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化”与“多元性”:观察秦汉魏晋巴蜀史的重要线索

杨 民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近年来,学术界对秦汉魏晋时期巴蜀地方历史的研究程度逐渐加深,所取得的成果亦不断增多,但是仔细审视之下,仍有不足。许多研究多凸显“地方”视角而忽略“中央”与“地方”并存这一历史场景及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因此对于巴蜀历史上许多人物活动和事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特别是这种背景对于巴蜀人物活动和事件的潜在性影响,常常重视不够,因而缺乏一定的整体性和深刻性。

要避免静态、孤立和片段地研究秦汉魏晋时期的巴蜀历史,必须联系巴蜀地区所处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大背景来讨论。虽然巴蜀地区被秦征服以后,中央政治的一统造成巴蜀与中原有共同性的一面,具有较高的整合度。但是在“一统化”的过程中,巴蜀地区仍然保有西南地域的文化特质,从战国时代继承的地区性倾向始终存在。中央朝廷追求“天下”一统政治理想与复杂多样巴蜀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成为观察巴蜀历史文化变动的一条重要线索。

一

殷商和西周时期,邦国族群有一定的独立性,文化上自然容易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但商周以来的历史大势是从地方分权走向统一。春秋战国以来逐步产生的“大一统”思想,影响到巴蜀地方政治的走向。秦灭巴蜀后,巴蜀政治被纳入“中央-地方”体系,中央集权政治构架基本建立。秦人面对东方诸强的压迫,不仅将巴蜀之地作为其争霸中原的战略大后方,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加以改造,而且派遣李冰等吏能突出的官员发展巴蜀经济,使得巴蜀与关中地区的经济水平大体接近,大大增强了巴蜀民众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秦灭巴蜀后,秦地的语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对巴蜀地区产生深刻影响,以至于常璩将秦与巴蜀社会风气接近的原因,主要归结到“染秦化”[1]148。常璩的这种认知,构成后人讨论秦汉巴蜀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例如梁启超就强调秦司马错定蜀具有重要意义,认为蜀人被诸夏之化,即以此为始[2]3443。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巴、蜀国是在外力打击下猝然灭亡而不是自然衰亡,因此,巴蜀社会深层次的地域性传统并未完全断裂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广泛存在于巴蜀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知识和思想,还是以各种鬼神信仰崇拜和实用方术内容为主。蜀人崇拜大石和以牛为神一类人文风俗和社会意识仍然继续存在,并以民间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李冰作为当时的地方长官,颇能把握蜀地民众的信仰心态,采取多种仪式沟通天地人神来推动治水。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并在都江堰渠首立三石人, “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1]133。由此可知秦时官吏不仅要根据政府律令治民,而且还要具有应酬民间庶务的知识和能力。这种辨正风俗的知识和能力,有利于帮助地方官员尊重和接纳地域性传统,帮助国家权力“嵌入”基层社会文化运行网络,建构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关系,从而持续推动王朝的“一体化”进程。

汉代国家实现空前的统一,皇权开始进一步加强,推崇“大一统”的春秋公羊学成为正统思想内容和主流意识形态。西汉景武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蜀地开办了国内第一所地方官学,教化有“蛮夷风”的蜀地民众。文翁兴学,是儒学通过官方渠道大规模渗入巴蜀社会的开始,导致部分蜀人在文化上追随中原文化的流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巴蜀民众的“国家”认同。但如果考虑到王朝与地域社会的复杂关系,西汉巴蜀地方官学的兴办,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史、制度史发展过程。西汉景武时期,强化对地方势力的打击和改善地方秩序,已成为中央朝廷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当时的政风虽然“中央大臣如丞相者以儒家为多”,但地方基层“亲民治事者则文吏为众”[3]137,中央朝廷实际推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行政运作原则①汉武帝时期儒学并没有获得绝对独尊。汉帝国之政治运作模式,带有刑德互用、儒法混杂的特点。有关讨论可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08-711页;余治平:《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虚与实——论汉帝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最初确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5期。。中央治理地方,一方面凭借强大的军事、法律力量逼迫地方势力就范,一方面汲取秦覆亡的教训,开始逐渐推行儒家“德化”主张,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标准的“一统化”政策。如果以这一当时的“主流”政治文化来观察蜀地社会,文翁其人“儒法兼综”的色彩更为明显,因此对长期被认为“以文化蜀”的文翁就会有更多新的认识[4]116-121。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基于历史原因和地域性格形成的蜀地文化风气,不可能在文翁兴学后就有根本性的变化。《后汉书·廉范传》载廉范在东汉章帝建初年中 (76-83年)任蜀郡太守时,蜀地“其俗尚文辩,好相持短长”,以致“(廉范)每厉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说”[5]1103。从此记载看来,虽然廉范任蜀郡太守时,离文翁在任时已逾两百年,但蜀地“好文刺讥”的“刻野”风气仍然存留,因此更应检讨“文翁兴学”的具体效果。

