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结晶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不仅成为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标志性地区之一,而且成为中国最为庞大的移民地区之一。尤其是随着深圳、珠海、东莞等现代城市的崛起,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更是以千万计。这一蔚为壮观的移民群体,带着他们的智慧和勤劳,为广东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同时也为广东的文化发展积蓄了强劲的内在能量。——事实上,我们只要检视一下近年来的广东文学创作,便可以发现,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报告文学、文学批评,都有一大批“移民作家”活跃其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甚至构成了广东文学创作的核心力量。

这种新移民作家群的崛起,在近年来的广东小说创作中显得尤为突出。以广东省作家协会编辑的《2005—2006广东小说精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和《2007—2008广东小说精选》(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为例,两书共收录了七十多篇中短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作者均为外地迁入广东的中青年作家。像曹征路、南翔、曾维浩、魏微、盛可以、黄咏梅、熊育群、于怀岸、王十月、鲍十、盛琼、央歌儿、王棵、盛慧、吴君、黄金明、谢宏……这些活跃于当前全国文坛的作家,无一例外地打上了“移民”的印痕。

面对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探究广东本土作家为何“失衡”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作家的成长与地域文化之间存在着永难厘清的复杂关系。——回首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茅盾、郁达夫、徐志摩、艾青、周作人、夏衍……他们的巨大文学成就,也都是在离开故乡浙江之后所取得的。这也意味着,重要的不是本土文化是否培养了自己的作家,而是这种地域文化是否为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丰沛的精神资源,是否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灵活多元的审美契机。如果从这个层面来思考,广东新移民作家群的崛起,无疑隐含了许多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审美追求。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谈论移民身份,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将之视为一种“跨越国界的迁徙”,似乎只有完成了国家、民族等空间范畴上的移动,才能称得上是“移民”。其实,这只是一种物理层面上的、狭义的移民观念。拉什迪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许多方面,鉴于都市文化的国际本质和越来越同源的本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例如从美国农村到纽约市,是一种远比从孟买迁往纽约更极端的移民行为。”① 在拉什迪看来,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移民”,关键要看“根、语言和社会规范”这三个核心元素是否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谈论君特•格拉斯的文学成就时,拉什迪就认为,正是“移民的身份”对格拉斯的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他丧失了他的地方,他进入一种陌生的语言,他发现自己处身于社会行为和准则与他自身不同甚至构成伤害的人群之中。移民之所以重要,也见诸于此:因为根、语言和社会规范一直都是界定何谓人类的三个重要元素”②。

拉什迪的说法显然颇有说服力,因为他明确地指出了异质文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移民之所以能够深切地体察到自己的迁徙身份,并非是因为空间变化所带来的外在环境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曾经耳濡目染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使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异质文化所产生的错位和尴尬。广东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阵地,无论是语言还是社会的习俗规范,都迥异于内陆之地,这无疑使那些迁入此地的内陆人群强烈地感受到自身的“移民身份”。无论他们承认与否,作为一个外乡人,当他们踏入广东这片土地,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陌生的语言”系统,也进入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规范之中。

当这种充满异质特征的文化环境呈现在自己的眼前,几乎所有的移民都会情不自禁地带着新奇的眼光和复杂的心态,认真地体验、梳理和思考自己所置身的生存境域,并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审美感受,就像拉什迪所说的那样:“移民否决所有三种元素,也就必须寻找描述他自身的新途径,寻找成为人类的新途径。”③ 这种“新途径”,在广东新移民作家的笔下,常常体现为一种具有强烈的异质特征的人际关系,一种欲融入而又无法融入新环境的尴尬与伤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新移民常常遭遇的无奈而又无助的生存镜像,是一种难舍“此岸”却又难返“彼岸”的缱绻与决绝。像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和《寻亲记》、熊育群的《无巢》、南翔的《人质》、裴蓓的《李大富这十年》、魏微的《李生记》、盛可以的《惜红衣》、曾楚桥的《幸福咒》、吴君的《痛》和《关爱的深圳》等等,都是通过一个个极为典型的异乡生活事件作为叙事载体,生动地演绎了这种移民群体的内心困顿和冲突。

