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

徐 春

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

徐 春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表明,工业文明因面临严重的发展困境将发生转型,为生态文明所取代。对于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性来看,生态文明萌生于工业文明的母体中,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将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从人类文明系统的结构性来看,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系统中的一个方面,但具有基础地位,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间存在交叉渗透的相互作用。

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历时性;共时性

一

人类文明是在生物圈的基础上产生形成的,人作为地球生命的高级形式,很自然地成为自然界的独特部分,人类社会也成了自然界发展的继续。人类和其他生物相同的是,它们都生活在地球生物圈中,都依赖自然界,区别只是依赖方式不同。人的方式是通过实践建立起同自然的改造和被改造关系,建立起人类文明。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也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明之中,它所创造的文明是它所处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文明的概念,笔者认为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从广义上讲,文明是人类在征服、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制度和物质的所有产物。与野蛮相对应,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开化状态,它反映了人类战胜野蛮的过程,也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它包括的内容和范围极其广泛。英文用civilization来指称文明,指特定时期和地区的社会文明,具有总体性含义。从狭义上讲,文明偏重于文化含义,英文使用culture一词,指国家或群体的风俗、信仰、艺术、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从文化特性来看,任何一种文明的存在与其特定模式的构成,都是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互相“选择”的结果。因为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不同,地理、气候的多样性加上生物的多样性,必然会带来多样性的文明。

概括文明形态的坐标尺应是生产方式,既包括生产力内容,也包括生产关系内容,还包括由此决定的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各种社会现象。文明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发展变化。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发展,其最终指向都在于追求人类社会的更高级的生存方式,实现更高层次的文明状态。

从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方式即生产方式来看,虽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多姿多彩,文明发展进程有先有后,每个发展阶段有长有短,发展程度也各不相同,导致了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共同性是十分明显的,有共同规律可循。如果以生产方式为核心来划分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这样几种文明形态,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将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在达到其最高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使人类面临发展困境。一些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预感到传统工业时代的结束,用不同概念来表述西方社会正在进入的时代,如“后资本主义”社会、“后文明”时代、“后工业社会”等。在工业文明走到尽头之日,人类文明将向何处发展已经成为有远见的未来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工业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越来越关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唤起了更多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同时还引发了一场环境意识的革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的环保运动方兴未艾,高潮迭起。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会议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着全体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作出共同的努力。同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第一次提出了地球的极限和人类社会发展极限的观点,警示人们在有限的地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必然后果。80年代,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社会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各国政府开始把生态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内容。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做了理论表述,形成了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真正拉开了人类自觉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的序幕。

西方社会文化领域也感受到了当代环境问题的压力,围绕对环境问题的探讨产生了不同学术流派,其中生态社会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比较具有代表性。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股激进左翼社会思潮,它是当代西方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大卫·佩珀等。他们认为全球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以及成本外在化和生态犯罪,主张把生态保护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要适度增长,并且追求全面的社会公正。生态社会主义试图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致力于倡导、推进后现代的生态意识,以大卫·格里芬、小约翰·科布等人为代表。大卫·格里芬认为,“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学的”,因为“它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1](P157)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态观,把世界看做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网络,实际上提出了试图超越现代文明的后现代生态文明世界观。

1995年,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罗伊·莫里森出版了《生态民主》一书,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概念。[2](P3)在他看来,“生态文明”应该成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式。[3](P255)

西方学者对工业文明社会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反思,以及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展望,向我们昭示着工业文明因面临多重全球问题必将发生转型,走向新的文明形态。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以弗罗洛夫等为代表的一批苏联学者,把生态环境问题看做是涉及人类生存、人类未来的大问题,将其提升到哲学高度加以研究。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生态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分析,试图将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的人道主义化理论丰富起来。弗罗洛夫指出,研究生态问题的本质至少应当考虑到生态问题具有的三个因素:一是与危及自然资源枯竭有关的技术经济方面;二是在世界性环境污染条件下有关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的狭义生态学方面;三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其中社会政治因素在解决生态问题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4](P80)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把对环境的合理组织看作形成新人的条件之一;与此相适应,也把形成合理的、有益于人的环境的过程看作生态的发展过程。这样,使所形成的自然环境最大限度地适应人的需要,就成为生态学上平衡发展战略的基本目的。”[5](P189-190)

