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的人本化与民族性问题的几点浅见

摘要:本文试图以现代教育的国际化趋向为视角,谈论民族教育的问题。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根本问题是灵魂和信仰的铸就,旨在善其念,也是科学知识、艺术知识、哲学及宗教知识的融会贯通,进而笃其行。信仰与灵魂的教育必须以民族文化为基础,海纳百川,从而走向国际,走向未来。

关键词:灵魂教育 人格教育 民族精神 教育国际化

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对人的教化,在于对生命体的善化和修炼,从而达到灵与肉的高度妙和,形成教化人生的巨大核力,不断造就健康完整的独立人格,以实现天地人生的伟大使命。

关注传统民族文化,不是复古或简单的恢复,而是理性反思后的回归或再造;反思中西文化,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扬弃”基础上的开拓和创新。

一、教育的灵魂与灵魂教育

子贡问政(于孔子)。子曰:“食足,兵足,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在治国惠民的问题上,孔子把无形的“民信”提到了“强兵”与“足食”之上,凸显出一代教育先圣的高瞻远瞩!

一个“天真无邪”的日本青年,被邪恶和贪婪注入丑恶的灵魂,跑到他国土地,以凌辱惨杀无辜平民取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马家爵,一个从小生活在贫困和闭塞中的乡下孩子,其祖祖辈辈是纯朴厚道的庄稼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走进大学的殿堂,因为没有树起善的理念和信仰,孤僻而多疑、狭隘而阴暗,因为琐事而记仇,不惜把杀戮的罪恶之手伸向了朝夕相依的同伴……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冠以以“人”为核心的“和”文化为主导,擅长于民族“人化”教育和人际关系的协调;中国的学问传统最重人统,即“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其用意在于,努力学习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之人。那么向谁学做人呢?最近的当然是老师了。所谓“身教胜于言教”,一个老师应该具备“知识、智慧、道义”的素质,其中“道义”在知识与智慧之上。中国人将“修身”置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包含着深刻的涵义和巨大的奥秘。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所特有的强文化铸就的“民族灵魂”,即便是产生一时的强盛,但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前途的,是短命的;同样,存在于这一基础之上的教育也是苍白的、虚弱的,甚至是无生命力的。民族的才是特色的,特色的更能被国际所接受,所谓“越是民族的东西才越是国际的”。近些年来,日本民族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次次地篡改、弯曲从而美化其近代的那段罪恶的侵略历史,可谓“用心良苦”。为什么?除了窝藏其不可告人的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之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大和民族试图通过美化其民族历史,然后用美化后的民族魂来教育其下一代!多么远见的大和民族!

二、大学教育与人格的完善

古今中外,一所真正被世人认可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学,往往总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神圣不可亵渎和侵犯的教育灵魂;其次,以正面的,以真善美的人性化的教育为根本,以人性及人的综合素质教育为主题;其三,学术自由,实事求是,崇尚高尚的、自强不息的学术精神;其四,有十分明确的教育宗旨和目的;其五,其教育的根基深深地扎在其民族文化的土壤里。然后才是具体的知识传授和教学法得研究等的问题。

反思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学科设置方面最大的失误就是,只重视“科学思维”的培养,而无视“形象思维”的培养,其结果,必然导致受教育者成为“有物性”而“少人性”的活化“机器”的认知教育。人类的认知有三种,即宗教方式、艺术方式、科学方式:宗教哲学方式,在于以幻化的形象与哲理来认知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本质规律;艺术方式,在于以人化形象来认知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本质;科学方式,在于以抽象概念来认知宇宙、社会与人生的规律。前两者重在培养人们的形象思维,后者重在培养人的抽象思维。三者缺一不可。

传统中国文化有四大特质:即重感情、尚人伦、崇道德、尊祖先。这些表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中,渗透在人们的骨髓里。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价值思维的层面,去衡量、去判断其“好、坏、美、丑”,因为这是中华民族既成的历史现实。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去审视、去反思。进而在继承传统文化,接受和吸纳西方文明。我们教化子孙后代时,不能忽略或否认这个现实。

