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新政论报刊舆论对维新运动的影响

2010-04-04 01:33刘兴豪
城市学刊 2010年6期
关键词:维新派民权帝国主义

刘兴豪,马 鑫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德国强占胶州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以后始也。”[1]康有为亦曰:“非经甲午之役割台偿款,创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战败后的时局满怀忧虑,并产生出拯救时局的社会责任感:“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2]在强烈爱国热忱的驱动下,维新派深知救亡图存,有待于政治革新,“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惟恃三寸之舌,七寸之管”来发抒意见,传播声气,以求达成言论报国的心志。“以庞大之中国,败于蕞尔之日本,遗传惟我独尊之梦,至斯方憬然觉悟。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籍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3]时代迫切需要通过办报来制造舆论、唤醒国人。在这种情势下,大批知识精英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掀起了近代国人自办报刊第一次高潮。《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湘报》《湘学新报》《国闻报》《知新报》等维新政论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但受时代影响,维新派在思想上对这场运动认识还不够,并在所办报刊舆论中时有体现,这种局限性无疑对维新运动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报刊舆论中政治改良思想的局限性与维新运动

梁启超在《时务报》的《变法通议》中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在他看来,兴民权、开民智最切要者莫过于“开官智”。又说:“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上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4]《湘报》对民权的提倡和对专制的批判并未超出改良范畴;对民权平等学说的介绍,也零碎而不系统;所要求的民权,首先是“豪俊”之权,即绅权。梁启超在《湘报》上《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提出“开官智”。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认为,中国如要自强,一个重要办法是“屈尊以保尊”,就是要求“民权与君权两重”。他认“上权过重,民气不伸;民气不伸,国势亦因之而弱”。他主张清政府仿效英、德等国的“君民共主之法”,“利之所在,听民兴之;害之所在,听民自去之”,朝廷只须“坐享其成”而已。[5]麦孟华在《知新报》的言论中,对光绪帝自上而下进行变法抱有幻想,试图通过和平渐进方式实现权力转移。“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6]

维新报刊大力倡言“民权”、“民主”,但并不是真正的民权,而实际上是“绅权”,主要是某些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而有新型知识的绅士之权。粱启超说:“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7]绅被当作官与民之间的联系纽带对国家起着舒筋活血的作用。这表明,在戊戌变法时期,刚刚开始由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代表人物的民权思想还十分薄弱,对资产阶级旧式民主还没有十分明晰的认识,他们和封建传统思想的联系竟是那么根深蒂固,难解难分。

可见,维新报刊所宣扬的政治改良思想还未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维新派中的大多数仍对封建政治体制充满信任和期待,对封建皇帝抱有幻想,他们的批判是肤浅的、软弱的。与之相反,他们对于封建制度的灭亡,抱着一种“无限悼惜的心情”,为之“唱绝望的挽歌”。从主观来说,维新派是企图用“改良主义的变法,来为这个‘暮色凄惨’的旧制度注入新的‘生机’”。反映到维新运动中,束缚了维新派的手脚。翻阅维新运动历史,从“公车上书”到“戊戌政变”满纸都是“请愿、上奏”等字眼,看不到半个“武力推翻”之词,维新派“不能和不敢摧毁封建制度”,[8]也不愿把维新运动当作政治变革运动,而指望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解脱封建束缚,达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到头来“只能是一种幻想”。即使是在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所创办的《清议报》,其宗旨“主持清议”,仍然高举“尊皇、保皇”旗帜,力主归政光绪皇帝。梁氏《尊皇论》说:“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更可悲的,维新派口口声声倡导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所谓“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以为“中国变法乡导之卒”。[9]却恰恰丢掉了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维新派没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甚至惧怕群众,害怕群众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既要救国又不敢坚决动员国民起来反帝、反封建的懦弱行为,这是维新派致命的弱点。

既然这么害怕群众,就不难理解作为其舆论工具的报刊很少发表号召群众起来参加运动的时文了。维新派与国民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疏离感,使维新派就失去了民众,民众也脱离了维新派。因此,“维新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他们不仅不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且与广大劳动群众对立。康有为公然诬蔑 18世纪法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为‘无道之甚’,替满清封建统治者策划防治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维新运动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只依靠载恬这样一个无权无力的皇帝下命令,其失败是必然的。……戊戌变法失败,宣告改良主义在中国没有出路”。[10]

