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中罗彻斯特形象的生态批评解读

龚北芳

(大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近年来，生态批评受到人们的关注，以生态批评理论重读文学经典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本文以生态批评理论视角重读《简·爱》，从对罗彻斯特形象的剖析来解读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寄予的希望：只有自然和人高度和谐，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人和人的关系才会变得纯洁美好。罗彻斯特的家庭和爱情的得与失、精神上的毁灭与新生是他从人类中心主义的失衡状态恢复到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过程。

一生态批评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崭露头角，美国生态批评的奠基人之一彻丽尔·格罗费尔蒂下了一个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是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关系之间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角度审视语言与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和阶级的经济地位意识放进文本阅读之中，生态批评带着以大地为中心的观点进行文学研究。”[1]“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式，是通过立足于文学发展的时代脉搏，以特定的角度研究文学创作和文学文本，探索并反思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文明的发展模式。”[2]它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生态批评研究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哲思，从而重新解读自然在文学文本中如何被表述或压制，对文本中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第二，生态批评以人类中心为第一要义，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和谐结局。第三，生态批评应关注人类之间的社会生态和人类自身的精神状态。人类作为生物链上独立的一环，自身内部也存在生态平衡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人类文明进步的取得往往是以自然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面对自然环境的失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生存的竞争而导致异化，这就是社会生态失衡。同时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失衡又必然导致人类精神层面的异化，故而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也是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围。

生态批评“不仅要解放大自然，而且还要倡导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还人类以自然状态，建设人的精神生态，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提倡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不仅要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和生活方式，还要建构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的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3]简·爱以自然的状态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成为美的符号。作者对罗彻斯特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罗彻斯特为了一笔三万英镑的财产娶了一个他不爱的妻子，进而把桑菲尔德府变成了监狱。他破坏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破坏了社会的环境，使得人和人的关系异化。罗彻斯特也不得不承担责任，受到惩罚。最后桑菲尔德府的烧毁使他清醒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了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平等的原则下，生活在最自然的环境中，他以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在最简单的感情中幸福地生活着。罗彻斯特爱情和幸福的失而复得，是他回归自然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结果。

二《简·爱》中罗彻斯特是一个理想的形象，简·爱的幸福就是和罗彻斯特的结合。然而作者也表达了她的生态观。罗彻斯特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以两个自然的环境为背景：一是桑菲尔德府；二是芬丁庄园。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华丽的桑菲尔德府没有给他带来幸福，而桑菲尔德的毁灭预示着罗彻斯特的新生，在荒凉的芬丁庄园获得人所应得到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幸福。

《简·爱》的中心故事发生在桑菲尔德府。其名字的本意是荆棘地，即一个破坏了生态平衡后的环境。作品多次从外观上写到居住其中的人的感觉。简·爱从宅子的三楼俯瞰，“宅子周围沐浴着阳光的树丛、牧场和青山。和这些景色相比，顶楼看上去黑得就像地窖一般。”[4]95感到桑菲尔德府有“一种阴森森的、地下墓穴般的气氛笼罩着楼梯和过道”[4]86，“那房子简直是个土牢；……镀金只是粘泥，丝绸帷幔只是蛛网；大理石只是肮脏的石板，上光的木器只是废木片和剥落的树皮。”[4]199房子的主人罗彻斯特并不觉得舒服，“桑菲尔德府是个被诅咒的地方，是个亚干的帐篷，是个蛮横的墓穴，它硬要把虽生犹死的恐怖奉献给晴朗天空的明媚，是个狭小的石头地狱，它里面的那个真正的魔鬼比我们想象中的一群魔鬼更加恶毒。”[4]281梅森·伯莎，如果有话语权，她肯定要说这是一个地狱，所以她才会烧毁庄园，即便是暂时居住的人也经历了恐怖的夜半叫声。

