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学六十年（上篇）

引 言

1949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发动广西战役,与退守广西的白崇禧集团展开最后的决战,历时三十五天,到12月11日为止{1},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于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天之后,广西从中华民国的桂系时代正式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1950年2月8日,以张云逸为主席,陈漫远、李任仁、雷经天为副主席的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正式成立,广西省会由广西北部的桂林迁到了广西南部的南宁。广西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南下广西的不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有经过共产主义洗礼的新一代文化人。1938年9月到达延安的扶绥壮族青年陆地,经过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培养和整风抢救的历练,1945年以后在主编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东北日报》副刊的时候,已经因为发表了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叶红》而闻名于当时的东北解放区。1949年,陆地跟随叶剑英的入关南下工作团,告别松花江直奔五羊城。在广州,陆地参加了“广西工作团”,在梧州解放的第二天,住进了梧州最豪华的江西大酒店。

在梧州江西大酒店账房的房客名单那里,陆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梁升俊”。梁升俊是一个比陆地大几岁的陆地的同乡,极有文学才华,曾写过自传体性质的言情章回小说《人面桃花》,此书在南宁曾轰动一时。作为桂系官员的作家梁升俊头一天傍晚携同家小乘末班船仓促逃亡香港,当年奔赴延安的陆地第二天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广西。两位同乡文人的一来一往,正好象征了两种不同文学形态的一来一往{2}。

回到广西文坛的红色作家并非单枪匹马的陆地。龙胜侗族青年苗延秀是1942年去的延安,像陆地一样求学于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并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随南下大军从东北回到广西,1950年他曾带部队在苗山剿匪。南征北战中的苗延秀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文学理想,195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颇具影响的叙事长诗《大苗山交响曲》{3}。

除了回到广西的本土作家陆地和苗延秀,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有因为受到新中国感召而回到祖国的贺祥麟和王一桃。1950年,西南联大毕业后到美国求学的贺祥麟从美国回到中国,在广西大学任教,创作了激情洋溢的长诗《再会了,美国》。王一桃从马来亚回国后在广西师范学院求学,写了大量表现爱国热情以及大量以广西山水风情为题材的诗歌。

像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中国文坛一样,当时的广西文坛也有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来自广西本土的作家两个不同的作家系统。陆地、苗延秀属于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周钢鸣、秦似则属于广西本土的知名作家。两个系统的红色作家为广西作家组织机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广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1950年6月召开了广西省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成立了以周钢鸣为主任、陆地为副主任的广西省文联筹委会。1950年10月,《广西日报》开辟了《文艺》旬刊,1951年6月,《广西文艺》公开出版发行。1954年5月25日,广西省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正式成立了广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钢鸣为主席,秦似、李金光、胡明树、林焕平为副主席的文联领导机构。1959年4月13日,广西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1986年改名为广西作家协会),选举陆地为主席,苗延秀、贺祥麟、秦似、邓凡平为副主席{4}。作家组织机构的建立、文学刊物的出版,形成了广西文学今后数十年最基本的体制格局。广西文学六十年,正是在这样的体制格局中展开。

1949—1966:

革命历史叙事与少数民族抒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49—1966年通常被称为“文革前十七年”。简称“十七年”这个时期新生政权对广西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种题材文学成为文坛主流。这两种题材分别是革命历史叙事和民族新生抒情。

国家层面对广西这片土地人文性质的理解和文化战略,直接导致了广西文学生态的巨大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的轨迹,看到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国家内在而深刻的联系。

1949年,广西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这是广西的“天时”。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天时”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体制和文学观念,决定了广西文学的特质。

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广西最重要的革命历史事件主要有三个:一是20世纪20年代的左右江、红水河流域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二是20世纪30年代的红军长征经过广西湘江流域和桂北山区;三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广西剿匪斗争。诗集《长征诗草》主要记录了第一个事件;长诗《红河之歌》(黄青)、诗集《右江,红七军的故乡》(谢扶民)、人物传记《韦拔群》(谢扶民)和故事集《韦拔群与瑶族人民》主要记录了第二个事件;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刘玉峰)主要记录了第三个事件。这些作品构成了“十七年”广西文学的革命历史叙事的主流。

