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曹操

这是天意的星辰

大地的葵

——汤松波

“天行健——/五十六颗异彩纷呈的/行星/在母亲仁慈的怀抱里/沿着共同的轨迹……”多么相似的意境和气象,但这不是简单的比附和模拟。因为宇宙间最宽阔的想象莫过于它自身,而要想表现大海的壮观和描画众多兄弟民族组成的祖国大家庭,除了用这最壮丽的河汉星空,实在是无以形容。

一翻开这本诗集的打印稿,我即惊奇于作者的创意:他用辽阔的东方大地上升起的一个星座,来拟喻华夏和神州之上居住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真是一个让人热血涌流激动不已的题目,非有大雄心、大襟怀者不能想出,不能为之。诗歌中的地理,或地理中的诗歌,这也堪称是一个典范的例子了。

很显然,历史、地理、文化和诗,构成了这部书的几大元素。但在这里,我倾向于首先把它称作一部“书”,而不单是一部诗集。当然,它也还是“诗”——是用了诗的语言和形式、诗的激情和韵律、诗的意境和形象来抒写和叙述的,但它又是“特殊的诗”,有如《诗经》中的“风雅颂”之“颂”,是负有个体情感之外的神圣意图的,它要用诗歌来完成一个族群和一个国家的“想象共同体”的建造,因此其意义的重大,可谓不言而喻。

“想象的共同体”——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它是一个国家之所以形成、一个族群之所以凝聚的关键所在。我曾细读当代重要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其中他借用了“宏观经济学”的思路,对中国的历史叙述中掺入了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宗教文化学等等方面的研究,想从总体上厘清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与西方历史与文化之间之所以轨迹不同的原因,确实颇多启示。但我非常奇怪的一点是,他谨严的思维中还是百密一疏——并未对中国“多民族”的政治构成以及特殊的文化地理给予认真关注。而这个多元的、多个传统的空间结构,正是解开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与制度之奥秘的关键所在。

之所以从这里说起,是因为《东方星座》首先触及了一个“国家认同”的宏大命题。试稍加对照:美国何以会成为现今的美国?它可以说是有多个“种族”——论人种是全世界最多元和复杂的,白人、黑人、亚裔、美洲原住民,可谓无所不包,但从文化上,他们却只有“一个民族”——即美利坚民族,不同的人种却最终认同一个文化、一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而这是它的所谓民主政体的基础所在;而中国则不同,我们虽有一个共同的国家想象,但文化却是多元的,是典型的多民族的国家架构。我们几千年的国家历史是一个中央帝国的结构,“中原”与“蛮夷”、“中央”与“藩属”之间的地理分布与权力分配关系,所产生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体。历史上虽出现了多次民族的大融合,并有数个朝代是由拓跋、蒙、满族人居统治地位,但各族之间仍保留了文化差异。在传承了清帝国的疆域与权力架构的基础上,中国现代的当政者按照西方的现代国家模式,建立了新的国家形态与政治结构,然而,“现代民族国家”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个年轻的事物。

因此某种程度上,确立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感,是一件无上的大事。然而“文化认同”如何来实现?常常是靠语言与艺术。以中国如此广大的幅员,生活于南北东西不同地域中的汉族,其实原本也是许多民族融合的后裔,大家居住在完全不同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中,却都生活在唐诗与宋词、李白与苏轼的汉语之中。但涉及其他的若干兄弟民族,特别是文化背景差异、语言不同与地域僻远的民族,其认同感和凝聚力的生成,就显得格外重要。从这个角度看,《东方星座》这样的作品的意义,是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为过的。

宏大的题旨决定了宏大的结构和修辞,作品必然、也必须要通过相匹配的结构和修辞来呈现宏大的主题。这个要求可以说非常之高,难度很大。首先,作者必须要对五十六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地理、民族性格等等方面的特点做系统的了解,以图通过准确和传神的形象将其描画展现出来,同时,还需要细微材料与宏观构想的兼顾和统一,需要整体与局部、个别与个别之间合理的安排与衬托,以最终营造出壮观宏大、“星汉灿烂”的整体性修辞效果。这对于作者的综合能力来说,可谓是一个考验。

用什么样的思维与形象来贯穿全篇呢?这是写作的关键。作者在这里巧妙和聪明地借助了汉语独有的“字思维”的方法,通过对各个民族名称展开式吟咏与诠释,来累积和深化诗意,铺排叙述与推动抒情,这就使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与传统内涵找到了一个凝聚点,也使作品的结构找到了凝聚点,而且彼此衬托,互为辉映,共同构成了“星座”的空间框架。这是很妙的、十分有效的、笔力与效果之比相对最高的一个设计,应该说,这是整个作品题旨确立和诗意生成的基础。没有形象,诗意自然无所附丽,而形象来源于何处?汉字的“字思维”帮了大忙。

这种字思维的绵延、跳脱、形象和抽象合一的特点,在许多行文中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它与某个民族相应的文化与习俗之间,通过简洁的连接与跳跃,即生成诗意和形象的关系,举重若轻、以逸待劳式地托举出需要呈现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比如《傣》:“傣者/人之泰也//人之泰是/孔雀舞出来的/人之泰是/泼水节泼出来的……”多么形象,又多么贴切。再如《瑶》:“瑶/曾经一步一摇/走在崎岖的山道/是朝廷的徭役和刀矛/让一步一个血印的/盘瑶/……把巍峨的群山/选作避难所。”这是对刀耕火种的昨天历史中的瑶族人生存处境的精炼概括,而今,这情景已然变成:“瑶山/瑶胞/瑶歌/今日已在我这个游客/左手的手机里/右手的相机里/从飘摇/走进了逍遥。”通过同音、近形的汉字之间的转接,生成意义的关键词,这种处理是最简省有效、富有戏剧性和黏合力的。

还有更有意思的处理,比如第一篇写到《汉》时,作者甚至使用了汉字“声调”变换的元素:

也有过第一声:憨

还有过第二声:寒

更有过四三声:呐喊的喊

现在是第四声了:汗——

……

四个声调所唤起的四个富有辐射力的汉字,也唤起了读者复杂的经验与感受:憨厚的文化性格、曾经饥寒和苦难的历史、奋起呐喊的悲情与壮志、还有挥汗创造的新时代的经济奇迹,所有这些历史和现实、民族精神与气质,都被作者用简省的笔墨,完成了复杂的思辨与传达。

不过,并非所有篇章都是如此“省力”——看似轻易——地处置,有一些民族因为其文化本身与华夏诸族的传统并非同源,因此诠释和描写的难度就变得很大。但在这些篇章中,作者又有效地转换思路,运用其丰富的地理文化知识、对山水自然的吟咏、对人文风物与历史掌故的发挥,也能够与前者的处理和谐交融在一起。

很显然,《东方星座》的写法是至为精彩睿智的,它显现了一个胸有抱负的、一个好的诗人的才具与功力:局部的简洁活脱,和以点带面的吟咏点染,同整体上富丽宏伟的结构与主题之间形成了很好的统一。尽管有些篇章略显粗疏,但整体上却完全实现了一个激荡人心的壮美修辞,用一个互为依存、和谐共处的伟大“星座”的形象,完成了一个对于“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塑造。相比这样一个重大的结果,我们至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所使用的笔墨是最简省的,在题材、材料和修辞的处理上是最得体和漂亮的。

2009年3月12日,北京清河居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