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稷南《双城记》的两个译本对比研究
——兼谈重译问题

朱衍华

罗稷南《双城记》的两个译本对比研究
——兼谈重译问题

朱衍华

文学翻译不是一劳永逸的，重译是翻译实践的必然趋势，有它的必要性和意义。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曾被罗稷南翻译过两次，又修订了一次。较旧译，重译本做了大量的修改，修正了误译，在遣词造句、句子逻辑性以及词语规范化使用方面加以完善，体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而且运用符合时代特点和语言潮流，增强了译本的可接受性。基于重译的必要性和意义，从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层面对比两译本的差异，以期探讨译者在重译过程中所受的制约，以及重译的价值。

罗稷南；《双城记》；旧译；重译

一 重译

1．含义。

近年来外国文学作品的重译、复译现象十分普遍，翻译界对此褒贬不一。重译就是重新翻译，再次翻译。时隔一段时间，原译者不满意旧译的质量，对文学作品有了新的认识，而且语言自身的发展变化呼吁对旧译进行调整和修改。但是重译不同于部分修改，译者需要重新考虑原作的意象与风格，重新翻译，使译作完美。复译是不同译者对同一部作品的翻译，可以是完全忽略早先的译本与译者，也可以非常了解先前的译本与译者，严格地讲复译是不同译者独自完成，不应参考其它人的译作，是对先前译作的挑战。

2．必要性和意义。

从翻译实践的总趋势上说，重译、复译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语言在不断地发展，文化在进步，以前的文学译作不适应新的读者群，就必然有新的译作取而代之；而且，文学翻译不可能达到译语与源语的绝对对等，译作没有最终的定本，那么重译、复译就有存在的必要性。重译是为了寻求译作的完美，需要译者艰苦的努力，才能最大程度地达到与原著相接近的水平。罗国林指出：“重译是翻译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现象。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重译对于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提高翻译的水平，是不可缺少的。”[1]

二 《双城记》翻译情况概述

《双城记》在中国的传播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中较早的几个版本是魏易、奚识之、许天虹和罗稷南在20世纪20—40年代的编译或全译本，50年代时有再版和重译本。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掀起外文经典译介的高潮，对《双城记》的重译和复译也应运而生。罗稷南翻译《双城记》，并且重译，初次翻译是1947年骆驼书局出版，语言为白话文，使用了大量繁体字；1955年重译，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将该书修订重版，但较重译版本改动不多。作为此作品的爱好者，现选取47年和83年译本对比分析。

三 两译本的对比

1．语言。

文学作品通过语言呈现给读者并得以流传，而源语作品通过翻译转化为译入语的语言文字，得以在异域传播。语言在翻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从清末开始对外国作品翻译，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期间我国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随时代不断地发展变化。

(1)语言修正。

译者重译同一作品的最初目的是更正旧译中的错误翻译，修正翻译语言的不足，使译文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罗稷南在83年重译本中修正了旧译中的错误，并且把不通顺的语言进行了重新组织。

Mere messages in the earthly order of events had lately come to the English Crown and People.旧译译为：只有一个尘世消息从美洲的不列颠臣民的代表大会传达到了英国国王和人民；83年译为：不过有一些尘世消息从美洲的不列颠臣民的代表大会传达到了英国国王和人民。

词典对“mere”的解释为：used when you want to emphasize how small, unimportant, etc. sb./sth. is.[2]翻译为汉语是“仅仅的；只不过”，形容词，用来修饰名词；而message作“消息，信息，音信”讲是可数名词，那么mere修饰message表示“仅有、只有一个消息”时应为：a mere message。所以原文的“mere messages”表示一些消息，译者初次翻译时把消息的数量搞错了，再次翻译时译者纠正了这个严重的错误。

He did it with some flourish of ceremony, for a mail journey from London in winter was an achievement to congratulate an adventurous traveller upon.47年译为：他作得礼仪隆重，因为在冬天从伦敦乘邮车来到这里是值得庆贺的冒险底旅客的一种成功。重译为：他作得礼仪隆重，因为在冬天从伦敦乘邮车来到这里是一种成功，值得向那冒险旅客致敬道贺的。

显然47年的译作有翻译腔，“成功”的定语太长，疑似病句，读者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相形之下，83年的译句定语后置，语言组织得易于理解。

比较两译作，不难看出，重译本修订了旧译的误译，而且注意句子的通顺和逻辑性，翻译比较灵活，对于不符合译入语文化的一些词语、修辞、语序和表达方式等做了大胆的增删和调整，摆脱了源语的语言限制，使译本更接近于目标语。

(2)语言规范化。

一部翻译作品，如果语言陈旧，没有时代气息，不符合读者的审美习惯，就必然会被淘汰，一种新的译本就必然会应运而生。[3]83年译本中词、句的使用更加规范化，符合现代汉语的文字规范。