革命历史叙事最好的叙事人应该是那些亲身经历过革命历史的作家。《长征诗草》的作者,田东壮族人李志明1929年就参加了红七军,随着中央红军走完长征。除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诗集《长征诗草》(1957年)之外,他还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集《右江红旗》。《红河之歌》的作者,武鸣壮族人黄青曾领导过“果德起义”,他说,“写《红河之歌》时,想的并不是为了写诗,而是把生活在红河畔的壮族人民在革命战争中的血泪和浪花唱出来,为革命的红河立碑”{5} 。合浦京族人李英敏193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钦廉地区从事武装斗争。1940年以后到海南岛从事革命,1952年调到北京工作,1958年回到广西。1962年12月号和1963年3月号的《广西文艺》相继发表了李英敏创作的以海南岛革命斗争为素材的中短篇小说《椰风蕉雨》、《夏明》,因为这些作品,李英敏被认为是国内“写海南革命斗争最早、最多也最有成就的作家”{6}。20世纪70年代以后,李英敏转向写广西钦廉地区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代表作有《夜走红泥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河南人刘玉峰随解放军南下广西参加剿匪,1965年他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就是以这段斗争经历为素材。主人公王群、徐翠、黄干和一批青年干部,投入了广西解放初期剿匪斗争。他们在一个土匪十分猖獗的环境下开展工作。初期,共产党的地方武装力量较弱,王群等同志组织和发动群众,粉碎了敌人的暴动计划,挖出了暗藏的敌人,随即转入了主动,然后配合解放大军的进剿,全部消灭了土匪,并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把匪首活捉。小说虽为虚构,但许多内容出自真人真事。情节精彩曲折,扣人心弦,语言通俗易懂,故事可读性强,是较为典型的革命历史小说,也是广西最早出版的长篇小说之一。

1952年,相当于行署一级的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辖宜山、邕宁、百色三个专区和钦州专区的上思县共四十三个县。1956年改称桂西壮族自治州。1958年7月15日,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决议。这是广西的“地利”。国家的“天”决定了“地方”的地。所谓国家的“天”,指的是国家层面的广西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广西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壮族自治区的文化身份定位,以及广西红水河—左右江流域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亲密联系,直接决定了1949年以后广西文学的个性和气质。从地域角度看,1949年的广西文学经历了一个重心西移的过程,作家群主要产生于桂西壮族自治州覆盖的桂西区域,即红水河—左右江流域,文学题材也主要产生于这个地区。广西最重要的文学刊物,多年来不定期地刊登以《红水河畔新歌台》为总标题的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的主要内容常常与广西红水河流域的“革命历史”有关,采用的诗歌形式则是广西少数民族的山歌形式。与此同时,广西作家身份也由以汉族作家为主体转变为以少数民族作家作家为主体。陆地、苗延秀、莎红、黄勇刹、包玉堂、韦其麟等少数民族作家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广西作家。

1949年以前,广西并非没有少数民族作家,广西文学也并非没有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然而,不得不承认,过去的广西文学并没有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或者说,长期以来,由于历代统治者缺乏科学的民族观念,少数民族往往与野蛮、未开化联系在一起,民族意识没有得到正面的理解。1949年以后,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一方面加速了少数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健康的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了正面的传播。在广西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十二个世居民族,蕴藏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壮族山歌、侗族大歌,瑶族、苗族、仫佬族的民歌,组成了广西的歌海。壮族的神话故事、瑶族的史诗、广西各民族的民间传说,是蕴藏了数千年的宝贵人文资源。广西少数民族擅长歌唱,有着天籁的嗓子,更有情景交融的想象。由于国家文化战略的引导,文革前十七年,少数民族新生的抒情成为广西文学最引人注意的声音。

1949年以前,苗延秀已经写过《红色的布包》、《共产党又要来了》等以红军过广西为素材,以侗族老妇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反映了侗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7} 回到广西后,他相继写了叙事长诗《大苗山交响曲》和《元宵夜曲》。《大苗山交响曲》用苗族“嘎百福歌”的形式,写历史上苗族反抗官府的故事。《元宵夜曲》则以侗族民歌和社会生活为依据写成{8}。1959年《文艺报》“庆祝国庆十周年专号”发表编辑部文章《突飞猛进的兄弟民族文学》说:“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和《元宵夜曲》,也以情调热烈、语言优美著称,深刻地反映了广西苗族和侗族人民反封建的斗争和社会生活。”{9}

横县壮族诗人韦其麟,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求学。虽然暂时离开了广西这片土地,但具有诗人敏锐的感觉的他,同样听到了广西人文在这个时代的主流声音。他想起了自己童年时代听过的一个关于《张亚源与龙王女》的民间故事,吸取了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但对主人公的身世、成长过程和结尾作了改造和补充,甚至将主人公的名字进行了重新命名:古卡和依娌。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