在《国家订单》里,王十月通过一个小厂老板的艰难挣扎,既展示了市场竞争机制的残酷,又凸现了小老板与职工之间特有的情感。因为一份来自美国的“国家订单”,小老板找到了工厂生存的新希望,他试图带领工人全力一搏,使自己经营多年如今却已奄奄一息的小厂起死回生。这一突然而至的机遇,让李想、张怀恩等员工却陷入尴尬之中。一方面,他们对小老板深怀感恩和同情,毕竟老板对他们从不刻薄;但另一方面,家庭、个人发展又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生存因素。于是,在走与留之间,他们选择了与小老板相濡以沫的奋斗,不料几天的紧张加班,却让张怀恩累死在车间里,小老板旋即陷入诉讼的危机之中。在这部小说中,王十月非常明确地将人物安置在一种特殊的伦理关系中,使老板和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情感和利益的双重纠葛,并且,这种纠葛还包裹在强大的道德化伦理之中。从某种角度上说,张怀恩和李想的最后一搏,既是为了向老板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也是为了道义上的自我安慰,只是这种道义在市场竞争法则中,注定成了一个悲剧的象征。他的《寻亲记》以“我”寻找二姐的种种艰难,既传达了亲情之间割不断的牵挂,又展示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冷漠和无情。曾经美丽的二姐,在四处漂流的打工生活中,虽然与“我”近在咫尺,可是要相见一次却难于上青天。为了生存,他们在异乡饱受孤独,却无法获得亲情的慰藉。这种移民内心的痛苦与撕裂,无疑折射了我们这个时代里漂泊者的诸多无奈和伤痛。

熊育群的《无巢》则立足于一个曾经轰动广州甚至全国的新闻事件,将那个叫郭运的打工青年意外伤害案演绎得痛彻心扉。带着全部的希望和理想,郭运从遥远的故乡来到广东,寻找生活的财富和梦想,不料却在欺骗中一次次陷入窘境,直到最后彻底的绝望,以至于在非理性的状态下将路人怀抱的婴儿扔下了高架。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郭运的父母以及失去婴儿的夫妻,都不得不承受失子之痛的漫长煎熬,尤其是郭运的父母,还将背负道德的谴责。这里,熊育群虽然没有将笔触伸向复杂的社会伦理之中,但是,郭运的奔走以及他所遭受的一次次屈辱,已折射了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社会规范,也道出了移民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南翔的《人质》同样如此。小说以一场人质危机的成功化解,在展现出警人员人道至上伦理观念的同时,也婉转地传达了劫持者的绝望和无奈。此外,像盛可以的《惜红衣》里董葡萄的屈辱式抗争,魏微的《李生记》里的民工跳楼秀,裴蓓的《李大富这十年》中有关李大富投机神话的破灭,曾楚桥的《幸福咒》里来顺因工伤而亡故,谢宏的《两张脸》里杨艳的“两张脸”和黄孔的无奈,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和《痛》里所透示出来的对都市生活的爱与恨等等,都体现了移民群体在新的生活环境中所无法回避的焦灼、伤痛和无助。

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这些小说所展示的,都是现代都市里充满尔虞我诈的物欲生活,也是底层平民寻梦碰壁与饱受欺辱的生存状态,但在这种生存的背后,又分明地凸现了人物内心深入的孤独——它饱含了漂泊无依的感伤和无奈,亦隐藏着迁徙后的焦灼和艰辛。而这,恰恰是移民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移民群体不仅对新环境中的社会规范有着异常敏锐的感知力,而且对感情的需求也会变得尤为强烈。原因有二:一是新环境所引起的陌生感和孤独感,使他们迫切需要情感的慰藉;二是新环境所造成的内心失衡,使他们对原本信任的情感产生潜在的危机。从本质上说,这两种原因都会导致移民群体在精神上的亚健康,说得严重一点,是一种精神隐疾也不过分。按照史铁生的解释,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出现残缺,那么,他对情感尤其是爱的需求就会变得十分突出。“我们因残缺而走向爱情。我们因残缺而走向他者,但却从他者审视的目光里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残缺。我们试图弥补残缺,以期赢得他者的垂青或收纳,但我们又发现这弥补不可能不求助于他者,因为只有在他者同样祈盼的目光中,那生就的残缺才可获弥补。”④ 史铁生的这段话,其实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某种本能性需求,而在广东的新移民作家群里,有关这种情感需求的表现不仅非常普遍,而且颇具人性的深度。像曹征路的《测谎记》、央歌儿的《大战》、黄咏梅的《哼哼唧唧》和《开发区》、盛琼的《二女》、徯晗的《隐秘》、魏微的《在旅途》以及盛可以的《缺乏经验的世界》等等,都对两性之间情感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演绎。

曹征路的《测谎记》通过一对夫妻的情感危机,展示了爱的专制与脆弱。身处欲望横流的现实社会中,作为警察的杨柳总是无法对丈夫老狼保持信任,尤其是当老狼的前女友、影视明星顾萌萌受邀来到老狼的单位之后,杨柳更是怀疑丈夫的不轨。为此,她不惜动用手中的权力和人际关系,将老狼弄上了测谎仪。尽管老狼顺利地通过了测谎,但他对妻子信任也从此降到冰点,并进而与顾萌萌陷入肉欲的狂欢之中。或许,我们可以认为,正是杨柳的极度不信任彻底摧毁了这个原本温馨的家庭,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原因让杨柳对丈夫如此的不信任?仅仅是顾萌萌的一次受访?还是杨柳看到了太多的社会现实,从而对情感失去了信心?央歌儿的《大战》也触及这一问题。小说以女儿菁菁在青春期的早恋为主线,将一家三口之间的情感纠葛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其中,既有丈夫泽俊与“我”之间的冷战,又有菁菁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冲突,它们相互影响,彼此激化,构成了一个都市家庭全方位的情感“大战”。虽然这一切都因为女儿最后的“觉醒”而获得了平安着陆,但是,泽俊与“我”之间的那种冷漠和厌烦,仍然将现代都市人的信任危机表现得惊心动魄。

