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重塑”及当代汉语诗歌的生态问题

2009-10-19 09:07霍俊明
南方文坛 2009年5期
关键词:西川小站全集

霍俊明

在海子亡故二十周年之际,似乎海子的一切已经“盖棺论定”,但是海子1983年完成的第一本油印诗集《小站》的公开出现和迟来的“重生”成为重新认识海子诗歌和人生的一个重要契机,也为反思中国当代汉语诗歌恶劣和失衡的诗歌生态问题提供了平台。《小站》无论是在思想容量、诗歌理想和核心意象等方面都成了研究海子诗歌的一个必须的起点,遗憾的是具有重要诗歌史价值的《小站》因为多年的雪藏而导致了海子研究和中国诗歌批评生态的停滞甚至退化。基于此,海子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重塑”的未完成的诗人。

概念化、消费化的海子及失衡的诗歌生态

自从1989年3月26日之后,每年的春天都成了一个诗人的节日,这个诗人就是海子。每年三月全国各大大中小学和各个省份都展开官方的或民间的纪念活动,海子不仅进入了教材和诗歌史,也成了房地产开发商赚得资本的噱头,而且海子的经典化仍在继续。我觉得在当下谈论海子更多的时候成了一种流行的消费行为。我之所以完成这篇关于海子以及海子研究问题的文章并不是为了集体性的纪念活动,而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动因使我重新反思海子到底给中国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带来了什么?在我看来,海子现象已经成为当代汉语诗歌生态的一个经典化的寓言,换言之,就海子的诗歌和人生可以反观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生态存在的种种显豁的问题和弊病。海子在接受和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概念化和消费化,与此相应诗歌生态开始失衡。而揭开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生态问题的序幕必须从海子开始,此外的任何诗人都不可能替代海子,因为海子在当下甚至多年前海子已经成了“回望80年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甚至是被人瞻仰的纪念碑。问题的关键是在浩如烟海的关于海子的研究和回忆性的文章中,中国诗人尤其是诗歌批评界已经丧失了和真正的海子诗歌世界相对话的能力。翻开各种刊物上关于海子的文章大多是雷同的复制品和拙劣的衍生物,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是海子的死亡和他的情感生活,海子一生的悲剧性和传奇性成了这个时代最为流行的关键词,而海子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成就倒退居其次。海子的自杀在诗歌圈内尤其是在第三代诗歌内部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也如韩东所说海子的面孔因此变得“深奥”,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海子的死可能更显得重要,因为能够满足他们廉价的新奇感、刺激心理和青春的力比多冲涌。甚至当我们不厌其烦一次次在坊间的酒桌上和学院的会议上大谈特谈海子的时候,我们已经忽视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海子?海子死亡之后,海子诗歌迅速的经典化过程是令人瞠目的,甚至这种过程的迅捷和影响还没有其他的诗人能够与之比肩。当然,骆一禾和西川在海子死之后编选和出版海子诗集付出了相当努力也费尽了周折①。我们面对海子已经形成了一种阅读和评价的惯性机制,几乎当今所有的诗人、批评者和大众读者在面对海子任何一首诗歌的时候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将之视为完美的诗歌经典范本。这种强大的诗歌光环的眩晕给中国诗歌界制造了一次次幻觉,海子的伟大成了不言自明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海子这个生前诗名无几的青年诗人在死后成了中国诗坛绕不开的一座旗帜和经典化的纪念碑,而我们也看到这位诗人生前的好友寥寥无几甚至多已作古,然而我们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上却看到了那么多自称是海子生前好友的人。我们只能说海子已经是一个被完型和定型化的诗人,是一个过早盖棺论定的诗人,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我们目前所形成的关于海子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仍然需要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因为时至今日海子的诗歌全貌仍然未能显现,海子作为一个诗人的完整性仍然处于缺失之中。