根据笔者的研究,苏联学术界最早使用了生态文明的概念。《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于1984年第2期发表了《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一文,提出了培养生态文明(эгорогическаяцивилизация)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和结果之一。生态文明是社会对个人进行一定影响的结果,是从现代生态要求的角度看待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特性。[6]尽管苏联学者较早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但由于工业化发展程度不同,他们所界定的生态文明含义不是将其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也并未认识到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将面临转折,而只是将生态文明看做是生态文化、生态学修养的提升。

1987年,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首先使用了生态文明的概念。[7]1988年,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授提出要“创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实际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命题。他指出:“人无论作为自然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的人,都不是消极适应自然,而是在适应中不断认识自然与能动利用自然,创造符合自己需要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8](P223)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创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9](P477)我国学者当时是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使用生态文明概念的。①叶谦吉先生认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面对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尚未完成工业化、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我国学者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付出过多的资源环境代价,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要求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此,建设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意志,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这将给我们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维系社会和谐发展的力量。

生态环境危机对人类生存发展威胁的日益加剧,推动着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探讨生态文明等理论问题。对于如何界定生态文明,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出了十几种定义,但核心思想离不开人类在改造利用自然的同时要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关于如何看待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生态文明:一是从文明发展的历时形态上,把生态文明理解为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二是从文明的构成成分上,从共时性角度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等并列的一种新的文明成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更多的研究者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时性角度把生态文明看做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是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前后相继的社会整体状态的文明。

事实上,基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性和文明系统结构的复杂性,我们应该分别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对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加以全面认识。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文明尚有遗留,工业文明尚未成熟发展,生态文明初露端倪,在时空压缩下生态文明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点同时显现,有助于我们认识生态文明在现代人类文明系统中的地位。

二

文明的产生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互相选择的结果,文明的发展是人类通过不断改变生产方式推动的,文明的发展同时也遵循着交相更迭的规律。通常,在每一种文明形态后期都因为出现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而迫使人类选择新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而每一次新的选择都能在一定时期内有效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使人类得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的前文明时代是蒙昧和野蛮的。在人类初始的漫长世纪中,人类完全是依靠从生态系统中取得天然生活资料维持生存,如采集野果和昆虫,用简单的石器等工具猎杀野兽。这种活动对大自然的影响,与强大的自然资源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在前文明时代,人仅仅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成员,食物链中的一个普通环节。虽然原始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及其环境也存在着矛盾,比如,由于火的发明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大大加强了采集、狩猎等活动的影响,这就有可能使某些动植物资源由于过度消耗,再生能力受到损害,甚至造成食物链环的缺损,但这种矛盾从根本上说,属于生态系统内部的矛盾,表现为一种自然生态过程。

传统农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从野蛮时代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传统农业的出现,开启了人类对自然系统大规模的利用和改造,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与原始农业只将种子撒在地里任其自然生长不同,传统农业既种地又养地,人类开始利用农业技术,开发农业资源。虽然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对自然依然处于被动地位,其技术结构和自然系统之间没有必然的冲突,但也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最直接的问题是土地不合理使用造成土壤侵蚀和土地退化,社会承灾、抗灾能力低下,各种自然灾害肆虐等等。很多资料表明,玛雅文明的消失、中国黄土高原的退化都是因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

工业文明是以工业化的实现为前提条件的。18世纪中叶,蒸汽机的出现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这不仅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而且是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先驱,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美国、俄国以及后来的日本,都在19世纪里陆续发生了产业革命,先后进入了工业社会。这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态开始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走向了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农业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要求急剧增加,而具有强烈周期性变化规律的可再生能源和资源不能完全满足其要求。第二,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干预自然、将自然资源变换为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能力和手段也日新月异,大量合成出来的新物质改变了地球生态环境。第三,在为满足经济增长而从生态系统获得大量物质能量的同时,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剩余物也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成正比地增加。这些工业剩余物绝大部分作为废弃物直接排入生态系统,从而污染了生态环境。