在一个欲望横流的时代,人们越来越远离爱,远离信任和承诺,却更加看重性的满足,以及肉身的短暂快乐。魏微的《在旅途》就非常精确地表现了这种都市人的情感病灶。李德明事业有成,但四十多岁还是单身一人,不是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对爱有所承诺。他带着成功男人的身份,自由地穿梭在一个个女性之间,无爱一身轻。盛可以的《缺乏经验的世界》则以一个单身女人在火车上的情感际遇为主线,精心演绎了一个成熟女人与不谙性事的男孩之间的欲望冲突。“它源于一场邂逅,因此没有任何的危险;它引爆了女人长久冷落的躯体,因此又充满了野性的掠夺之势。在这种关系的叙述中,盛可以非常精确地把握了女人的欲望心理和理性包裹的矜持,让一个遥不可及的阳光男孩,慢慢地撕开了女人隐秘却又无法言说的生存之痛——它看似生猛、果敢,带着猎豹般冲击目标的势头,实则虚弱、无奈,布满了无爱的苍凉与伤痛。心比身先老,在女人的内心中,经验以及由经验浇铸起来的人生,已成为无法负载的生命之重。”⑤

当然,也有一些作家仍然倾心于物欲时代的真爱表达,像黄咏梅的《哼哼唧唧》、盛琼的《二女》、徯晗的《隐秘》等,都是通过女性内心的视角,在一种充满温情的语调中讲述了爱情特有的诗性魅力。它与金钱无关,与地位无关,与喧闹的社会欲望无关,只与内心深处的那种心灵碰撞息息相关。《哼哼唧唧》中的柳艳阳为死去的丈夫所做的一切,看起来匪夷所思,但每一个清明祭品的选择,都渗透了柳艳阳的疼痛、思念和对丈夫的无限爱意,尽管丈夫生前是那么平凡的一个小人物,尽管他们的生活曾经是那么的波澜不惊,但是,当爱人远逝,柳艳阳却以决绝的方式,无怨无悔地守护着那份情感,为自己,更为圣洁的爱。《二女》里的诗雨之所以不惜自毁富足而安静的家庭,就是因为“她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也许,物质是好,优裕是好,富足是好,安闲是好,但对于她来说,这世上,还有比这些更好的东西”。这种更好的东西是就是一种诗意的心灵碰撞,一种倾心于理想而无所畏惧的甜蜜。《隐秘》虽然也讲述了一对中年男女之间的隐秘感情,但它同样剥离了浮华的名与利,将男女主人公还原到一种诗意的层面上,使爱超越了时间的障碍而变成异常完美。

我们常说,爱情的巨大诗性原则,就在于它只从属于心灵而非物质,它追求的是情感和灵魂的水乳交融,可以超越所有现实时空的拘囿,并隐喻着人的某些生存理想,而且这些理想往往是天然的反庸俗反市侩乃至反功利的。但它又并不拒绝现实,它昭示的是一种可供追求的现实理想,是人的内在心灵的诗意栖居。“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爱贬为仅仅是纯粹属于智性的或纯粹属于意志的事物,因为那就等于把属于爱情的情感或者是感官的部分弃之不顾。因为,爱的本质,既不是概念,也不是意志。爱或可以是欲望,是感觉。爱本身就是深入到精神中的某些肉欲。由于爱,我们才得以感觉:凡是精神的必有属于它的实质的肉体成份。”⑥ 恩格斯甚至把爱情直接称为性爱,把性爱的最高形式称为性的冲动,这意味着性欲——这种人的自然属性,是爱情的基本条件。当这些新移民作家置身于这种无爱泛欲的现实环境中,他们依然不忘呼唤那份爱情的诗意理想,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许是他们寻找情感慰藉的一种策略吧。