虽然秦汉时中土视秦蜀为同一区域,但战国以来就已开始的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融合,到西汉实际上还在继续,文化的差异仍然较明显。战国后期至西汉,巴蜀地域文化依然具有生机和活力,其表现为继续以本地文化为主体,吸收中原和楚地的文化,发展自身文化特点。词赋、黄老和卜筮、天文历数等逐渐成为巴蜀文化的突出代表内容[6]98。西汉中期,汉武帝致力于中央文化体系的“正统化”构建,他“绌黄老刑名百家”和“延文学儒者”,将汉初尊崇黄老而以百家为辅的局面,扭转成尊崇儒家而兼容百家的局面②“五经”是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的结晶,为各家学派共同尊奉的典籍,惟儒家对五经的态度全面而纯粹,是这一传统的最佳继承者,其余各家则片面而杂驳。汉武帝推崇六艺经学,实际上是看中其家派思想不浓、理论完整、内容丰富,能兼容并包各家思想。参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1-14页。。受其所好影响,汉武帝时任用之人不仅是军功武士、用法之吏、兴利之臣、传经儒生,而且还有通天文、历算、地理、阴阳卜筮、占梦、神仙等器用之术的方术之士。《史记·龟策列传》载:“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7]3224

汉武帝较为开放的文化态度,特别是其“尤敬鬼神之祀”的兴味[7]451,刺激了包括仙道方术在内的地方文化的活跃。我们发现巴蜀地区的方术传统,得以借时“预流”。巴蜀人士如落下闳、司马相如等人亦得以脱颖而出。特别是司马相如,除了擅长辞赋外,更是以对求仙、封禅、致太平等方士文化活动的关注,得到了武帝的青睐。西汉后期,蜀人扬雄长于辞赋、小学,融合儒道,精通数术,其学术风格与西汉正统学术有明显的不同,表现出很强的蜀地文化色彩。但受到西汉后期政治变动和在经学的强势挤压之下,扬雄所持有的知识和思想,往往成为被主流文化贬斥、整合的对象,在官方和中土主流价值的话语压力下逐渐边缘化。

李零先生认为,秦汉以后中国的本土文化分两个大的系统,即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和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而道家文化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表达,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莫大势力。过去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是注意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这一过程,而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前”和“之下”,还有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8]。我们认识巴蜀文化,同样存在这样的误区,在考察司马相如等巴蜀学人的文化表现时,多观察他们在六艺、诸子和诗赋方面“学”的成就,而忽略了他们身上带有与地域文化密切关系的方术文化色彩。这种“尊学抑术”的视角,是强调文化共同性而不重视其特殊性的体现。

由于政治权力对经学的推崇,西汉中期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区域性特征逐渐削弱。汉代以来经学研习的成就程度,往往是评价一个地区文化程度的标准。西汉“文翁兴学”之所以被班固认为是巴蜀文化史上的大事而在《汉书》中被追记,很重要的一点是班固以正统儒家观念看来,蜀地地处僻远、不沾礼化,有浓厚“蛮夷风”,太守文翁“化夷为夏”,致力于对蜀地的“文化改造”,非常值得渲染和倡扬。班固这种基于中土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的心态和眼光,是中原看待巴蜀地区的一贯态度。特别是在汉晋以来区域政治冲突和文化竞争激烈的政治分裂时期,中土“华夏”鄙视四裔“戎狄”的文化心态表现得特别突出。例如三国时期曹魏官方的文告中,除了将刘备集团定位成政治敌人加以痛恨外,还把其与“化外”的四夷等同看待,借以突出自己的文化正统地位。这种基于地域差别而形成的政治、文化优越感,在当时魏蜀官员私下的交往中也流露出来。据《三国志·许靖传》载,魏臣王朗致信蜀臣许靖:“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历观夷俗,可谓遍矣;想子之心,结思华夏,可谓深矣。为身择居,犹愿中土;为主择 (居)安,岂可以不系意于京师,而持疑于荒裔乎?”[9]968-969我们发现,汉晋时期,由于巴蜀地区自身地域特色的存在,以致中土人士看待巴蜀地区的传统眼光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二