工业文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但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是巨大的,使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不足、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的困境,这是人与自然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过度的工业化不仅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使人类自身的社会环境受到了伤害和冲击。这种异化现象的产生,深刻暴露出了以工业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模式与人类的环境要求之间的矛盾,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尖锐地提交给了全人类,人类文明要想继续发展,就需要改变人对自然作用的生产方式,向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化方向发展。正是在人类社会面临生态环境危机和发展困境的现实条件下,新的生态文明萌生于工业文明的母体中。

从人类生产方式发展的历时性角度看,生态文明将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既有连接之点,又有超越之处。生态文明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一样,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但它又与以往的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有所不同,生态文明是运用现代生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应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局面,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生态文明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不简单地等同于传统农业文明中由于生产力落后而形成的“天人合一”理念,它建立在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深厚物质基础之上,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刻认识,自觉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种和谐共处不仅仅表现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对自然的索取和输出均在环境承载力之内,还表现为精神层面上人与自然的亲和。生态文明并不排除人类活动的工具性和技术性,但生态文明还要求,在不断创造文明成果的同时需要设定对于人的生存及自然环境的生态安全,同时,还要致力于对自然生态的人文关怀。

从文明的一般意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利用自然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从生态文明的特殊性看,它包括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发达的生态经济、完善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基本的生态安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依笔者所见,生态文明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文明是一种积极、良性发展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绝不是拒绝发展,更不是停滞或倒退,而是要更好的发展,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再生机制,提高人类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修复自然的能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

第二,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这包括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二者是相统一的。人类所有利用环境、开发资源的活动,都必须以环境可承载和可恢复、资源可接替为前提,必须兼顾后代人的利益,是一种可持续的开发利用。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干预既要考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程度,更要考虑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必须维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只有在多样性稳定中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生态文明应是一种科学的、自觉的文明形态。如果说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中包含着某些生态文明的元素,那只是自发的生态文明,而非自为的生态文明,未来的生态文明应是自觉的、自为的生态文明。对自觉的生态文明来讲,仅有“天人合一”这样的哲学观念是不够的,还必须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自觉地转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仅要有哲学上的自觉,还必须有科学上的自觉,这就是自觉运用生态科学的协同统一性原理维护人与自然能量交换的大体平衡。[10]

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对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生态文明并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完全否定和遗弃,而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是对以往的农业文明、现存的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的继承和超越。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依靠工业文明已有的物质基础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同时更要致力于利用生态系统自然生产的循环过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不断建设性地完善这种和谐机制。当人类文明进程发展到从价值观念到生产方式、从科学技术到文化教育、从制度管理到日常行为都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候,就标志着文明形态开始发生转变。从农业文明经过工业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这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

从系统结构角度看,文明是一个大系统,生态环境、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其中较大的子系统。与之相对应,现代人类文明从内容结构上也可分为生态文明①通常把“生态”、“环境”概念等同使用,实际细分起来其含义有所不同,用环境一词表明以人为中心,人之外的自然条件构成环境,而“生态”概念表明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人在自然之内。生态文明应指人类在利用自然过程中维护生态环境整体平衡的文明状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四种文明各自具有不同的内涵,体现着不同的关系,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它们又密切关联、互为导向、交叉渗透,既彼此制约,又相辅相成,在相互交错的运动中发生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从共时性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系统中的一个方面。一般来说,生态环境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作用。由于自然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因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可以看做是其他三个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以生产方式生态化为核心,将制约和影响未来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态文明总是要通过其他文明来表现自身的原则和要求,因此,我们需要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了解其交叉渗透的相互作用,认识生态文明在现代人类文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

1.生态文明推动着物质文明向生态经济协调方向发展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表现为生产力的状况、生产规模、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的程度、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等等。物质文明在社会文明结构中处于最根本的地位,它通过发展生产力获得物质成果,直接而集中地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二是在征服和改造中达到人对自然的调节和改善,以期长久地利用自然,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前者突出了人与自然对立的一面,后者则强调人与自然寻求和谐统一的一面。两者是对立统一、互相交融的,这取决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活动的两个特性:一方面,人类不是单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能够认识和改造自然,这表明了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人类在改造自然界为自己服务时,又不能违反客观自然规律,这表明人类活动具有受动性。

