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论6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7月16~20日,“新中国文论6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六届年会在贵阳召开。会议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理论研究室、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民族学院文传学院联合主办。与会学者围绕建国60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与建构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钱中文教授总结了新中国文艺理论60年的发展轨迹,指出前30年是只讲阶级斗争的文化专制时代,把文学与文学理论打成了一个死结。而那些当时被不断压制、消灭的文学理论思想,正是我们今天需要恢复、发扬,并使之进入我们现代文学理论传统的东西。后30年则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文学理论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扬州大学文学院姚文放教授则把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的嬗变分为三个阶段。他指出,总体来说,十七年以及十年“文革”文学理论为政治乌托邦所主导,新时期文学理论为审美乌托邦所主导,1990年代初到新世纪文学理论为文化乌托邦所主导。十七年及“文革”政治乌托邦的崩塌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的消解,新时期的审美乌托邦重建精神家园的努力恰恰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填补了以往不良政治消解之后留下的巨大精神空白,成为新的精神价值中心;1980年代以来炙手可热的“美学热”消退以后,1990年代初到新世纪文化乌托邦代之而起又推动了新一轮价值体系的转换。可见文学理论在当代社会价值体系重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文艺学危机论”是当下文艺学界广泛讨论的命题。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段吉方教授认为,“文艺学危机论”是一个“反讽性”的命题,其“反讽性”就体现在它是在“繁荣”的假象中展现出了种种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仅来自异域文化思潮与理论思潮的压力,还在于理论话语的深入遭到了有效性和共识性的挑战,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与当代审美文化现实之间出现了裂隙。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张晶教授也认为,文艺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重要范畴,受到了严重的解构。令文艺学理论处在尴尬境地的是,以往的文艺学对于文学艺术创作,是指导思想,是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而对于今天的创作,文艺学早已失去了权威地位。大学讲堂开设的文艺学课程,是与文学艺术界的创作实际不太搭界的。传统的文艺学的话语权受到了明显的挤占,所以才有“文艺学的边界”问题和“扩容”问题的论争。文化研究的兴起,对于文艺学的影响更是至为广泛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李建中教授认为,建国60年,从前30年主流意识形态掌控下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与“批判封资修”的悖立,到后30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紧张开始的中国文论话语之争,中国文论一直于歧路徘徊:或钟情本土之玉,或青睐他山之石。浙江大学中文系徐岱教授在反思当前文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尖锐地指出了当前中国文论研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时尚化;话语化;利益化;缺乏真正知识论的反思;缺乏实质性的价值论关怀;缺少个体性的生命情怀。

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是与会学者普遍关心的话题,围绕着中国文论的重建,学术界形成了三种既相互区别又互为借鉴的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应该从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寻找资源,学者们应参与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代阐释的文学实践中。深圳大学文学院庄锡华教授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并非无根的学术、舶来的学术,现代文论承袭了中国文化政治化的基调,反映了现代学人的社会良知;现代新文学注重于思想启蒙,其对国民性的审美批判,也与中国古人建基于文学知性蕴涵的诗教观念遥相呼应;战争动乱虽然压缩了审美中心论的活动空间,但自由派文论的存在,标志着重视审美情趣的文学旨趣仍然为部分文学学人所坚持。

另外一种思路认为,西方文论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与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建构新的中国文论,应继续从西方文论中汲取可借鉴的资源。清华大学外文系王宁教授指出,在后理论时代,没有主导性的理论话语,但有着清晰的思潮和理论走向,通过对主要思潮和理论走向的探讨,可实现与西方学者的平等对话。他提出中国学者可以将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加入中国本土经验的研究成果通过直接用英文著述、通过翻译的中介、中外合作三个方面走向世界,从而解决中国理论在现代世界中的失语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高建平研究员从“形象思维”这个老话题中引出了新思考,梳理了“形象思维”在中国的理论发展,提出对艺术特征的理解经历了“是认识”、“是一种特殊的认识”、“不是认识”这三个阶段,强调目前需要有第四阶段的理解,即“还是认识”。

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关键是要立足中国本土,真正建立既具有民族特色又能与异域文化对话的中国文论,并能够不断回应日益变化着的社会现实的需要。李建中教授认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打磨出内蕴普适神韵而外显民族肌理的文论玉石。一方面需要在文化、文心、文体三个不同层面,认真清理古代文论的理论资源和话语传统,深入探求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异质性、普适性和现代性的不同层面,精心辨析中西文论的内在差异,细致考量西方文论之中国化的可行性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圣元研究员提出实现中国文学史根本转变需要深思的一系列问题:如何确立中国文学的核心价值;怎么把握中国文学的基本思维模式与表述方式;中国文学的方法论具有怎样的理论特质;怎样确定与思想主体、研究对象、学科范围相适应的书写中国文学史的价值取向、观念框架、问题意识、话语系统乃至具体书写体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理解和诠释中国文学史的基本书写规范;怎样站在人类文学史共性的一般高度对中国文学史予以定位等。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程相占教授则提出构建生态文论的观点,生态人文主义试图批判修正现代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观念以回应全球性生态危机,其理论焦点从人自身转向了个体与非人类环境之间的关联。与其他生态思想不同的是,生态人文主义提醒我们它仍然是“人的”理论;无论怎样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它都无法避免和超越人类作为有限存在物种的局限性。从这种观念出发,当前国际生态文论构建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冲突与对立,诸如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人与非人事物之间能否构成主体性关系,等等,都可以得到重新审视与化解。(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