由《小站》的“重生”反观当代诗歌的生态问题

从1989年到2009年整整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诗人、批评家和读者捧着几本海子的诗集沉浸于悲伤或幸福之中,悲伤的是这个天才诗人彗星般短暂而悲剧性的一生,幸福的是中国诗坛出现了这样一个早慧而伟大的“先知”诗人。除了极少数的诗人和批评家委婉地批评海子长诗不足之外,更多的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海子的抒情短诗是中国诗坛的重要的甚至是永远都不可能重复也不可能替代的收获。无论是《土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出版社,1991年),还是《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甚至影响更大的《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都成为中国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诗歌选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海子诗集在死后极短时间内面世对于推动海子在中国诗坛的影响和经典化是相当重要的,也正如当年的骆一禾向西川所强调的我们无法指望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会有人重新发现一个过往的诗人②。尤其是西川的《海子诗全编》从其刊行之日起一直是作为最为权威的海子诗歌选本出现的。然而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包括《海子诗全编》在内,一百年来中国作家所谓的“全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囊括了作家所有作品的全集的③。由于政治、社会、美学以及个人的原因,种种全集都隐藏了作家的一部分甚至是相当重要的具有文学史研究价值的文本。西川编选的《海子诗全编》仍然是一部残缺的“全集”,海子这条完整的诗歌河流被中断了,而这种后果却是如此的严重而不可弥补。这正如当年的赵家璧所说的研究一位作家的成长过程单单读他事后结成的文集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中国作家的“全集”并不可靠,甚至有极端的诗人不断篡改和修订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即使2009年3月西川编选的《海子诗全集》增补了海子此前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一部分诗作,但是海子仍然有些诗作包括信件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海子诗全集》的面世是纪念海子逝世二十周年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在我看来,《海子诗全集》中所增补的海子生前自印的第一本油印诗集《小站》④ 在迟到中揭开了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生态的失调甚至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包括西川等海子生前好友所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在海子的诗歌写作历程中具有相当重要性和研究价值的《小站》被西川给有意地搁置了十余年之久?而搁置之后对海子研究以及中国诗歌生态所带来的后果又是什么呢?首先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关于《小站》的单独出版。据笔者所知,荣光启从2007年1月从诗人陈陟云处见到油印的《小站》并开始寻求出版社,最终湖南文艺出版社决定于2009年出版。在荣光启整理《小站》联系海子家人的过程中,西川已经知晓此事并嘱咐海子家人可以放心让荣光启承担此事。而我好奇的是作家出版社在2009年3月推出《海子诗全集》并收入《小站》是出于西川个人的考虑,还是出版社的要求,甚至是受到了荣光启单独编选和出版《小站》的某种驱动?而西川当年放弃在《海子诗全编》中收入《小站》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属于海子的“少年之作”。我想中国作家历来“悔其少作”的习惯成了海子和西川都同样难以避开的问题。