细研西方教育,如以英、美、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他们在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甚至更重视精神灵魂、民族的和个人价值观的塑造和铸就,也特别重视艺术知识等综合素质的培育。遗憾地是,以“人学”著称,善于人性品质修炼和人际关系协调的中国,则只关注物质科学文化的培养,而大大忽视了人性品质、精神灵魂和艺术素质的培养。

今天,中华民族要摆脱落后、贫穷和愚昧,实现民族腾飞,其民族的文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不仅要继承传统的,还要充分吸收非传统的,更要锐意创新。期间如何始终贯穿和保持内在的民族之魂,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庄子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其引申意思是:假如生存的环境条件发生变更,与其沉醉于原有环境下的彼此相助与维系,不如跳出原有定式的思维圈子,抛弃具体的狭隘,而谋求高层次境界下的新的融合与进步。

在中华民族悠悠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既非经济强国,又非军事大国,然而其民族的历史却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其民族文化具有高度的环境适应性与包容性!

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三代人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演变过程:从西方文化初期传入到辛亥革命止,如严复、曾国藩、李鸿章、康梁等,属于第一个过程的第一代人,是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代:一方面他们崇尚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又因为落后而处处挨打,而产生怀疑,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以夷制夷”;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包括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属于第二个过程的第二代人,是主动接受西方文明,并使中国摆脱愚昧贫穷,迅速崛起的一代。然而与此同时,有些人把民族传统与封建落后划起了等号,甚至忘记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衰落与变异!进入20世纪以后,国人才猛然醒悟到:中国人既没有真正地“西化”,也没有持守着纯正的民族性,却渐渐地失去了“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失去了民族人格的特征与灵魂!于是以寻求纯正民族之根,以拯救民族文化、复兴文化强国为己任的第三个过程的第三代人已经或正在走上历史舞台!

当民族文化传授的正当途径被废弃或堵死之后,它便通过非正当的途径流传下来并发生作用。这种非正统的文化,除了其积极性的一面外,其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往往或被扭曲、或被夸张、或被变形,带有很大的消极因素,甚至是“黑厚”的。

如前所述,从孙中山开始,中国人选择了近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义无反顾地执着追随之,放弃了流行或运行了几千年的正统的民族文化传统。甚至矫枉过正,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不仅摈弃了传统文化中落后的甚至反动的部分,同时也放弃了华夏民族的文化灵魂和优良的部分,从而模糊了中国人应有的文化特质,发生了类似于“庄周梦蝶”的疑虑,中国面临着传统文化家园的丧失。

四、民族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与民族精神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告诫世人,抛弃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割断历史,将使其丧失精神家园,最终导致其民族的衰亡。

作为民族教育,必须有益于其本民族的振兴和繁荣!如果我们的大批学子,不断地出国深造并取得了个人的成功,但是如果在他们心灵中没有起码的民族情操,乡土之情;在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中,没有强烈的民族振兴之愿;在他们的身上,剔除了同胞间的深情厚谊。以至于嫌弃、抱怨、甚至厌恶或羞于出生于这个民族,以逃避、离开这个民族为荣耀,为庆幸,那么,这个民族的教育无论如何是失败的!

现在,许多国人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本质特征到底是什么,甚至花重金邀请外国人来告诉我们。中国的“国学大师”往往是外国人,或是韩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或是美国人…,那些被扭曲、歪曲的民族文化或文化糟粕却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这是否有点“商女”之嫌?“中学”不中,“国学”不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的文化的高层并不或不完全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把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用价值判断思维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所谓“以其昏昏,让人昭昭”,其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不从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出发,在没有找到一种有益于本民族的求学意识和思维,没有真正弄清“国际化教育”的本质所在,随意贬低、轻视民族的传统文化,盲目推行一种似乎“先进”的外来的东西,一味地追求、默认或提倡这样一种思维意识和行为目标,那么势必会失去教育本身的宗旨和实际意义!

爱祖先、爱父母、爱家乡及亲人等就是爱祖国!那些连自己父母亲人、祖宗、圣人以及家乡、传统习俗、民族文化都不爱的所谓“中国人”,能是“龙的传人”吗?那些高叫着“向西方接轨”的人物,不知其代表谁,属于哪宗哪派?那些声称自己死后去见其他民族“圣人”的人们,不知他要把自己的祖宗、祖国又托付给谁呢?