有人说,哲学就是一种乡愁的冲动。其实,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多少世界一流的作家写了无数的作品,最终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离开过故乡一步,哪怕故乡只有“邮票”那样大小。尤其是对于移民群体,充满异质文化的生存环境虽然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审美表达的“新途径”,但故乡,从来也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故乡,依然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叙述载体。广东的新移民作家群也不例外。在2005—2006和2007—2008年的两本广东小说精选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对自己家乡的深切眷恋,亦可以读到内陆各地的风土人情。像曹征路的《天堂》、魏微的《姊妹》和《家道》、鲍十的《秋水故事》和《芳草地去来》、于怀岸的《一粒子弹有多重》、黄金明的《村庄的黄昏》、毕亮的《继续温暖》、盛慧的《他成了一棵树》、盛可以的《淡黄柳》、王十月的《成长的仪式》等等,都是在一种浓郁的故土氛围中,展示了各种颇富意味的生存镜像和人性风貌。

曹征路的《天堂》运用一种充满生活质感的吴方言,讲述了一个叫天堂山的乡村里质朴却不乏浪漫的民情风俗。在那里,人们讲仁义,重人情,拜关公,“地方不大,讲究不小”,但是,他们同样也有浪漫的怀想,也有男男女女之间说不尽的私情和暗恋。他们以插花作为暗号,男女之间演绎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灵动的故事。蝉儿因丈夫残废,自然也有人插花,但她坚守妇道,忍辱负重,甚至成为“三八红旗手”。尽管最后蝉儿还是与他人有了私情,尽管这个人又被人暴打而逃走,但蝉儿依然是蝉儿,依然守着自己的家庭,为生活而奔波,为命运而隐忍。《家道》讲述了一个小城里的父亲因罪入狱之后,一对母女面对强大的世俗伦理所遭遇的种种尴尬、困顿和伤痛。她们背负着贪官家属的耻辱,穿行在各种冷漠的目光之中,以敏感而又无奈的心情咀嚼着人世的沧桑,直到最后,不得不背井离乡。表面上看,它对父亲的罪并不有很好的反省,但实质上,它仍然是以母女内心里无法言说的疼痛来回应“罪”的深远惩罚,以及它在伦理层面上所辐射出来的巨大威力。盛琼的《我的叔叔余乐》则以温馨的笔触,展示了乡村社会步入开放时代的人情变迁。叔叔余乐三十多岁时,终于娶到了一个心仪的妻子,开始了稳定而安宁的世俗生活,不料社会的迅速变化终于瓦解了人们既定的生存观念,余乐的妻子也因此与他人私奔而去。社会变了,故乡的人也变了,甚至变得“心比石头还硬”。

当然,更多的作家在回望故乡的写作中,还是始终浸润着某种温暖的色调。像鲍十的《秋水故事》中对乡村夫妻之间情感的质朴叙述;魏微的《姊妹》里对两个彼此仇恨了一生的女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化解;毕亮的《继续温暖》以一对爷孙相依为命的生活,既传达了他们对外出务工的亲人的思念,又凸现了乡村伦理中的纯朴和安宁;黄金明的《村庄的黄昏》以寓言化的手法,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村庄的梦想和祈求,权力和情欲,仇恨和杀戮,隐含了作家对故土民情极为复杂的情感;于怀岸的《一粒子弹有多重》借助爷爷的革命传奇经历,既凸现了爷爷对军人生命的理解,又展示爷爷对手下那些远逝的生命的愧疚和折磨,并最终以一颗子弹来成就了自己作为军人的全部荣耀……

说实在的,读这些小说,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品味到强烈的地域文化的质色,但在叙述的肌理之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创作主体极为深厚的情感基质,它渗透在叙事话语之中,附着在人物的情感之上,洋溢着特有的亲切感。如果将它们与这些作家笔下的新环境叙事相比较,我们便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在主体情感上的巨大差异——那是一种无人可以剥夺的恋乡之情,是终身也走不出的乡愁。

面对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移民作家无疑比任何一个本土作家都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一点,可以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得到印证。像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辛格、库切、奈保尔……这些世界一流的作家,都是在移民文化的冲撞中获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像近年来因《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而蜚声于世界文坛的胡赛尼,也同样是从阿富汗移民美国的作家。或许,这是一种命运的恩赐——它在给了他们人生迁徙的颠簸和苦难的同时,也给了他们丰富心灵的精神回报和酬谢。

广东的新移民作家们也正在自觉地整合自身的这些优势。一方面,他们积极寻找艺术表达的新途径,以强烈的介入姿态直面新的生存环境,思考并展示改革前沿的社会面貌和生存镜像;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时地回望故土,在记忆中重现各种或温馨或凝重的人生场景,叩问丰富的人性之域。如果从精神视野上看,他们所拥有的多重文化资源,无疑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丰沛的叙事资源和广阔的叙事前景。也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期待着广东的小说创作走向辉煌。

【注释】

①②③布罗茨基等著:《见证与愉悦》,341、340—341、341页,黄灿然译,百花文艺出版,1999年版。

④史铁生:《史铁生自选集》,409页,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⑤洪治纲:《2008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序》,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⑥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164页,段继承译,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蒋述卓,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