众所周知,海子在生前所公开发表的诗作中几乎没有一首出自他的第一部诗集《小站》,如果说,海子生前是有意要回避自己的少年之作的话,那么西川继续“隐藏”《小站》也算是尽了朋友的一份责任。但是问题的症结又恰恰在此。文学史上,诗人回避或删改自己诗作的现象并非少见,鲁迅就深刻指出:“听说:中国的好作家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而“幼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⑤ 在新诗史上,诗人的作品常常是先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再编入各种选集和全集,而每次编入由于当代频繁的政治运动等诸多原因,很多诗人为适应形势而对作品进行修改或对篇目进行增删,由此造成了新诗史上多种版本的复杂现象。而中国作家不同时期经过修改的版本,显然还未引起文学史研究足够的关注。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很少有人注意海子诗歌文本的变动现象,笔者曾经比照了能够见到的所有关于海子的诗选和全集以及海子生前刊发这些诗歌的《十月》、《山花》、《中国作家》、《诗刊》、《诗歌报》、《东海》、《草原》、《诗选刊》(内蒙)、《山西文学》等杂志,发现海子的诗歌文本存在大量的改动情况,甚至有的诗作的变动是相当大的。而目前我还难以确定海子诗歌文本的修改和变动是海子个人有意为之,还是其他的编选者和刊物编辑所造成的,但是最重要的海子诗歌的变动现象是值得研究的,而可悲的是时至今日研究海子诗歌版本的史料工作的人几乎成了空白。而无论是海子本人还是西川的有意回避《小站》都呈现了中国作家的“悔其少作”的通病。而正是因为《小站》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所以有很多研究者和诗人谈论海子的时候认定其真正的写作起点是1984年而不是1983年,更不是更早时期的1982年。骆一禾在很多文章中都认为海子在1984年写下的《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是不朽名篇,此后进入了五年的天才生涯⑥,也即海子的诗歌起点和价值是以忽略1983年和《小站》为前提的。而这种惯性认识也影响到了后来的诗人和研究者对海子诗歌的印象,例如余徐刚在《海子传》中就认为在1983年,无论是在诗歌的质量还是在数量上海子都远不及西川和骆一禾⑦。而不管这种认识是否准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很多研究者都认同海子真正的诗歌写作是从1984年开始的。而在2009年西川之所以在《海子诗全集》中增补了包括《小站》在内的诗作的原因就是当年在编选海子诗的时候觉得这些诗作在质量上尚欠火候,现在收进来是出于为研究者提供方便的考虑⑧。不可否认,在编选海子诗歌过程中西川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而且编选也是十分杰出的,但是就《小站》的编选问题我觉得西川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除了极少的几个海子生前的同学和朋友曾经阅读过海子的油印诗集《小站》之外,没有任何的场合和机缘使得其他的人有幸阅读海子生平的第一部诗集,而这种延宕的过程一下子就是二十年。而这致使中国的诗歌生态发生了问题,起码对于海子研究而言是如此。一个本应完整的海子和诗歌谱系就这样被人为地割断了,一个诗人写作的源头被人遗弃,一个诗人的完整性是以残缺为代价的。而即使《小站》终于能够与公众见面,但是这种见面更具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悖论性。因为今天的诗人、普通读者和研究者来读《小站》的时候完全是后设性质的,因为在海子已经被空前和完全神话和经典化的今天,所有的阅读者都会不自觉地先见为主地认为海子所有的诗作都是经典,都是伟大之作。这样的阅读前提无形中再次遮蔽了海子的早期之作《小站》,仍然会南辕北辙地误读海子的《小站》对于海子个人写作乃至整体性的中国诗歌界对海子的研究。如果历史能够假设的话,如果当年的《海子诗全编》在1997年就公开《小站》的话,我想当今中国诗坛不会对海子存在那么多的误解。可能在当时《小站》的面世会引起一定时间内对海子诗歌早期诗作的不满与批评,但是这种不满与批评恰恰是海子和中国诗歌界都需要的。当燎原先生在他那本著名的《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中在海子的死因中提及四川诗人尚仲敏对海子的中伤时我觉得这带有荒谬性,因为就诗人和诗人的交往以及诗歌的美学趣味而言,任何人都有发言和反对的权利,我想海子需要的不只是今天的赞美,他同样需要当时的商榷甚至批评的声音。

