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立法的跨界思考——基于德国经验的反思

姜大源在《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19期中撰文指出德国在“跨界”的法律框架下构建了成功的法制化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我国职业教育立法必须形成系统集成、跨界的理性思维。

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立法的永恒动力。2005年德国颁布了新的《职业教育法》，成为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适应21世纪经济发展需要的职业人才的重要保障。我国在1996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但是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需要职业教育迅速做出应对。

跨界思维是职业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双元制中的企业是具有特殊社会形态的“教育机构”，决定了职业教育的立法必须有跨界的性质，表现在新的《职业教育法》中即州和联邦、教育部和经济部共同对企业拥有管理权，行业协会和州职业教育委员会拥有咨询权，表现出“横向架构”特点。《职业教育法》还规定了企业这一办学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形成“教育调节的企业中心模式”。相对于德国，我国《职业教育法》是《教育法》的子法，各级政府、各类职业院校都必须遵守这两个法律，法律表现出“纵向架构”的特点。尽管规定了政府、行业、企事业组织发展与实施职业教育的基本职责和义务，但企业只是参与者，因此应在我国建立“市场调节的学校中心模式”。在修订、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法》时体现“跨界”特点，融入“市场调节的学校中心模式”思想显得十分必要。

科学研究是职业教育立法的理性支撑。《联邦教育法》中对中微观层面的职业教育研究、规划、统计和职业教育研究机构进行了明确规定，构成职业教育强有力的服务支撑体系。而我国在这两方面只有原则性条款，需要从中微观层面对服务支撑体系进行“跨界”思考。

我国应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法》实施与修订中所蕴含的“跨界”思维，在法律层面创设职业教育的运行环境，保障职业教育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