桑菲尔德府是一个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杰作，是罗彻斯特绝对个人主义的象征。在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人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是整个世界绝对的“主人”，一切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自然界的万物都是因为人而存在的。它们只注重人的主体力量，只注意人的物质、精神需要，却没有注意到人所从属的自然生态系统，没有意识到人对自然界的高度依赖性。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又表现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现象或思潮，这造成了人和人关系紧张、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罗彻斯特在桑府中就是绝对的“主人”，他只注重自己的精神痛苦而没有想到在这个宅子里的所有人都是痛苦的，他只关心自己的幸福无视他人的幸福。桑菲尔德府是一个大自然的集合体，是破坏自然的结果。首先是他和他的家族破坏了大自然的规律，桑菲尔德府就是破坏了自然父子关系的一桩产业；第二，宅子里不安宁的主要因素是疯女人。简·爱明白真相以后，她不能忍受的是罗彻斯特的欺骗。虽然罗彻斯特力图说服简·爱，表明他是一个受害者。然而，作者让他在叙述中却漏洞百出。娶一个疯女人为妻，他并不是一个坚决的反对者，他娶了一个美貌的妻子的同时又成为三万镑财富的拥有者。婚后他并没有尽到一个丈夫所应尽的责任。“伯莎·梅森这种病人如果属先天性遗传，在其病症的潜伏期应对之特别的小心和关照，这样可以延缓发病期的到来。事实上，在伯莎·梅森结婚前，她的家人大概就是这样做的。”[5]结婚四年后，伯莎疯了。回忆过去，罗彻斯特找到了一个借口：“我发觉她的性格完全和我的不同；她的趣味引起我的反感；她的心灵平庸、卑鄙、狭窄，特别地不能给引导到任何更高的高度，扩展到任何更广的境界。……我看出我永远不会有一个平静安定的家庭，因为她不断地蛮横无理地发脾气，或者拿一些荒谬、矛盾、苛求的命令折磨人……”[4]286罗彻斯特使妻子发病后，就名正言顺地把她关在了“笼子”里，而自己却在欧洲各国游荡，过着自己都认为是可耻的放荡生活。

罗彻斯特在求婚结婚的过程中，有意识地破坏了人和人之间自然的关系。他的爱情建立在美貌和财产的基础上：三万英镑的陪嫁使他成为富翁。他不和妻子离婚，却把她关在阁楼上，其目的是要独吞财产，也把一桩丢人的事情完全隐藏。隐瞒婚姻给他带来的是无限的自由。这两个目的违背了自然规律，导致了人和人关系的异化。虽然他在多方面表现了对妻子的怜悯和容忍，但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是人类利益不受侵犯的情况下才表现出的人类的最原始的生态良知。第三，只要是在桑菲尔德府，人和人的关系就变得不自然。同罗彻斯特密切接触的三个女人：妻子、简·爱、英格拉姆小姐都是罗彻斯特的工具。他把妻子关在阁楼上、戏弄英格拉姆小姐，把她作为试探简·爱的工具，又无耻地以财产的虚假来欺骗她。如果说简·爱会因为罗彻特对她隐瞒真相而离开罗彻斯特，同样可以理解英格拉姆小姐不是因为财产，也是因为欺骗的性质太恶劣而离开了罗彻斯特。

季羡林说有三组关系自古以来对人类至关重要：(1)人与自然的关系；(2)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3)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6]。三组关系处理得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是否可以拥有良好的生存环境，罗彻斯特以自我为中心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破坏了精神生态，必然导致他内心世界的失衡。生态学认为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分掠夺打破了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和自我平衡，使人和自然关系恶化，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最终会引火烧身，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罗彻斯特剥夺了妻子的自由，戏弄英格拉姆小姐，一定程度上欺骗简·爱。这是对人和人之间自然关系的破坏，可以理解为是对大自然过分的掠夺。罗彻斯特必然要受到自然的报复：简·爱的出走；疯妻子烧毁了桑菲尔德府；罗彻斯特在火中残疾，大火烧掉了他的财产的同时也把他的英俊的外表、人的虚荣烧掉了。桑菲尔德府的毁灭是人类在破坏了大自然后失败的象征。人不能战胜自然，只能和自然达到一个和谐共处的状态。