《小站》的文本意义、定位问题和海子研究的反省

从1978年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末期,中国诗人交流诗歌、清理创作、保存诗歌和传播诗歌最为有效也最为流行的方式就是油印诗集。海子从1982年开始尝试诗歌练习,而《小站》是海子大学毕业前夕在1983年的4月至6月间完成的第一本油印诗集,应该算是未完全成熟的“青春期”写作,也是对自己这一时期写作的一个重要总结。《小站》共分五辑:第一辑《给土地》,收入《以山的名义,兄弟们》(组诗)、《东方山脉》、《小山素描》(两首)、《上山的孩子》、《恋歌》、《年轻的山群》、《丘陵之歌》、《高原节奏》;第二辑《静物》,收入《期待》、《新月》、《纸鸢》;第三辑《故乡四题》收入《门》、《栽枣树》、《红喜事》、《烟叶》;第四辑《远山风景》;第五辑《告别的两端》,收入《小站》、《小叙事》;最后为《后记》。

我们今天解读和考察海子的1983年的《小站》还需要一个参照系,即1983年同一时期海子的其他诗作以及海子此后诗歌写作的发展与变化,只有如此才能确定《小站》在海子一生的诗歌写作中所占有的位置以及相关的中国诗歌界研究《小站》的意义和定位问题。在《海子诗全集》中明确注明写作时间是1983年的诗作只有《农耕民族》一首诗,“在发蓝的河水里/洗洗双手/洗洗参加过古代战争的双手/围猎已是很遥远的事/不再适合/我的血/把我的宝剑/盔甲/以至王冠/都埋进四周高高的山上/北方马车/在黄土的情意中住了下来//而以后世代相传的土地/正睡在种子袋里”。这首《农耕民族》与《小站》中的诗歌无论是在诗歌素材、语言成色、想象力方式和经验呈现上都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和可参照性。读完《小站》中的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海子早期的这种诗歌写作方向和努力及此后的诗歌道路是一致的,甚至在这些诗作中出现了“文化寻根”的史诗性寻求。谈论海子的诗歌,一个最重要的维度是他诗歌的意象谱系。众所周知,海子的诗歌写作中太阳、土地、高原、平原、草原、雨水、姐妹、村庄、母亲、远方、山脉、麦地(麦子)、天空等这些意象群体构成了海子诗歌世界的重要征候。而《小站》中所收录的诗歌已经大体呈现了这些在海子一生的诗歌写作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可以《东方山脉》为例。在这首诗中就出现了太阳、高原、大陆、平原、天空、村庄、麦粒、亚洲铜鼓、远方、火把等海子诗歌的重要的主导性的核心意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东方山脉》这首诗与1984年完成的《亚洲铜》、《阿尔的太阳》、长诗《河流》以及后来的长诗都有着谱系性和先导性的关系,可以说从一开始海子的诗歌写作就直取中国诗歌的源头和核心。当然实事求是地讲,从诗歌的经验、想象力、语言、技巧等方面综合考量,《小站》较之后期的诗作确实具有不成熟的“青春气息”,甚至有些诗在语言和结构上过于单一、重复和拖沓。但问题的关键是《小站》是海子一生诗歌写作的第一次总结并且对此后的诗歌写作有着重要的关联、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小站》中的很多诗作都出现了死亡的意象和场景,如《以山的名义,兄弟们》、《年轻的山群》、《丘陵之歌》、《栽枣树》等。这些大量的死亡意象和场景的出现也纠正了诗歌批评界的一个惯常印象,即海子在后期尤其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之后才大量出现死亡的意象和场景并以此来臆测海子的自杀,而事实是海子几乎从1982年一开始进行诗歌写作的时候就本源性地出现了死亡的意象。而另外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小站》中的几首诗已经透露出了海子写作大诗甚至史诗的“野心”与尝试,收入第一辑的《以山的名义,兄弟们》、《年轻的山群》、《丘陵之歌》、《高原节奏》无论是在整体构架、运思方式、语言特征、诗歌理想上都具有大诗的气韵和轮廓,而我们也能够看到江河、杨炼等“朦胧诗人”以及四川那些写作长诗的诗人们影响的投影。而从第二辑《静物》开始,海子在抒情短诗方面的才华已经显现端倪,无论是纯粹、干净还是语言成色上都开始凸现海子抒情诗方面的个性,如“我要到草原去/去晒黑自己/晒黑日记蓝色的封皮”(《小站——毕业歌》)。按照笔者的理解,海子的这些抒情短诗明显受到了北岛、顾城小诗的影响。

