史进行正面强攻的滞重和苦涩。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代作家对历史苦难缺乏理性的思考。恰恰相反,他们的创作所体现出来的这种“非常特殊的叙事特征——在不断还原童年‘诗意生活的过程中,对‘文革历史的尖锐与沉重进行了若隐若现的表达”⑦ 。只要稍稍回忆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就能感受到,历史的残酷性在儿童的心里留下了多大的惊恐与战栗。这种以儿童视角的叙事,是典型的“以轻击重”的叙事策略,也是这一代作家对历史的“另一种承诺”。因此,作者断言:“当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不断书写那些特殊的成长记忆时,其实已表明了这一代人对历史苦难的承担意愿。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庄严承诺,而不是对童年生活简单的祭奠。他们自觉地避开对宏大历史的正面强攻,避开对各种历史使命的直接传达,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历史苦难的逃避,而是体现了他们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重新界定,即,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存在,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深入历史,都会打开历史的某些皱折。”⑧

洪治纲对60年代出生作家群童年记忆的审视,无疑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颇有意义的文化视角。它既有利于探寻代际作家创作背后的深层次的精神波动,也有利于对其他代际群体进行心理学和发生学意义上的梳理。

二、主体意识:审度代际群体的精神向度

从创作上看,60年代出生作家群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作家主体精神上的高度自律。几乎从创作之始,他们便自觉地保持与权力意志的必要距离,也警惕公众意志对他们精神空间的盘压;他们高扬自我的主体意识,打量和思考观察到的世界,并试图对此做出个性化的阐释。洪治纲把这种“主体意识的高扬”看作是解开这一代作家内在精神特质的钥匙,并在本书中,以广阔的理论视野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产物。作家的主体意识清醒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原创能力、思想穿透能力,以及洞察世界的深刻程度。60年代出生作家群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一些风格独具的作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拥有清醒的主体意识,并在精神上达到了高度的自治。在洪治纲看来,这一代作家主体意识的高扬,首先表现在“坚持明确的‘个人化审美立场”⑨。 “个人化”写作是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潮,主要表现为作家自觉远离强势话语,立足于民间,忠实于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虽然,这一代作家很少对生活现场发生的重大问题作聚焦式的展现,也很少对现实生活进行宏观把握,但他们对个体的精神压抑与灵魂之痛进行了深度探索,在展示个体精神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不再关注公众的聚焦热点,不再迎合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向,也不再沉迷纯粹的文本实验,而是立足于创作主体的个人意愿和思考,在创作中突出对个体生命体验的迷恋,对自我心灵空间的恪守,对欲望本能的极致化演绎等等,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全面体现作家个人的审美理想和主体意识。”⑩ 可以说,这一代作家的写作,把人从历史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宏大命名中拉回到个体的“小我”,极力反对公众经验和权力意志对个体存在的遮蔽,而是在轻抚肉体的快感和欲望的骚动中感受生命的存在。为此,洪治纲细致地分析了他们对欲望书写的迷恋、对死亡的本体性探索以及女性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性别意识等,多方位阐释了他们在主体意识上的顽强恪守。

其次,作家主体意识的高扬,在这一代作家的创作中,还表现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洪治纲认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向历史深处挺进的时候,首先尊崇的一个原则,就是自觉地回避本体性的历史,以写实的手段对普通历史生活的超验性还原,使历史成为真正的平民史。”{11} 我们只要审视50年代出生作家的历史叙事,就会发现,他们更强调史料的真实,强调历史事件在叙事中的真实性,甚至将历史的文学书写变为历史谱系的补充。而60年代出生作家群与历史相遇时,则有了更多的个体阐释的欲望,他们充分发挥虚构的才华,运用强劲的想象,或对历史进行新的文化反思与建构,或对历史进行解构性的审美表达。他们对本体论的历史表现出怀疑的姿态,历史现场不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历史事件的真实也不是他们的写作策略。他们更喜欢将历史化为一个虚幻的背景,为他们虚构的世界提供表演的舞台,他们重点要表现的是这个舞台之上的人的存在之痛。对此,洪治纲指出:“他们注重理性的判断,以作家主体的理解来推设历史原相,让表现对象摆脱人们的先在观念,折射出作家对人类历史的自我认知,也结束了以往那种实证主义的特点,表现出一种新型的自由主义的审美品格。”{12}