在人类文明体系中,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构成了社会有机体的物质外壳,为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资源环境保障。因此,人类的物质生产系统完整地说实际上是生态经济系统。其中,生态系统是基础结构,经济系统是主体结构,技术系统是联结二者的中介环节。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三者的统一和协调发展。作为经济系统主体的人必须以自然生态系统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们在经济系统中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生态系统。因此,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然物质基础。为了追求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人类通过各种经济活动和技术手段,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生态的面貌,已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恶化。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能源危机已造成自然生产力下降,这将制约着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人类的物质生活质量。建设生态文明从物质层面讲,就是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人类生产劳动形成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其中发展循环经济成为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统一的结合点。

首先提出“循环经济”一词的是英国环境经济学家戴维·皮尔斯。①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循环经济”概念来自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徐嵩龄指出,博尔丁并未明确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是英国环境经济学家戴维·皮尔斯首先提出了“循环经济”一词,皮尔斯同时承认博尔丁的“地球飞船”和“空间人经济”对“循环经济”概念具有启发价值。参见徐嵩龄:《为循环经济定位》,载《农业经济研究》,2004(6)。戴维·皮尔斯指出:“如果我们重新考虑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对环境的压力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必须审计我们保护能源和原材料的方式(保证物质和能源的投入没有浪费)以及我们怎样利用技术来力求减少每单位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压力。这类技术需要注重于污染源的减少,也就是说它们必须避免损失,节省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所用的能源与原材料,还要减少浪费性的使用(这就是所说的保护)。不管经济活动同环境影响之间的关联系数有多大,不让废物进入环境,就可以避免废物带来的损害。循环利用(recycling)也是避免损害的一个例子,譬如利用流动气体脱硫装置可以在矿物燃料燃烧时去除硫氧化物。”[11](P4)

戴维·皮尔斯所讨论的就是“循环经济”问题,他主张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方式。传统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线性流动的开环式经济过程。循环经济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资源再生”的反馈式循环过程,以期实现“最佳化的生产,最适度的消费,最少量的废弃”。建设生态文明要求从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性出发,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发展生产力,建立生态化的经济体制,从而保证人类的世代延续和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持续发展。

2.生态文明把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升为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社会政治思想、道德风貌、社会风尚以及民主发展水平的提高。生态文明从文化层面讲就是对自然的价值有明确的认识,人们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能够自觉地提高对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生态文化、生态意识成为大众文化意识,生态道德成为民间道德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些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是对精神文明的补充和提升。

生态学的创立始于19世纪中期,发展至今已成为跨学科的知识领域,对科学、教育、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且深入。从20世纪中叶开始,生态分析的重要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识,生态学方法被应用于人和社会的研究中,从而获得了现代意义。生态文明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伦理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和科学生活方式的形成等都具有重大影响,体现出巨大的精神文明价值,也对精神文明的内容进行了重新构建。

首先,生态文明使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促使人类认真思考自然的内在价值对于人类的深刻意义。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指出:“内在的价值呈现于人类的经验之中,它们不需要其他的工具性的参照,而是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享受……此外,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所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12](P189)罗尔斯顿所讲的自然的内在价值实际上是指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生命内在目的性,它对于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完整、有序具有价值和意义。生态伦理学认为,以人为主体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物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只是生态系统内价值关系中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价值关系,人的尺度不是生态系统价值评价的最终根据和唯一根据,相反,在某种意义上人要服从于自然的尺度。无论从自然尺度还是从人的尺度看,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有序都是人类和一切生命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因此需要确立和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从而确立人对自然、对其他生命物种的责任和义务。正是通过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和爱护,人把自己对世界的自然关系提升为一种有教养的精神关系,从而赋予自己的存在以意义。

其次,生态文明促使道德规范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到同时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人类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结的方面,即自然对于人类的价值与意义和人类对于自然的权利与义务。人际道德和自然道德作为两种道德,其实并非彼此分离、独立,它们在实质上同一,在内容上渗透,在功能上互补,而根本上还是人际道德问题。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需要确立和制定人类与自然交往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这就是应当尊重、应当不破坏、应当保护与促进自然的多样性统一及其完整与稳定。它既指出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能够做什么,又指出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不能做什么。它标志着新时代人类的道德进步和道德完善,也标志着人类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新视角、新思路,极大地丰富了精神文明的内容,体现了精神文明的时代要求。

