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操纵行为
——功能学派与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共同之处

曾 霞

翻译中的操纵行为
——功能学派与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共同之处

曾 霞

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与文化学派翻译理论是西方翻译学的两大分支，国内不少学者对它们都有深入的研究，但目前为止，很少有人对二者做比较研究。试分别梳理两大流派的理论主张，详尽探讨二者的共同之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本的介入、操控。

功能学派；文化学派；操纵

西方翻译学发展迅速，流派纷呈。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和文化学派翻译理论是其中两大分支。国内不少学者针对这两大流派已做了不少的分析研究，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这两个学派作横向的比较研究。本文拟就两大流派的共同之处——译者对文本的介入、操纵行为进行详细的分析探讨，希望以此能深化对这两大流派的研究。

功能学派和文化学派都摆脱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桎梏，不再以原语文本为中心，强调语言意义上的对等，而是更加重视译文和译者的作用，强调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译者摆脱了“仆人”的地位(传统语言学翻译流派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仆人)。功能学派主要思考翻译的目的和功能，研究翻译过程中的目标、形式的意图和译本在译入语语境中的功能，以及实现这些目标功能的制约因素如客户的要求、译入语文化的惯例和译语读者的期待等。而文化学派主要研究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地位，翻译如何受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流行诗学，赞助人等的操纵，形成了改写和操控理论，因此文化学派有时又被称为“操纵学派”。功能学派和文化学派看似各有不同的翻译理念和主张，俨然不同的两个学派，但实际上二者有共同之处：就是在翻译策略上都施行对文本的介入、操纵行为。

什么是翻译中的操纵行为？从广义上讲，操纵行为是指译入语的文化诗学、文化惯例、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出版业的要求、读者的期待等对翻译的制约和影响。从狭义上讲，操纵行为是指具体在翻译过程中不像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要求的那样，译者对原文进行忠实的复制，而是根据翻译目的，或者是受文化的制约，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对文本进行改写、删节和编辑等具体的文本干涉行为。本篇文章将从狭义的角度讨论翻译中的操纵行为。

一 功能学派的理论主张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翻译研究逐渐摆脱了关于翻译转换的静态语言学分类，与此同时，德国出现了从交际角度出发，广泛借鉴交际理论、行为理论、信息论思想的功能主义学派。该学派以卡特琳娜·赖斯，汉斯·弗米尔，霍尔茨—曼塔利，克里斯汀娜·诺德等为代表。

赖斯认为翻译应该优先考虑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弗米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即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根据不同的目的，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满足不同的功能。根据这一理论，同一原文根据不同的译文目的和委托任务可以译成不同的译文。这样，原文的中心地位被瓦解，对等不再是评判翻译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译本实现预期目标的充分性。曼塔利的翻译行为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将翻译视作受目的驱动、以结果为中心的交际活动，并分析了客户、委托人、原文作者、译者、译本使用者、译本接受者等参与者的角色和作用，并认为改编、编译、编辑、和资料查询等都属于翻译。曼塔利研究的价值在于她把翻译置于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考虑，包括译者和翻译发起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极大的拓宽了翻译的概念。

由此可见，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不再像语言学派那样以原文为中心，把翻译看作是静态的语言对等现象，而是开始将其看作跨文化交际行为，主张翻译策略由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所决定，翻译标准不再是意义的等值而是是否实现了委托任务所规定的功能目标。

二 功能学派翻译中的操纵行为

然而原文文本的意义和功能总是与译文文本的意义和功能不那么一致，因为文本意义和功能的产生总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各自拥有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思想文化理念的读者群，如乔纳森斯威夫特所著的《格列弗游记》，原文文本的意义和功能主要在于政治意义，针砭时弊，讽刺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而现在对于很多国家的读者来说它只不过是一部趣味横生的历险记，译文的意义和功能更在于它的美学和文学价值。对于新闻报刊或外宣材料来说，更是如此。国内民众对于一篇新闻报道的意义解读总是与外国记者的不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记者对发展中国家如对中国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的新闻解读)，那么那些外国记者编译出来的同一篇新闻的意义和社会功能将发生改变，与原文本的意义和功能不再一样。正如汉斯·弗米尔在他的文章《翻译行为中的目的与委任》中写道：“目标文本，译品则面向移入语文化，而且由移入语文化来最终决定译本的充分性。因此，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不论是陈述方式和内容分布，还是各自追求的目标都是不同的。”