今天说到1983年海子《小站》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将其看作“欠火候”的不成熟的少年之作,更多是一种习诗阶段的青春期式写作。确实,从生理年龄和写作时间上而言,写作《小站》的时候海子才19岁,但是事实上海子的《小站》并非不具有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在于这些诗作在经验、思想容量以及写作走向和诗歌美学上都是“海子”式的,甚至其中不乏具有“创造性人格”的重要诗作,而且这种重要性还在于这种源头性质的诗歌写作阶段对于海子此后诗歌写作不言而喻的奠基性,这是海子诗歌写作的底座。换言之,只有从连贯性和谱系性的基础上出发考察海子最初阶段的诗歌写作才能够真正贯通海子一生整体性的诗歌写作历程,如果祛除了1983年和《小站》,海子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就成了最值得怀疑的问题了,而这也正是当代汉语诗歌生态长期恶性发展的一个原因,不论是政治文化、商业暴力、媒体崇拜还是美学暴动、诗歌运动、诗歌论战都是这个失衡的诗歌生态最为显豁的事实。实际上西川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2009年新版的《海子诗全集》的出版说明中,他就强调“凡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今天写的东西与昨天写的东西可能关系不大,却与半年前的某篇作品有一种内在的关联”。那么基于此我们就可以明确1983年的诗集《小站》对于考察海子此后甚至是一生的诗歌写作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起点,只可惜在编选《海子诗全编》时西川还没有意识到《小站》的重要性。在《小站》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注意,“一条汉子立在一块土地上,苦难始终在周围盘旋。他弯下身去,劳作的姿势被印在太阳、文字、城徽和后代的面貌上。这就是一切。诗的体验就从这里开始。但愿他的折光也照着这个小站”。单就这段文字我们已经看到了海子诗歌从一开始就对文化、文字的天启式的关注以及强烈的诗歌“野心”,同时也透射出海子诗歌的一个“传统”,即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对海子的影响。海德格尔强调“静观”只能产生可疑的知识,而只有“操劳”才是了解和进入事物最恰当的方式。而海子恰恰在《小站》中反复强调的就是“劳作”,而这种弯身向下的劳作姿势和“体验”最终的结果和目的就是要使文字、文化、诗歌在历史和后代中存留下来。而海子的《小站》在今天看来同时又构成了海子一生的讖语和预言。《小站》油印诗集的封面下方是一段铁轨,也可以是看作梯子,紧挨铁轨的是一条蜿蜒伸向上方的线,这也体现了海子诗歌“行动”的冲动和高远的诗歌理想的开始,“我出发/背上黄挎包/装有一本薄薄的诗集/书名是一个僻静的小站名”(《小站——毕业歌》)。而这个封面的寓意恰恰最为有力地呈现了海子诗歌创作的取向和追求,而海子的诗歌从“小站”开始出发,不断向远方跋涉和寻找,而六年之后,海子诗歌的最后一次出发以及终点仍是“小站”。一个默默无名的小站和冰冷的铁轨成为牵连海子生命和诗歌的重要桥梁。而海子之所以在大学毕业离校前夕印制《小站》是有着重要的原因的,因为此时的海子最需要的就是诗人同行和朋友们的交流、对话、理解、宽容和支持,正如在“后记”中海子一再强调的“我期望着理解和交流”,“对宽容我的我回报以宽容”,“对伸出手臂的我同样伸出手臂,因为对话是人性最美好的姿势”。此外,海子敢于拿出最初的诗歌给身边的同学、朋友和诗人在于他对自己诗歌写作的正确认识和更深层次的期待,也是对大学生活和诗歌习作阶段的一个必要的总结,“对帮助我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以更加的成熟的作品奉献给他”。显然,海子明确的表明此时的自己和诗歌仍然未摆脱“幼稚”,但是这种“幼稚”是走向“成熟”和“更加成熟”的必经阶段,换言之在海子自己看来没有成长期又何来成熟期呢?而海子在《小站》中对1983年以及此前自己诗歌写作的正确认识、期望他人能够通过《小站》来对话和交流的初衷却没有达到,包括他最好的朋友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将《小站》公之于众,海子的《小站》被雪藏了,而海子在《小站》的“后记”中所希望得到理解、对话和宽容的愿望却被无边无际的孤独所取代。当1983年6月海子装订好二十余册的六十多个页码的《小站》之后,只有极少数的同学和朋友有幸目睹了这个还并没有完全“成熟”的海子诗歌的最初状貌,这些人有骆一禾、西川、陈陟云、陈四海、李存棒、甘培忠、刘大生等。海子的《小站》“出来后,同学们争相传阅,很受震动。中文系的同学说,原来法律系也有把诗写得这么好的。骆一禾就专门去找他,还在五四文学社为他搞了一个讨论会”⑨。 而海子的《小站》尽管在校园内有着小范围的传播,但是不久之后《小站》就被人淡忘了,只是在海子死后多年,那些拥有《小站》的极少的朋友有过只言片语的回忆,而《小站》最终在诞生的二十多年的时间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我同意西川所说的尽管海子死亡之后中国社会和文坛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但是海子已经不再需要变化了,“他在那里,他在这里,无论他完成与否他都完成了”⑩。确实海子以短暂的二十五年的青春完成了重要甚至伟大的诗歌写作,他似乎已经成了定型和定性的诗人。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诗歌批评界而言海子还远远没有被最终“完成”,因为海子的诗、文、书信以及其他的资料的搜集、整理还远远没有做完。而对于像海子这样重要的作家而言,材料的重新发现和清理其意义是重要的。所以,在海子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西川的《海子诗全集》功德无量。《小站》的“重生”也给了我们重新和进一步认识海子的诗歌和人生的机会,也希望关于海子的材料能够继续被挖掘和“重生”出来,最终呈现一个不再需要变化的海子。基于《小站》,我们可以说海子仍然是一个需要被不断重新塑造的未完成形态的诗人,而就此展开的中国诗歌生态的失衡问题同样发人深省。