最亮的是北斗星。

地上的花开千万朵,

最红的是木棉花。

年轻的后生像星一样多,

最能干的就算古卡。

美丽的姑娘像花一样多,

最能干的就是依娌。

一部杰作从此诞生,《百鸟衣》,最初在《长江文艺》1955年6月号发表,这部长诗主要取材于其家乡流传的壮族民间故事,因为显示了与汉族民间故事不同的文化构成而受到极大的关注,《中国文学》(英文版)、《人民文学》和《新华月报》分别转载,1956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首长诗的单行本。1959年,这首长诗更是被列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优秀作品之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0},被认为“体现了壮族人民热爱劳动、善良纯朴、勇敢刚毅的优秀品质,是壮族人民文学中的璧玉”{11}。

苗延秀和韦其麟的诗歌思维更倾向于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理解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罗城的仫佬族诗人包玉堂则以短平快的抒情方式直接呈现了广西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的生活情趣。1956年,包玉堂的抒情诗《虹》在《广西文艺》6月号上发表。当时的评论认为,《虹》“反映了苗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精神,刻画了一个勤劳、善良而又顽强的妇女形象”{12}。1957年,包玉堂的《走坡组诗》发表于《作品》12月号,《中国文学》(英文版)1958年1月号迅速转载。1958年到1959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包玉堂的诗集《歌唱我的民族》和《凤凰山下百花开》。这里,我们不妨引录《走坡组诗》中的一首《歌坡小景》:

这里一双戴着草帽的姑娘,

银亮的草帽好像十五的月亮;

那里一对打着油伞的后生,

红艳的油伞好像初升的太阳!

树树野果像珍珠满山,

丛丛枫叶像团团火焰,

歌声随着蜜蜂的金翼,

飞到这边又飞到那边。

啊,美丽的山坡,

布满一双双情人,

歌声像醉美的酒,

把情哥情妹们灌得醉醺醺。{13}

也许还从来没有一个仫佬族诗人如此自豪地为他的民族代言和歌唱,包玉堂的诗歌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广西这片土地的魅力和及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极富才华的艺术想象力,而且,它也让人们发现,这个因新的时代获得了某种民族自觉的民族,他们对这个新的时代有着非常纯洁、动人的理解。

诗人往往先声夺人,发出开时代风气的声音。

小说家更擅长在某个时代告一段落之后,以书记官的姿势,为流逝的生活提供档案、备忘录甚至里程碑和百科全书。因此,对时代的参与和投入,成为小说家不可或缺的精神储备之一。

1950年冬天,已经在广西省委宣传部担任处长的陆地参加了省委土改工作队,与来自北京的中宣部理论处处长胡绳、教育处处长吴寄寒,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吴景超、徐毓枬,“世和”亚洲北京分会总干事唐明照,中国剧协主席田汉,中国作协诗人艾青,中国美协画家李可染,中国音协理论家江定仙,中央文研所李又然等著名知识分子一道组成土改工作团第一团,深入南宁市邕宁十三区老口圩各个村庄农户,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出面组织筹办了一场土改实物巡回展览{14}。这段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他曾经多次到邕宁县华安乡和南宁郊区白沙村深入生活。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亲自关照下,已经做了广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陆地获得了创作假,从1959年4月清明节至6月中旬,陆地躲进桂林雁山植物研究所,后又转到曾是白崇禧官邸的榕湖饭店,闭门谢客,不分昼夜赶写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15}。从1959年5月到1960年3月,《美丽的南方》在《红水河》连载。196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这是壮族文学历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当时的中国读者对土地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并不陌生,解放区时代已经有《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然而,壮乡的土地改革仍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毕竟,当时刚刚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来习惯了以南蛮、太平天国或桂系来理解广西的中国人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打量这片土地。《美丽的南方》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将壮族人民的生活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为这种新的眼光提供了远比诗歌更为细致、丰富、深刻、生动的素材。

其实,陆地并不满足于用“壮族”这个符号引起人们的注意,1938年以一个青年文人的身份抵达延安的他对知识分子的现代命运有更深切的体验和关注。他脑海里经常出现那位在梧州解放的同一天仓皇出逃香港的同乡文人梁升俊的形象。1962年,《广西文艺》第11期发表了他以梁升俊这一人物原型为主人公的小说《故人》。他试图传达的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现实社会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选择了“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他真诚地表达了对那些没有走上这条道路的“故人”的惋惜。一个“革命历史”中的人对“革命历史”之外的人仍然如此“关心”,这也显示了陆地小说特有的“温情”。