近两百年来,中华民族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三大入侵,即军事入侵、经济入侵和文化入侵。军事入侵旨在侵占中国的土地;经济入侵旨在把中国变成一个毫无独立可言的资源供应站、加工厂、附属国;文化入侵旨在消灭或变相消灭种群的文化灵魂,或先奴化无形的民族文化,然后奴化有形的中国人,最终让西方文化来主宰中国人的灵魂!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做到了。在三大入侵中,文化的入侵是最恶毒、最残酷的,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是灭种族的。为此梁启超先生曾大声警呼:“亡其国,必先灭其史”。这里讲的“史”,是三层意思的合一,即历史、传统、文化灵魂的合一。从民族文化层面来说,“买国主义”的实质,说到底就是要否定、横扫、取代、断裂、变更自己的民族文化主流!同理,取消“中国化”的本质,就是取消中国的民族文化。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种典型的内陆文化,表现在其内在特质上的各种孽根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残酷内斗、外恭而内诈、互相拆台等等,但这些毕竟不是主流,何况中国正在走向开放的海洋,走向世界民族相融合的大同,民族文化的发展正在走向健康之道。

五、“师道”与教学之道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甚至更早些,在中国社会兴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传统的思潮,掀起了一次次的思想革新和革命运动,其间把“师道尊严”当作封建的陈旧观念和教条进行大批特批,其影响极为广泛而深远。我们不能否认,其中有它时代的积极意义,但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则是极其严重的:一是为师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二是为师者找不到或无从遵守起码的师道,许多为师者丧失了应有的师德,成为所谓的“教书匠”,严重地损害了师道的尊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原来的被否定,新的没有立起来,造成教育方向的迷失。后果更为严重,导致了目前教育领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无道局面。“道”者,行为的灵魂、规律、精华、规则也,把这些都打破了,废弃了,能有好的结果吗?

孝道、师道、妇道、官道、商道……这些在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人以为,这些“道”实际上是中国人入世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和行为准则,最终都可归结为西方人所崇尚的所谓“人道”。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来看,“人道”是基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而以上所列的五种“道”,则是人道基础上的一种升华,因而高于人道。我们不难发现,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排在前面的三种的“道”,是没有歧解的,是正面的、神圣的;而排在后面的两道则可正解,也可反解,甚至可以“黑厚”。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师道是神圣的、尊严的。师者,可有两层内涵:其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传授生存本领者,故可形同父母,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其二,师范榜样作用,进行信仰与灵魂的引导和塑造,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老师的地位要高于父母,第二层含义还要高于第一层含义。因为老师是精神理念及行为准则的塑造着和布道者,是引导或塑造人之所以为人者,即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不仅要教好书,更要育好人,可见后者的意义更大,是教育的目的和归宿。

“师道”必须神圣而有典范性,因而应该尊严。神圣是尊严的前提,尊严是的神圣结果,否则教育就会失去起码的道德理念和原则。

何谓“师道”?简而言之即“为师之道。”“师者”与“师道”具有递进意义,是两个相互关联又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是源和流的关系:“师者”为“源”,乃为师之人,“师道”为“流”,乃能够为师的行为准则与原则。为师者必须遵守为师之道。因为这个“道”非同一般,欲为人师者,首先必须具备起码的为师之能,或有“一得之见”,或有“一技之长”,这是基础、前提。但只有这一条还不能为师;其次,欲为人师者,必须有良好的理念和品行,方能“为人师表”,这是关键;其三,欲为人师者,必须有:爱生之德,宽厚之仁;甘为人梯,因人施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这是为师的必要条件。只有同时具备这三条,方才能形成优良的师德,而值得学子尊从,方可传道树人。不是什么人都能够为师的。

六、结束语

总之,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一种先进外来文化的进入,往往要经过三个过程:被动地接受——崇拜主动接受——理性融合后的民族文化复兴,中国正在进入第三个过程。于是人本教育,民族灵魂的教育以及师道与新型的现代民族人格的树立,就显得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陈业新 《庄子》崇文书局 2004年1月

[2] 徐志刚 《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12月

[3] 李中原 《善念笃行—博雅境界下的‘国贸龙精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李中原,南华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