功能学派要实现委托任务所规定的翻译目标，(而这些功能目标又与原文本的意义和功能不总是一致)，那么译者就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根据译文的目标和功能对译文进行操控翻译了。根据功能学派的翻译行为理论(曼塔利的理论)，“目的语文本的形式和文体应该取决于该形式和文体在目的语文化中是否‘功能上合适’，而不单是复制源文本的各种特征；而什么是‘功能上合适’，应该由译者定夺，因为他在翻译行为方面是专家……”例如，荷马史诗《奥德赛》曾被译成小说，它的文体从史诗变成小说。中国晚清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为了救国救民，他首选了《天演论》进行翻译，希望洋为中用，富国强兵。为了达到这个翻译目的，实现译文功能，他采取了积极介入的翻译策略。“他一半通过翻译，一半通过按语，将他认为必需的达尔文基本原理、斯宾塞普遍进化论和赫胥黎以人持天、自强保种之新观点一一摄取，连同他自己的理解、倾向和强调，综而统之，注入书中……严复在《天演论》中附加按语28条，字数多达21，000，占全书的2/5。”不仅如此，严复还对原文时有加译、减译和改译，均按照自己的翻译意图对原文进行操控和改写，连书名也不例外。就是这样一个译本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启蒙和冲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德春先生也认为，功能派的目的论对原文本有操控和改写的嫌疑。他在四川外国语学院论坛上发言说：“翻译目的论者看重的并不是信息的等值。为了用翻译达到某一目的，不正确的对原文进行操控和改写。”

根据功能学派，改编、编译都属于翻译，那么最能证明功能学派有翻译操纵行为的恐怕就是传媒翻译了。例如，2008年，西方媒体记者对发生在西藏，由藏独分裂分子制造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歪曲报道、2009年对新疆民族分裂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的歪曲报道等。虽然这些新闻源自于中国的各类新闻报刊和电视，但是，西方媒体记者在编译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本着为本国政治利益服务的目的，有选择性地对源语采取了操纵和改写，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取向。新闻报刊的操控编译行为验证了功能学派目的论的操纵行为，而与此同时，目的论也为本来就存在的新闻操控编译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其合理合法化。

依据功能派的翻译目的论，同一篇源文根据不同的功能目的，译者自主的对其进行操控和改写，因此可以翻译成不同的译文。“目的论的一个重要优点在于，该理论允许同一原文根据不同的译文目的和译者接收的翻译委托，而译成不同的译文”。例如，《道德经》是中国的经典著作，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由于译者的不同,译本读者的差异，以及翻译的时间、地点、社会文化环境等整体氛围的区别,必然要求达到不同的特殊目的，为了实现不同的特殊目的，不同的译者必然采取不同的翻译操控策略，实现不同的功能，这样就影响了译文的最终结果，因此，《道德经》的翻译结果千差万别,丰富多彩。

虽然持功能学派翻译理论的译者在翻译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必然要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对源语采取操控干涉的翻译策略，然而功能翻译学派理论本身倒是几乎不谈翻译具体行为中的操控干涉策略，这一点与文化学派不同。

三 文化学派的理论发展

文化学派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首先要指出的是，“文化学派”这一名称在西方译学界并不常用，反而在中国使用的更广泛一些。西方译学界更乐意用“描述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研究”、“目标语中心研究”等名称来指称我们所说的“文化学派”。赫曼斯甚至还提出过“操纵学派”这一名称。另外要注意的是，对于文化学派的划分范围也各有不同。由杰里米·芒迪编写的《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一书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归入了文化翻译学派这一章节。马会娟、苗菊编著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选读》(Selected Reading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也把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纳入文化学派。但是，在由谢天振主编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一书里，文化学派则不包括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而是把二者单列，作为独立的理论来讲解。如果从二者研究的切入点来考察，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应该被归入文化学派，因为二者都是从政治、权利、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角度来研究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学派得到了大力发展，其标志是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和赫曼斯的《文学操纵》(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的出版。勒菲弗尔在这一阶段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将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研究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的各种因素，强调“意识形态”、“文学观念”、“赞助人”三因素对翻译过程的操纵，形成了“折射”与“改写”理论。这样，作为文本的翻译就走向了作为文化和政治的翻译，这就是斯奈尔—霍恩比所谓的“文化转向”。