革命历史叙事和民族新生抒情构成了“十七年”广西文坛的主旋律。革命历史叙事主要由有过革命经历的革命作家承担,这些革命作家具有较多的军人文化气质。民族新生抒情主要由广西本土的民族作家承担,这些民族作家具有更多的农民文化气质。受国家文化战略的影响,民国时期广西已经形成由何诹、陈柱尊、冯振、王力、梁宗岱、朱荫龙、陈迩冬、秦似为代表的文人文学传统有难以为继的趋向。上述这些人物,多数进入纯学术研究领域,即使从事文学创作,也以旧体文学为主。作为民国时代重要的杂文家,博白秦似1949年初从香港回到广西,将写作转到了散文领域,写了《法源寺内》、《过上海》、《碧水青峰九十里》等许多以叙述、写景、抒情为主的散文。1956年,在夏衍、林默涵的劝导下,秦似重新拿起搁置已久的杂文的笔,写出了《学习泛感》、《放的早迟》、《办事情和“舞雉鸡尾”》、《比大和比小》等杂文,他的杂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主张实事求是,尊重事物的规律性。《放的早迟》针对文学上的趋时主张发表意见,认为“我们固然可以要求一个作家在生活中或者下去‘体验生活之后立即交卷,同时又应该允许作家有暂时不交卷的自由”,“有放得早的花,也可以有结得迟的果。这才使我们今后的文艺成为蔚为大观,百花齐放”。进而用武则天叫“所有的花在一个晚上都开出来”的做法类比那种“要作到绝对的一律的”的“批评”,并对此表示了不以为然。最后得出结论:“灼叶催花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好的园丁,应该着意于更勤的施肥和培育,而更重要的是:知道花的长成的规律。”显而易见,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今天看来它们显示了秦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独立思考的气质。然而,秦似却因为这类杂文创作受到批判和处分,从此改变了文风,努力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一时期,另一个杂文家谢逸也“不合时宜”地开始了杂文写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萤火和炬火》等作品,还在《广西日报》开了题为“园边杂话”的专栏。谢逸的杂文写作一直持续到新时期,称得上是一个专心致志的杂文家,他的杂文虽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却有着较好的艺术品质。

1966—1976:瘫痪与复苏

1966年5月号的《广西文艺》转发了《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紧接着,六月号的《广西文艺》更是以全部篇幅转发姚文元《评“三家村”》、《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刊登《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驳斥田汉对新社会的诬蔑》等文艺批判文章。6月号出版的6月,《广西文艺》又出版增刊,刊登了一批批判陆地的文章。《广西日报》1966年6月21日头版也发表万字长文《撕开画皮看陆地》,广西文坛的文化大革命,以对陆地的批判开始。

陆地在其《直言真情话平生——陆地自传》中回忆了自己厄运开始的情况:

其时,我还在桂林市郊芦笛岩下的刘家庄大抓农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农民群众为革命种田。一天,骤然而来紧急电话:自治区党委通知即日随同桂林市委副书记回南宁参加文化革命会议。途中列车上,广西师院党委书记要来跟我打招呼,却被市委副书记使眼色而不好开口。我随即产生不祥预感:“文革”之火难道要烧到我的头上了?……回到家晚饭后,部里组织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奉命登门找我这位副部长谈话来了。见面便直截了当说:“这次运动,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动员,每个省一定要揪出一名‘三反分子作大批判开路的典型。区党委开会考虑:你的《故人》影响比《刘三姐》更大更深更广,况且最近有群众来信批评是为地主儿子树碑立传;中南局又催得紧,广西也要拿出个典型。不得已,只好决定拿《故人》顶上,书记处六位书记三位赞成三位不表态,国清同志(韦国清,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说‘陆地是不是分子,批了再讲。”{16}

于是,从1966年6月15日开始,广西的电台、报纸开始了对陆地的批判。据李建平等著《广西文学五十年》记载,“文革”期间,广西作家陆地曾被游斗,秦兆阳、苗延秀、李竑、李瀚、黄青被批斗,莎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蓝鸿恩、谢敏被隔离审查,林焕平、秦似、贺祥麟、李耿等被关进“牛棚”{17}。

狂热的大批判之后,广西文联、广西作协瘫痪,《广西文艺》停刊,广西作家无法进行创作。

林彪事件之后,国家文艺稍有变化。1972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广西文艺创作办公室成立,《广西文艺》复刊(1971年9月,广西已经恢复出版了文艺刊物《革命文艺》,当年出版了两期,1972年恢复《广西文艺》原名。据陈肖人、李建平等人认为,《广西文艺》是全国较早恢复的文艺刊物{18}),第一期仍然组织了一组批判文章,还是主要以陆地小说为批判对象,诸如《只能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批判反动小说〈美丽的南方〉》、《对敌人只能实行专政——驳斥反动小说〈美丽的南方〉》、《贫下中农不容诋毁——驳斥反动小说〈美丽的南方〉》、《是“人直人穷”,还是人受剥削才穷?——驳斥反动小说〈美丽的南方〉》,但是,在批判文章之外,这一期《广西文艺》还发表了一批文学作品,如于峪的小说《龙大姐》,何津的诗歌《大寨红花海上开》等等。