再次,生态文明提倡树立生态意识,建构以绿色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推动了精神文明在各个领域的展开。生态意识作为人类思想的先进观念,产生于20世纪后半叶,它既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价值观念,也是面对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生态意识的产生来源于人们对以往人类活动违背生态规律带来严重不良后果的反思,来源于对现存严重生态危机的觉醒,来源于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以及对后代生存和保护地球的责任感,来源于对地球生态系统整体性的认识。生态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致性,都呼吁人类应改变高消费、高享受、高浪费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提倡一种既符合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环境水平,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观念,突出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满足人的精神心理需要,使人达到精神完善和身体完善,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得到全面发展。

3.生态文明推动政治文明扩大视野,拓宽了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途径

政治文明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两个层面的内容。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就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建设生态文明虽然是针对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提出的,但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通过解决社会矛盾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物与物的关系后面,从来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被提到政治的高度,进入国家和世界的政治结构。

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系更加紧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扩张,各个资本家、垄断集团对资源展开自发的无序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环境利益分配不公,因此,大规模的生态环境问题既影响国际关系,也影响国内政治稳定。在国际上,围绕着对资源和能源尤其是稀缺性战略资源和能源而展开的争夺,将是国际纠纷的深层原因。在民族国家中,围绕着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财富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而展开的争夺,使国家内部矛盾加剧。对中国来说,生态破坏与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压力、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搅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累积成中国严峻的社会难题。这些都要求各国政府扩大政治视野,调整政治策略,用更加民主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政治影响。

生态文明无论对政治制度还是政治观念都会产生积极影响。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在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同时,还要求世界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在符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获取本国应有的环境利益以满足社会需要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也要求一国内部的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遵循机会平等,责任共担,合理分配、补偿的原则,平等地享有环境权利,公平地履行环境义务。

在当代,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政府的自觉行为,特别是国家参与环境管理,设置环境保护的国家机构,行使管理环境的国家职能,既推动了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也推动了政治文明的发展。近年来,世界上许多政党和政府都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对有关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立法并进一步完善了生态法规,以确保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法制化,从而加快了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也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反映,它将改变传统的“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消极观念。公众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及环保宣传等方式影响政府的决策,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失灵,从而促进政府公共决策朝着更为科学、民主的方向迈进。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初推动力量就是来自于公众,没有公众的积极参与,就没有环境保护运动,方兴未艾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和环境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力量,也推动着政治文明的发展。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是针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困境,人类选择和确立的一种新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它是对工业文明的辩证否定和扬弃,意味着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文明程度。从农业文明经过工业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这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将进入生态化时代,生态化将全面渗透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中,发展循环经济将引导物质文明的成长,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成为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推动环境友好将成为政治文明的重要策略。自然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的互动共存与和谐发展,表明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在现代文明系统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1]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Roy Morrison.Ecological Democracy.Boston:South End Press,1995.

[3]刘仁胜:《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概述》,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И.Т.Фролов.Прогресс наукии будущее человека.Изб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 й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1975.

[5]И·Т·弗罗洛夫:《人的远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6]参见张捷:《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载《科学社会主义》,1985(2)。

[7]刘思华:《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的若干回忆——兼述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8]《刘思华选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9]刘思华:《管理思维经营技巧大全》,第六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10]王玉庆:《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之道》,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11]戴维·皮尔斯、杰瑞米·沃福德:《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12]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The Posi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Human Culture

XU Ch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Western scholars pointed out that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must be transformed since there existed multiple global problems in the 1970s and 1980s.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uman culture development process,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riginated fro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but it absorbed the advantages and abandoned the disadvantages of industrial culture,which leads to a new form of human culture after industri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only one aspect of the whole human culture system structure,however,it is of fundamental position.It interacts and penetrates with material culture,spiritual culture,and political cul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human civilization;historical processing;simultaneous processing

徐春: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 李 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邓小平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07JJD71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