【注释】

①这从1989年5月11日凌晨骆一禾写给出版社编辑阎月君的信中可以得到答案。骆一禾:《关于海子的书信两则》,见崔卫平编的《不死的海子》,17—20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②西川:《海子诗全编•编后记》,93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③在1978年之后,中国内地出版全集的诗人主要有闻一多、郭沫若、胡适、朱自清、冯至、何其芳、臧克家、艾青、胡风、戴望舒、徐志摩、穆旦、陈敬容、闻捷、康白情、俞平伯、郭小川、贺敬之、顾城、海子、骆一禾、戈麦、昌耀等。而以《鲁迅全集》为例,自鲁迅逝世后分别于1938年、1958年、1981年和2005年四次整理出版《鲁迅全集》,而每次的增补和变动都让学界瞠目。

④海子的一生自行油印的诗集共有8本:《小站》(1983年)、《河流》(1984年)、《传说》(1984年)、《但是水、水》(1985年)、《如一》(1985年)、《麦地之瓮》(1986年,与西川合印)、《太阳•断头篇》(1986年)、《太阳•诗剧》(1988年)。

⑤鲁迅:《集外集•序言》,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⑥骆一禾:《“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土地〉代序》,见张玞编的《骆一禾诗全编》,86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骆一禾在《海子生涯(1964—1989)》中同样强调“海子在七年中尤其是1984—1989的五年中,写下了200余首高水平的抒情诗,和七部长诗”。再有骆一禾在《关于海子的书信两则》中也再次强调海子的天才生活是五年(1984—1989),见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14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⑦余徐刚:《海子传》,9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⑧⑩西川:《海子诗全集•出版说明》,3、4页,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⑨《我与海子:陈陟云访谈录》,载《汉诗》2009年第1期。此访谈曾以《与海子在一起的日子——陈陟云访谈录》为题刊发于《星星诗刊》诗歌理论半月刊,2009年第2、3期,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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