查阅1972—1976年的《广西文艺》,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作者身份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工农兵作者较受重视,在许多作家被批判失去写作权力的情况下,莫之棪、黄飞卿、钟杨莆三位农民小说家的小说在《广西文艺》频频露面,金彦华、柯天国、杨鹤楼等工人作者以及部队作者莫少云在当时成为知名作家。

二是部分成名作家重新获得了写作和发表的机会,如秦似、莎红等等。

三是一批“文革”前或“文革”期间接受大学教育的作者这时有了成为文坛主流的可能,如苏长仙、韦一凡、陈雨帆、王一桃、农冠品、凌渡、徐治平、黄钲等。

四是知青作家浮出海面,如聂震宁、麦春芳、黄琼柳、张兴劲,等等,这些年轻的知识青年,后来都因为各种机会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一些在紧接而来的80年代成为广西文坛的主流。

五是北部湾的作者比较受重视,这与当时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相关,如《大寨红花海上开》、《喜迎铁牛上海岛》、《海堤是篇发言稿》的作者何津,《龙大姐》、《南海捕鲨人》的作者于峪等经常在《广西文艺》出现。

除了作者的身份,这一时期的文学还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关系密切。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农业学大寨、西沙之战、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或事件都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比如,1974年,中越两国在南海西沙发生了冲突,这一年《广西文艺》第六期专门发表了一组关于西沙之战的诗文。

二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高度的组织化特点。据李建平等著《广西文学50年》,我们可以知道,1972年8月以后,广西文艺创作办公室先后举办了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小说和散文作者座谈会、民歌手和新诗作者座谈会、文艺评论作者座谈会等等,组织作者创作并编选了广西短篇小说选《南疆木棉红》、诗选《红水河欢歌》。1975—1976年,广西军区政治部组织了一批文艺创作积极分子写作民兵斗争故事,后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青山网》、《追穷寇》等三本书。“这个时间长达两年,先后集合80余人的写作活动,实际上成了恢复被‘四人帮搅乱了的文艺本来面目的一次大练兵,参加其中活动的创作者,后来许多都成了80年代广西文学创作的骨干,如黄继树、韦一凡、聂震宁、彭匈、江建文、莫之棪、蓝汉东、王志梧等。”{19} 组织化的最典型方式就是“三结合”的创作方式。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素材,专家出技巧。当时广西曾组织过两个创作小组,创作反映广西西北农业学大寨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一个是都安创作小组,由区文联秦兆阳、广西人民出版社郑妙昌和都安地方作者蓝汉东组成,以报告文学《壮志压倒万重山》提供的素材为线索深入都安县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另一个是百色创作小组,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阮同、陈肖人以及百色地方的饶晓、梁学、赵宗两等组成,以报告文学《三陇新画》提供的素材为线索深入田东、凌云、靖西、那坡等县体验生活进行创作。最后,都安组完成了长篇小说《穿云山》,作者署名韦任敏(“为人民”的谐音),1977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百色小组完成了长篇小说《雨后青山》,作者署名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地区三结合创作组集体创作,1976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

三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这里所谓过渡指的是向新时期文学过渡。因为文化大革命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强弩之末的趋势,政治不得不让出一些空间还给文学,虽然这个空间仍然非常狭窄,但比起“文革”高峰时期政治完全取代文学总算有所缓和。因此,这个时期出现的作家,由于马上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们也就面临了自身生活经验和艺术审美的调整,调整成功的,就顺利地进入了新的文学时代,调整不成功的,后来只好淡出了文坛。

【注释】

①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3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14}{15}{16}陆地著:《直言真情话平生——陆地自传》,65、69、65、74—75页,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③{8}{9}苗延秀著:《不平坦的道路》,收入苗延秀主编的《广西侗族文学史料》,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4}{17}{19}李建平等著:《广西文学50年》,29—30、127—128、138页,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

{5}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覃德清著:《壮族文学发展史》,1555—155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苏维光、过伟、韦坚平著:《京族文学史》,229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7}《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53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10}韦其麟著:《百鸟衣•前记》,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11}{12}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分会:《建国十年来的广西文学》,载《红水河》1959年第10期。

{13}《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包玉堂卷》,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

{18}李建平等著:《广西文学50年》,137页,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陈肖人:《长篇小说〈雨后青山〉创作前后》,未刊稿。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