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文心雕龙》中的《体性》《定势》《风骨》篇的文学风格

樊 婷

本文主要以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体性》篇、《定势》篇、《风骨》篇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一些具体作家作品，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和内涵进行了一个简要的阐述。

由《文心雕龙.体性》篇的题目来看，“体”比喻文章的风格，“性”则指作家的性情，因而这是一篇专论文学风格与作家之间联系的文章。首先，《体性》篇中说:“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1］这里的“情性”即个性，刘勰认为，作家的内在个性决定创作风格。“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然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2］这些说的都是文章的特点，同时也代表了作家的个性特点，分别体现在了“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并且刘勰认为作者的个性对文章的辞采起决定作用。其次，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认为“创作个性是作家气质禀赋、思想水平、审美情趣、艺术才能等主观因素综合而成的习惯性行为方式，是在日常个性的基础上经过审美创造的升华而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文学风格的内在依据，支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和显现。”［3］这个创作理论就是刘勰“个性说”的延展和细化。

结合具体例子来看，“古直悲凉”是曹操的诗文风格，“他现存的二十余首诗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4］曹操多才多艺，且精通音律，同时又是个驰骋沙场的军事家，这些都构成了他诗文创作的内在基础。例如《短歌行》，充满了悲凉磅礴的大气之风，这与曹操一贯的政治主张是密不可分的，表达了他内心渴望统一天下的志愿。

刘勰将文章风格归纳为八类，分别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其中“壮丽”解释为“议论卓越，体制宏伟，文采突出的。”［5］按照刘勰的分类，曹操的风格当属于此。通观《体性》篇，此篇的精髓在于“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这几句，阐述了作家气质、情致、文辞之间的因果联系。并举了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文人性情与文风之间对比的例子，因此“作家‘才性异区’，便使得作品‘文辞繁诡’，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6］这就是创作个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要注意的一点是，作家的日常个性是不能转化和等同于文学风格的。西汉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提到“心画心声”说，他认为从说话和文章中就可看出人的人格。但钱钟书对此作了深入分析:“所言之物，可以饰伪臣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7］这与扬雄所认为的“文如其人”不同，钱钟书认为“文如其人”更多的是指作家言行的不同格调。

南宋词人李清照的词作风格以婉约为主，被封为婉约派的代表作家，李清照青年时期的词作清新恬静，虽工整却不乏词语和情感的跳跃性，从中年开始她词作的风格开始转为沉郁平和，词语之间传达的信息不比青年时期作品的明晰，多了“欲说还休”的朦胧和惆怅。晚年时的词作将重点转移为个人情绪的体现，以苍凉的悲伤色彩著称。这一切是因为李清照的词作就是她生平经历的一个缩影。婉约并不是指她的生活个性，而是指在长期良好的教育环境中所形成的气质禀赋、审美情趣、艺术才能在创作中的展示。然而纵观李清照一生的作品，她题过碑文，写过诗，提出过《词论》，并不都是婉约的风格，例如她晚年著名的诗作《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8］客观对象从个人情感转向了国家兴亡。这也说明了文体与风格的重要联系，“刘勰认为，应该根据作者的思想感情即内容的需要，来确定文章的体制，根据体制的特点和要求，来形成文章的风格。”［9］

《定势》篇许多地方显示出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出“自然之趣”和“自然之势”的倾向，此外，《定势》中还批评了南朝文人厌弃旧有的形式，爱好奇巧，牵强附会地追求新奇的行为，这反而使文章流于形式而疏于内涵。文章的体裁有很多种，作家也各有各的爱好，因而“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10］总而言之，“不同体裁形成不同风格是势，各种风格是顺着势而自然形成的”。［11］魏晋以来的骈体文学缺乏“美刺”的文学效用，内容也远离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纠正这种“不正”的文风不仅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初衷，也是贯穿《风骨》篇的核心内容。

何为风骨?《诗经》包括风、雅、颂三体和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其中风排在第一位。“沉吟铺辞，莫先于骨。”这说明文辞“骨”为先，一个人的身体是由骨骼支撑起来的，然后才有了人整体的面貌，文章也是亦然。黄侃认为风骨“风即文意，骨即文辞”。［12］“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13］刘勰认为文章的措辞端庄正直就是文骨的成就。风骨的提出是有明确针对性的，“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徽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14］可见作者对当时盛行的诗歌辞赋的文辞浮靡累赘颇有微词，他认为思想感情端正明朗，语言劲健精要就是有风骨。既然文中出现了讽刺意味颇浓的“肥辞”，是否就是说不需要文采了?刘勰对辞藻过多的文学作品的批评并不代表他对文采的否定，“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15］〕只有文采瞩目且思想清骏的文章才如同文学中的凤凰，能够一飞冲天!这一部分就是强调了文采和风骨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2］［5］［10］［11］［13］［14］［1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中华书局，1986，(12):25，254，256，278，275，262，263，264.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288.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28.

［6］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40.

［7］钱钟书.谈艺录［M］.中华书局，1984:162—163.

［8］王延梯.中国古代女作家集［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2:344.

［9］王开元.中国文学批评史简编［M］.2004，7:51.

［1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