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观察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马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中国作为上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与美国一道推动世界经济，形成了以中美为核心的新三角形循环。

在世界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从2009年中期开始，世界经济逐步呈现复苏势头。历史经验证明，每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世界都会迎来新一轮的巨大经济调整，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可能将经历3～5年的调整期，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这段时间内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危机前的经济模式，以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必要性

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出现了三大板块互动，制造能力向亚洲集中，金融能力向欧美集中，资源供给国从中获利，各国间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世界经济依存度全面提高，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的“黄金时期”。而这种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世界能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尤其以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美国的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为主要表现形式，建立在此种模式上的经济增长势必缺乏可持续的基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这两种模式的终结。吸取本次危机的教训，美国正在有意识地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完成“去杠杆化”进程，同时不断发展新型产业，培育低碳经济等新的经济增长点。

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9.6%。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为了适应调整后的新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国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已经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时点。变革的关键，在于消除制约这种转型的国内外因素。从国内来看，主要还是经济体制方面，单纯用政策手段不能解决体制性问题，体制性问题必须采用体制手段加以解决。从国外来看，在全球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传统经济理论“两只手”开始变为“四只手”，国际“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逐渐加强，而国内“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国内影响逐步淡化，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必须以更开放的视野和更广阔的国际视角去完成。

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艰难性

从“九五”计划以来，中国就一直致力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然而努力的结果是，转型的目的没有达到，经济却在传统模式下实现了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这说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存在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说明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具有一定的艰难性，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缓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制度性因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式道路，权力中心是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先后经历了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在这种制度变迁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博弈，中央政府分权让利，地方政府和企业享有越来越独立的利益。在这中间，地方政府越办越像一个企业，为了追求GDP快速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它具有很强的投资冲动，重复建设，盲目投资，依赖“资源换增长”，主导了一轮轮经济建设热潮，直接导致了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第二，改革性因素。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高速增长，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生产要素价格优势。对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价格结构矛盾，中国采取的是一条先易后难、逐步释放的办法。整体上看，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商品价格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95%以上的商品（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都已经实现市场定价。但是，部分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离市场化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政府管制造成价格扭曲的状况依然存在。譬如，电价偏低，使得中国高耗能企业比重过大；劳动力价格扭曲，存在体制和政策上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由于监管力度不够，企业生产的环境成本还比较低，“内部成本外部化”现象严重。对资源、能源、环境等生产要素定价过低，使得中国经济中大量的真实成本和费用“隐性化”，没有计入现实价格。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偏低，必然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

第三，结构性因素。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加快、消费结构升级的历史阶段，大量的调整经济结构、进行技术改造、开展节能环保等，导致投资增长过快，企业产能过剩；由于居民储蓄率过高，信贷资金充足，再加上商业银行市场化改制，扩张意愿增强，贷款投放过多，客观上为企业投资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由于国内最终消费率偏低，内需不足，促使产能过剩的企业不得不向外找市场；国内消费不足导致进口需求不旺，于是外贸顺差过大、结构失衡。随着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一是需求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二是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扩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三是城乡结构失衡，二元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变。

第四，开放性因素。中国长期推行“赶超式”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在外贸政策和外汇管理制度等方面奉行“奖出限入”政策，鼓励企业出口创汇，发展了大量的出口导向型企业，促进了出口迅猛增长，促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资企业在税收、市场准入、融资便利及地方政策等方面仍然给予了许多优惠，吸引了大量FDI进入国内。以传统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结构和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方式，使得中国处于制造业的底端，这不仅使得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出现“双顺差”，导致国家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强化，吸引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国内，还使得中国对能源、原材料、矿产品、水资源等的需求越来越多，国内资源短缺压力增大，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国际资源类产品市场。

第五，国际性因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基本上仍是围绕美元展开的，真正对美元浮动的只有德国马克（后来是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低频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纷纷重新将其货币盯住美元，所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复本”。在这一体系之下，黄金非货币化，货币发行彻底摆脱黄金储备约束，完全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也一直存在。美国长期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地位，主要“外围国”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上世纪60年代是西欧，80年代是日本，从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变成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东亚国家为了完成经济赶超目标，普遍建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供应链条重组、生产工序分割、服务跨国外包加速发展，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向亚洲国家转移，在这种体系下，逐步形成了东亚国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适应“后危机时代”以及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国必须保证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彻底成功。这不仅是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影响世界经济健康运行的决定性因素。

转型方向：建立内需主导型经济模式

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从藏富于国转为还富于民；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加注重公平，让人力资本得到充分体现，让长期被扭曲的劳动力价值回归本位；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积极推出高效安全的投资理财产品，为老百姓创造更多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会；继续推动以“住、行”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以消费需求增强对工业化、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尽快形成“纺锤式”的社会收入分配布局，为内需主导型经济模式构造坚实的增长基础。

合理扩大政府消费，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加大政府的社会保障投入和公共服务投入，较大幅度地增加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廉租房建设等公共服务支出，消除因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出现的强烈谨慎性储蓄动机，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转型手段：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以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关键环节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调整产业结构，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重点调整要素结构，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以消除二元经济体制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重点调整城乡结构，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加速以城市为依托的新型工业化，通过制度创新赋予农村居民参与城市竞争的权利，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大对农业投入力度，适度推行农业规模化经营，建立城乡无障碍经济社会联系，实现城乡一体化。

积极推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转变。建立一个既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又能有效分散经济成长所累积的风险，同时还能使居民享受经济成长的金融财富效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形成多种所有制、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并存、共同竞争的局面，保证中国金融高效、安全、稳健地运行。

转型保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调节

上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为全球金融危机所否定，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成为引发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摆脱国际因素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全球经济联动性增强，任何国家的单边调整都会或多或少带来宏观经济风险。国际货币体系失衡，黄金非货币化和新金融霸权主义确立，使得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一直存在，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面临外部制约。

为此，应该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进，但这种改进首先是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为条件的，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用“对称解”的办法解决n-1问题，形成比较均衡的国际收支调节责任承担机制，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跨国家和超国家行动是非常困难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有长期性。当前我们应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解决中国贸易大国与金融小国的矛盾，实现大国向强国的根本转变，让人民币融入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去，打破现在美元、欧元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格局，促进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的建设。强化各种经济政策和机制的国际协调，通过双边和多边体系积极发挥中国在国际经济协调中的作用。

【相关链接】

特里芬难题亦称“特里芬悖论”。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指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因此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个难题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垮台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