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博弈

王 东

内容摘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的范围。然而,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进一步显现出来。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在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与碰撞中,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关 键 词 金融危机 货币政策 国际协调 国家利益

作者 王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教授。(北京:100732)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渡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的博弈与碰撞现象,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去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 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等问题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等问题,也得到普遍认同。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一旦涉及国家利益的具体问题,由于西方一些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的博弈与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自然受到伤害,保障经济与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既在情理之中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的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与碰撞,也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乃是世界各国在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争取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之间的深层次关系。

自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换言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债券等债务的形式推行的“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 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在陆续出台了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则是,货币当局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传统经济调控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因此,在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面越来越窄,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其一方面表明,不仅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供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甚至有可能“迷失方向”。此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就此而言,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的博弈与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博弈与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这种博弈与碰撞甚至有可能“升级”。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 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之下不同的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之时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出发,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可以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

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时段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注入市场。

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其潜在的通胀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环境下,这两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其各自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诉求,也是各国利益的根本所在。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 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当前,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也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继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相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改革一旦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乃至在“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在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公平地得到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的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相应必然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

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的范畴。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以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

鉴于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做到既能够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以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流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

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加之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尚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现阶段我国应该适时考虑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具体而言:其一,放缓国内市场上货币投放量的增速,逐渐回归货币投放的常态,防止经济复苏过程中再度陷入流动性过剩的陷阱。其二,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其中包括对西方货币进一步贬值、国际市场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要有正确的判断。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的“拐点”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要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

2009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表示: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货币政策可以进行动态微调。无独有偶,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金额历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今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2009年上半年超过7.3万亿人民币,意味着在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中国信贷增长规模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已经出现“拐点”,政策导向开始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倾斜,但也不能否认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出现了减弱的迹象,说明目前中国国内流动性不足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开始考虑如何防范潜在的通胀预期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位居全球第四,外汇储备高居世界首位,且近几年占全球经济增量中的比重在15%左右,中国经济实力出现了质的变化,由此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增强,对全球和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的显著上升,国际上要求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此,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同时中国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要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与碰撞中谨慎权衡利弊。

编辑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