“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不深入到人的精神之中，这样的关系还是比较肤浅的，而当把这种文学命名为‘生态文学’之时，我们的视野就可以提升到自然文学与精神生态的高度，注视一切生命的自然状态与精神状态，在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高度做出审美观照。”[7]而生态批评也应该着力于“深层”的透析避免肤浅流于形式，要以寻求人类的内部自然的回归为本。生态批评要灌注深层生态学的精神，透过文学文本，揭示人与自然不可割裂的永恒关系，通过考察自然在文学中的再现，寻找自然在人们心灵中的制度和在社会发展模式中的缺席，以揭露人们对自然的熟视无睹和肆意破坏，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怜悯、同情、理解和尊重，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罗彻斯特的新生是在他真正尊重自然之后才获得的，他在一无所有后才走向生态文明。简·爱离开桑菲尔德府，罗彻斯特不再去各地游历，“他不愿意跨出门一步，除了在夜里，像个鬼魂般地在庭园和果园里走来走去，仿佛发了疯似的——”[4]401，只有人类坚守的可怕的孤独，只能凭着个人的勇气和力量尽自己所能去寻求希望。他已经接受孤独，接受大自然的惩罚，在痛苦的思考中寻求答案。桑菲尔德府烧毁之后，新的生命就有了迹象。“从湿漉漉的一堆堆垃圾中，春天已经孕育出植物；蔓草这儿那儿地滋长在石块和落下的椽木之间。”[4]398他搬到芬丁庄园的住宅，那里“没有什么建筑上炫耀的地方，深深地隐藏在一片森林里。……没有路；只有交织在一起的枝丫，柱子似的树干，夏日的密叶——任何地方都没有通道。房子几乎跟树区别不出来；……没有花，没有花坛；只有宽阔的砾石路绕过一小块草地，周围是浓密的森林。……是个‘非常荒凉的地方’”[4]403没有建筑物，很少人工的痕迹，住房也和大自然非常和谐，甚至完全融为一体。美国19世纪的著名作家梭罗认为：简单自然才是人真正的生活状态，只有这样，人才能够获得最原始的幸福。在芬丁庄园，罗彻斯特恢复了最纯朴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接受了大自然的惩罚，具备了获得新生的条件。当简·爱再回到他的身边时，他不再用昂贵的首饰装点她，他已经和简·爱处在一个思维层次上，过着简单而自然的生活。大自然也给了他丰厚的回报：眼睛复明，有了自己的孩子，家庭生活幸福。人的最自然的感情在荒凉的庄园里恢复了最本质的意义。

三用生态评批的方法去分析《简·爱》，不难发现，罗彻斯特一直是以同简·爱对比的位置存在的人物。简·爱始终处在自然状态，是自然的女儿，她的判断力尊重了大自然的法则，是纯洁而又理性，永远正确的。她尊重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事物，她尊重疯女人，承认伯莎作为妻子的唯一性；她尊重和罗彻斯特的爱情的唯一性；她尊重英格拉姆小姐，谴责罗彻斯特对英格拉姆小姐的玩弄。在她的一生中坚定不移、无可谴责，显示了人的理智和自尊。她的幸福观同罗彻斯特相比较更加简单。她不要华丽的装饰只要爱情本身的价值。她要求的只是人类的最简单又是最高的境界——精神上的沟通，要求以各自的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对方的神交。所以在作品中，简·爱追求幸福的道路虽然曲折，但没有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她的生活只是克服一切障碍一步步走向幸福。大自然对简·爱没有任何报复，相反是处处给她以力量和启示。在她犹豫不决时，大自然传来了爱的呼唤，使简·爱再次回到罗彻斯特身边。简·爱尊重自然的爱情，罗彻斯特才可能得到了他所向往的幸福。

作为一个对自然极其关注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塑造罗彻斯特形象时体现了她的生态观：只有自然和人高度和谐，克服人类中心主义，人和人的关系才会变得纯洁美好。罗彻斯特的家庭和爱情的得与失、精神上的毁灭与新生是他从人类中心主义的失衡状态恢复到人和自然的和谐状态的过程。简·爱以自然的状态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成为善和美的化身。《简·爱》向人们昭示，生态文明不是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改善，而是要人们从观念上彻底地去除人类中心主义，尊重自然状态下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并和自然和谐共处。罗彻斯特几度充满希望其结果却失败而归，一无所有，生态文明之路才是人们的最佳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CHERYLL G，HAROLD F，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M].Georgia ：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

[2]张艳梅，蒋学杰，等.生态批评：前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

[3]陈茂林.质疑和解构人类中心主义——论生态批评在文学实践中的策略[J].当代文坛，2004(4)：34.

[4]祝庆英.简·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5]陈晴.试论《简·爱》中疯女人形象塑造的双重性与必然性[J].江汉石油职工大学学刊，1996(4)：38.

[6]季羡林.走向天人合一[M]//人与自然丛书：总序.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3.

[7]王克俭.生态文艺学：现代性与前瞻性[N].文艺报，2000-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