这一代作家对主体意识的高扬,还表现在“先锋叙事与话语整合”之上。众所周知,先锋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的先锋,只有在精神上卓尔不群,作家才有可能穿透现实,发现别人所未发现的东西。这就需要作家在精神上高度自律,冲破各种枷锁,获得大自由的境界。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中,作者充分肯定了这一代作家的创作体现出来的先锋精神,只不过,这种先锋性并不是以文体实验为主要目标。“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在逐渐踏上文坛之后,面对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和世俗化的生存境域,他们选择以‘个人化写作作为重要的叙事理念,努力唤回独立与自由的艺术精神,从而使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出现了某种渐进式的发展。”{13} 在洪治纲看来,这一代作家对人的存在境域的深度开拓,对非理性欲望的持续挖掘,对权力话语对个体生命强制性扭曲真相的揭示,都是作者在清醒的主体意识之下的先锋写作。当然,先锋文学也离不开小说文本形式的变革。因为文本形式的变革不仅仅是出于写作技巧上的考虑,而是创作主体新的审美需要和新思想表达的需要。“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其实也包括史铁生等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常常选择碎片拼缀的方式,自由地接纳各种非叙事性文本,让小说在逃离传统故事化结构模式的同时,在艺术形态上走向多重文体的融会与整合。”{14} 作者选取了这一代作家的大量作品,有效地论证了他们在小说文本上的开拓。如林白等女性作家沉迷于感觉化的碎片书写,细节描写成了最重要的叙事元素;苏童、李洱、祝勇等人在写作中对各种文体的融合等。

无论是个体至上的生命体验、生存之痛与心灵之痛的双向演绎,还是先锋叙事与话语整合,通过这些不同角度的阐释,洪治纲立足于大量的文本细读和坚实有效的分析,于条分缕析之中,让我们理解了这一代作家极为特殊的精神内质,展示了他们独特的艺术潜能。

三、反叛与喧嚣:展示代际作家的内在局限

精神的高度自治,主体意识的高扬,是作家打破艺术圭臬,不断“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的重要前提。对于6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来说,与其他代际的作家相比,他们无疑拥有了这种内在的优势。与此同时,他们的记忆还拥有一定的历史厚度,专业上又受到良好的现代文学启蒙,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们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经典性作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主体意识的过度高扬,同样也会在“泛自由主义”的冲动下带来某些不足。“反叛”就是这一代作家主体意识自我高扬的最为明显的标志。他们反叛主流话语的盘压,以民间的自由与生命的丰饶对抗权力话语要求之下的整齐划一;他们不断冲破艺术上的种种羁绊,顽强开拓属于自己的审美之路;他们剥除人身上的文明与道德的枷锁,多方位展示被压制的生命的本能欲望。这种明确的反叛意识,对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如果反叛的欲望过度膨胀,又缺乏理性的观照和必要的精神深度,那么,其结果将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弊端,就集中表现在60年代出生作家群对本能欲望的大面积书写,以及由一些作家发起的“断裂”事件上。所以,洪治纲在该书中同样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对作家主体的过度彰显,这一代作家在创作上也暴露了自身的某些局限与误区,包括叙事资源的褊狭与重复,民间化的焦灼与喧哗等等。

与此同时,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人文精神出现了“沙化”现象,“犬儒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全面入侵,在“相对价值观”的幌子之下,人们刚刚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也在一夜之间坍塌,作家高扬的主体意识似乎也走进了一个无物之阵,变得岌岌可危。“主体性看似获得了全面的张扬,而在无序纷乱的‘张扬之中,在作家们的肆意挥霍之中,却变成了一种大面积的弥散。这种弥散是自发的,也是令人忧伤的。”{15} 刚刚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主体意识,却在消费社会的侵蚀之下,再度面临被劫持的危险。对文学创作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令人警醒的问题。为此,作者探讨了这一代作家必须克服消费主义的各种流弊,在确保主体意识的前提下,更好地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

代际差别虽然是多元文学格局的一种表现,但如何加强代际间的精神交流,有效克服代际内部各自的局限性,同样也是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为此,洪治纲以一种充满期待的、开拓性的眼光,将代际交流视为作家们摆脱局限、迈向更高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说,这既有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依据,也对其他代际作家的自我超越具有重要的引鉴意义。在该书的后记中,洪治纲曾说:“无论是对于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还是对于我自己,我相信,本书都不是总结,而是开始。”的确,作为一部对代际作家进行系统阐释的著作,《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并不是一次总结,无论是其理论建构还是思维方式,都是一个富有启迪性的开始。

【注释】

①[奥]A.阿德勒:《超越自卑》,53页,徐家宁、徐家康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艺术与文学》,128页,常宏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③[美]丹尼尔•夏克特:《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234页,高申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④{5}{6}{7}{8}{9}{10}{11}{12}{13}{14}{15}洪治纲:《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35、39、62、63、84、87、87、112、126、203、221—222、25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欧阳光明,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