四 文化学派翻译中的操纵行为

由于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而绝大多数文化又都以某种语言为载体，因此文化学派认为，翻译不是纯语言行为，而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文化学派与传统语言学派不同，他们不再关注翻译作品是否忠实于原作，而是把译品看作客观存在的既成事实，放在文化的大环境中来加以研究，从而得出结论：翻译活动不是简单的复制与模仿，而是要受到移入语的文化观念与流行诗学，意识形态、出版机构等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译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原作诗学和自己文化中的诗学之间进行协调，甚至对原作内容进行增加、删减、篡改以至彻底改写原作的内容和风格，使原作诗学和意识形态适应译入语文化诗学和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翻译中的操纵行为。

勒菲弗尔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当语言的选择与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选择发生冲突时，后者总是占上风。例如，二十世纪初期，杨紫麟、包天笑在合译英国小说家哈葛德的作品《迦茵小传》的时候，为了迎合中国的传统礼教和意识形态，在翻译的过程中刻意隐去了迦茵与亨利相遇登塔取雏的浪漫故事，删去了迦茵与亨利相爱私孕的情节，把亨利为了爱情，不顾父母之命而与迦茵自由恋爱的内容也删而不述。而美国诗人庞德在翻译中国诗歌时，为了使译品符合美国的文化诗学和意识形态，对原作品的操控与改写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所翻译的《神州集》(又有人称之为《华夏集》)甚至被看作是“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在他的笔下，李白《古风第十八首》中的“七十紫鸳鸯”竟然变成了七十对共舞的男女，尽管那时的士大夫根本不可能会跳西洋的交际舞！总之，作为文化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详细地研究了传统文化、流行诗学、权力机构、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制约和影响，形成了改写理论，也可以称之为操控理论。

但是在这一发展时期，相对于功能学派为了实现翻译目的而积极地采取介入、操控翻译策略而言，文化学派对文本的操控还是比较被动，比较无形的，更多地强调译入语文化环境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文化学派中，真正明确地提倡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积极地介入、干涉翻译策略的是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翻译派。

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从语言中获得解放，语言是意义争斗的场所，是主体在此证明自我的决斗场。因此，女性翻译理论家主张女性译者应该采取积极地介入、干涉、操控翻译策略，凸显女性译者的主体性，张扬“叛逆”——创造。格达德(Barbara Godard)大胆地提出了 “womanhandling”这一概念，即女性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她在《女性主义话语与翻译的理论化》一文中声称：“女性主义的译者，欣赏自己的巨大差异，肯定她在不断重读和重写中产生的愉悦，因而炫耀她能操纵文本的行为。”

女性主义者甚至提出了“劫持”的翻译策略，即对原作的挪用，赋予不具女性主义色彩的文本以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后殖民主义文化翻译理论也主张翻译过程中对文本的操纵行为。他们考察了殖民主义者如何利用翻译建构了一个幼稚的、非理性的、懦弱的、文化发育不健全的被殖民者的客体形象，以及这个客体如何“心甘情愿”地被所谓阳刚的、文化发达的殖民者“拯救”——即被殖民和被奴役，由此，殖民者在殖民地建构了一个强大的殖民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文化翻译者主张利用翻译，戳破殖民主义者的谎言，重塑殖民地人民的主体身份和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主权。对后殖民主义者而言，翻译绝不是单纯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更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因此，他们也主张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介入、操纵行为。

五 结论

通过以上对比讨论分析，可以看出，功能学派翻译理论与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虽然俨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流派，各自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主张也不同，但是具体到文本翻译策略，二者有共同之处：都主张在翻译过程中可以不考虑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所主张的等值、忠实原则，而是让译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创造性，可以对译文采取介入和操控的翻译策略。当然二者还是略有不同：功能翻译理论派采取介入、操控策略是翻译目的、功能所需，因此更积极主动，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学派从来没有明确提出操控理论；而文化翻译理论派的介入、操控更多是因为译入语的流行诗学、意识形态、权力争斗等对译者的文化制约，因此比较被动一些，但是文化学派却明确提出探讨了介入、操控学说。作为两大翻译流派，他们的理论主张无疑对翻译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思考，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它们做深入的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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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克菲．论翻译文化史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

ManipulationinTranslatingActions——the Commonness Shared by Functional Translation School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School

Zeng Xia

Functional translation school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school are two important branche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t present, though many scholars in China have studied each of them, none of the scholars have done a comparing study between them. Therefo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ommonness of the two theoretical schools — translators’ manipulation to texts —through a comparing studying on the propositions of the two theoretical school .

Functional translation school Cultural translation school Manipulation

ClassNo.:H315.9DocumentMark:A

黄其辉 宋瑞斌)

曾霞，硕士，讲师，河南大学，河南·开封。邮政编码：475001

本文是河南省社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FWX013

1672-6758(2010)06-0131-3

H315.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