比如，“发见”、“瞭解”、“含胡”、“恢復”等词改成“发现”、“了解”、“含糊”、“恢复”；“一匹较大底狗”变为“一只较大的狗”，“一匹干草”变为“一根干草”；用“信差”、“纸币”、“规定”替换“脚夫”、“钱纸”、“定规”等。旧译大量使用“底”字，用来表示人称代词、名词的所属关系，如她底父亲底手；重译时所有这种表示所属关系的“底”字都被改成了“的”，“底”则只用作表示下面的方位名词。

建国后随着国家对文字规范使用的要求，一些词语停止使用，一些词语的使用发生了变化，量词的使用也更规范化。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以及文字规范使用的要求，译者恰当地变换译文的字词，短语和句子，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本的可接受性。

2．文化。

文化是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能反映文化的差异。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同时又是文化的翻译。勒菲弗尔说：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作品也不是在真空中被接受的。无论哪一位译者都会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绝对“忠实”的译文是不存在的。[4]罗稷南的两次翻译，或多或少地反应了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在文化词的斟酌上所有不同。

旧译中译者用“神”来翻译原著中的“God”，重译本译为“上帝”。因为随着改革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部分带有浓重西方文化色彩的词在我国有相应的词与之对应，原来无法用译语表达的，现在可以找到理想的、恰当的表达形式，而且我国读者对西方的神——“上帝”不再陌生，可以接受。

3．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指关于人类生活或文化的观念的系统总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5]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原文的再创作，而所有的再创作，不管动机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从而以特定的方式操纵着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中发挥着作用。[6]

通过两译本的比较，发现译者把一些不再适用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词语，做了大量的修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例如：

……其中有一种特别底同志之情……(47年)

……其中有一种特别的友谊……(83年)

在建国前的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后的特定时期，人们之间互称“同志”，表示为共同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是人们彼此之间惯用的称呼，因此译者将“a special companionship”译作同志；而80年代后，随着西方文化的渗入，“同志”一词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被赋予另类含义，用来表示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所以重译文表现了意识形态的变迁，改用“友谊”，以适应新时代社会文化心理需要。

旧译中革命者彼此称“平民”，如平民得伐石；重译本称之为“公民”。“平民”泛指普通的人(区别于贵族或特权阶级)；“公民”具有或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7]建国前的译本因为国家概念尚不明确，何谈公民，而且阶级斗争激烈，译者用含有阶级性质的词语“平民”，正好适应战争年代的特点；文革后人们的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强化，人与人之间是公平的，没有阶级差异，再谈“平民”似乎就过时了，译者改用“公民”，措辞恰如其分，符合潮流。

意识形态对于翻译有着深远的影响，只有满足目的语文化的社会心理需求，注意主体意识形态，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才能最大程度地吸引读者并得到认可，为目的语文化所接受。

四 结语

比较两译本，不难发现译者在不同时期翻译规范的尺度有所不同，旧译更接近源语的表达方式，译者对源语的词语、语序、篇章语言的处理较拘谨，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少，严格遵循原作的创作风格，以期达到充分翻译的目的，但陈旧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新形势下的读者群中不能引起共鸣；重译本中译者不拘于源语的表达，自由度更大，修订旧译的错误，把不通顺，逻辑性不强的词句修正，并且运用符合时代特点，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词语，达到以读者的可接受性为特点的要求，更接近于目标文化，受到读者的青睐。

重译现象的普遍流行是大势所趋，无论是从重译的必要性，还是从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来说，文学名著的重译都是必需的，它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原著的思想和精髓，敦促译者提高翻译水平，而且为翻译研究提供崭新的视角，使翻译事业更加繁荣昌盛。

[1]罗国林.文学名著刍议[J]．中国翻译，1995，(2).

[2]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许钧. 重复超越——名著复译现象剖析[J]．中国翻译，1994，(3).

[4]Levefere, A. Translating,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Routledge. 1992.

[5]王东风. 一支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

[6]Bassnett, S.&Levef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0.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TheComparisonoftheTwoVersionsofATaleofTwoCitiesTranslatedbyLuoJinan

Zhu Yanhua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is not once and for all. Retranslation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with its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As one of Dickens' most important works, A?Tale?of?Two?Cities has been translated twice by Luo Jinan, and then revised again. Compared with the initial translation, the retranslation work not only amended the mistranslation, perfected the use of standardized terms and the logic of sentences, reflected a strong ideology, but also used the words with the times, enhanc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version. Based on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the thesis contrasts differences in the two versions from languag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level,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nstraints in the re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 value of retranslation.

Luo Jinan; A Tale of Two Cities; initial translation; retranslation

ClassNo.:H315.9DocumentMark:A

黄其辉 郑英玲)

朱衍华，硕士，江苏省徐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8级，江苏·徐州。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邮政编码：221116

本文系“徐州师范大学科研课题立项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0YWB051

1672-6758(2010)06-0129-2

H315.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