二、报刊舆论中的帝国主义形象与维新运动

维新派虽然意识到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受时代的局限,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缺乏根本认识,在运动中不仅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放过了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甚至还幻想依靠某些帝国主义来抵制另外的一些帝国主义。康有为代御史杨深秀草拟的《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中声称“比闻英实有愿结中华之意,散见各报。即日本亦有联我之心,盖事机立变,虽仇国亦当合也。昔楚王恨商于之诳,怒思伐秦,而陈轸即劝其合秦以攻齐;蜀先主耻虎亭之败,日图报,而诸葛亮即劝其合吴以伐魏。故我若联日本,日本自卫计,亦必可听从,而我仍以济成结英之计也。”[11]主张联结英国和日本。康广仁也在《知新报》上发表《联英策》,谓:“故结英非徒拒诸国,扼强俄,亦所以弭日本,且亦弭英国也。故宜遣重使,赠铁路矿务深结英,然后急图变法,庶乎可以图存也”。[12]

唐才常曾发表《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谓:“联俄则燃眉噬脐,旦夕即成异类,联日以联英,则皮肤之癣,犹可补救于未来”。对俄国侵略的“燃眉噬脐”,痛加抵击,主张“联日以联英”。[13]

其实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各怀鬼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力主联合英、日,以制服德、俄的方案,则是与虎谋皮、不切实际的幻想。

维新派甚至幻想可以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来完成自强革新事业,甚至连创办报刊,都想借助帝国主义分子的力量。早在强学会时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曾经有过将广学会的《万国公报》改为“政府的机关报纸”的离奇设想(见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李提摩太也因此混进了强学会,参加了《中外纪闻》的筹备工作,成了他们实际上的顾问。《时务报》的“东文翻译”古城贞吉就是一个日本人,而且是经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请的。《湘报》则甚至有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团体兴亚义会的机关报《兴亚报》“彼此分派”,和交换主笔的打算。可见改良派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多么幼稚,多么糊涂。

从以上错误认识出发,维新派企图“借助外力推动维新”的想法在维新运动中不断显露出来。

维新派对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认识不清。康有为第一次与李提摩太会面就误把他们当成了“洋兄弟”。维新派与传教士交往甚密,经常一起吃饭,一起讨论,甚至梁启超还成为李提摩太在北京的华文秘书,“据李氏自言梁且曾任其华文书记”。[13]强学会筹议时,就“延请”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为“译书”,由梁启超、汪大燮为“笔述”。他们还分别到英、美公使处乞求“支持”,以“得到英国公使欧格讷很大的鼓励”为荣。强学会成立后,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等传教士也都参加进去,强学会机关刊《中外纪闻》大量转载李提摩太等人《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欧格讷同李提摩太紧密配合,向维新派领袖们指手划脚,竭力施加影响。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维新党得到英国公使很大的鼓励”。1895年11月,欧格讷离任回国前,他敦促恭亲王奕訢从速实行新政,并嘱咐翁同龢说中国变法“须参用西人”。

梁启超企图利用日英美等国帮助光绪帝复位,对他们瓜分中国之势曾有美言“至于瓜分土地之害,更不待言,吾信英美日诸国,绝无此心,并永不欲有此事,即有之,亦为他国所逼,出于不得已耳。”“现在办北方事务之权,归于各国之手,各国之沾手此事也,非有所贪图也,乃出于不得已耳。”[15]

综上所述,维新报刊舆论存在着严重不足,致使维新派在领导这场运动中缺乏统一的思想,坚强的领导,改革不彻底,对运动的失败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维新派幻想依靠几个国家,抵击另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1] 赖光临.梁启超与近代报业[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8:7.

[2]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强国策[M]//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51.

[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5:176-177.

[4] 李华兴, 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13, 77.

[5] 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Z].湘报, 1898年第20号, 中华书局, 1965:77.

[6]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42.

[7]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165.

[8] 汤志钧.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N].人民日报, 1980-06-20(4).

[9]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M].戊戌变法:第 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3.

[10] 荣孟源.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M].北京:三联书店, 1954:64.

[11] 汤志钧.维新·保皇·知新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1:99.

[12] 康广仁.联英策[N].知新报, 第四十五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13] 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N].湘报, 第二十三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14]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 1992:34.

[15] 梁启超.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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