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中提到:“古代巴蜀,自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文物有独具之特色,其与中原文化,尺短寸长,各有所适。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异致,世乱则离。”的确,在巴蜀这一族群复杂、文化多元的地区,缺乏凝聚与统一的坚实基础,因此如何消除其地域性差异,加强地方社会对中央的认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对民众精神影响极大的神祗崇拜或民间信仰方面,中央朝廷尤为重视。秦统一全国后,“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7]1371,对全国祭山川之所加以规范,共设官方祭祠十八处。刘邦据有关中、蜀、汉后,除了增立北峙以祀黑帝外,“悉召故秦祀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礼仪。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10]1210。由此可见秦皇、汉武在实现政治一统以后,亦在全国信仰领域建立权威以统一民众的精神生活。他们采取规范全国祭祠等措施,把地方神祗和祠庙“收编”入王朝官方祭祀制度框架内,希望借助地方神祠与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将中央的支配和控制力延伸到边缘社会底层,造成“天下一统”的气象,进而达到建立秩序、稳定国家的目的。

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势力的扩张,“罢诸淫祀”的呼声日盛[10]3344。汉元帝时的贡禹、韦玄成等人,批判以往的国家祭祀制度,希望整顿自高祖、文帝、武帝以来所设置的神祠,最终导致后来汉成帝时的郊祀礼改革,罢掉各地神祠,将众神请至首都长安之南北郊受祭。汉成帝郊祀礼改革,整顿了地方神祠系统,淡化了其作为国家与民众间中介的角色[11]。王莽篡位后,好神仙之说,“(莽)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骛雁,犬当麋鹿,数下诏自以当仙”[10]1270。王莽多祀鬼神之举,刺激了民间信仰的复兴,同时又由于国家旧有祭祀体系功能的萎缩和丧失,祭祀之仪生命力逊于根深蒂固流传不绝的民间信仰,最终导致民间信仰突破国家宗教的一统控制,恢复到自生自灭的无序状态。东汉时期,各色人物通过占卜、修仙、符水治病等方术“借术立教”,使早期道教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巴蜀地区五斗米道等宗教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与儒家正统思想相对抗的文化实力,并且逐渐渗入政治。东汉末益州牧刘焉“阴图异计”[9]867,一度依托张鲁五斗米道扩充势力。张鲁以五斗米道笼络信众,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割据集团。西晋李特在同当地豪族、官府的军事斗争中,与信奉天师道的范长生结盟,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成汉”政权。张鲁、李特独立政权能产生和维持较长时间,宗教和政治因素的结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张鲁和李氏集团,在地方文化资源中抽取元素,各自应用,利用排他性很强的地方宗教力量来掌握巴蜀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巴蜀民众产生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进而形成对抗中央势力的基层力量。但是五斗米道一类民间宗教长期被官方“主流文化”所排斥和打击,这些主要存在于下层或边缘区域的文化力量始终影响有限,声势相对较小,没有太大的政治作为。

需要留意的是,虽然五斗米道、天师道等这类“非主流”文化被官方贬斥和边缘化,但作为一种地方文化资源,在巴蜀这一文化传统深厚的区域,难以彻底断裂或被消除,特别是在王朝政治变动剧烈、国家无力推动和强化文化整合时,地方文化顽强的影响力很容易重新彰显出来。唐末五代时期,中原长期战乱,蜀地道士杜光庭在志怪作品《录异记》中,记述了蜀地的文化、宗教、政治传统,以及王室的正统地位,试图将蜀地描绘成为一块圣地,使蜀国能在政治上取得独立王国的正统地位。杜光庭最佳的仿效对象,便是西晋时青城山道士范长生[12]。这一例子说明,秦汉大一统以来巴蜀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既有契合又有差异。巴蜀地方文化由于其植根本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以至于巴蜀地区在长期的“一统化”过程当中,即使其物质层面最终化于无形,但某些文化元素还是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相似形态,表现出绵绵不断的内在连续性。

三

巴蜀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其区域内居民散隔,生活较易自给。这种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不仅导致本地文化的发展与延续具有稳定性,不易完全被改变,而且使得该地与全国其他地区之间,缺乏凝聚与统一的坚实基础。因此从实力对比的角度来说,一统王朝的出现与维持,是统治者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对劣势区域实施人为控制的结果。巴蜀史的主题之一,是中央朝廷“一统化”措施与复杂多样巴蜀地方社会之间的角力,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巴蜀地区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拉锯。

秦征服巴蜀以来,随着中央集权体系的建立,巴蜀地区被纳入“中央”和“地方”的格局之内。郡县制和官僚制是中央集权体系建立的重要支柱。这类制度本身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地方行政长官的施政,无论是李冰的富民措施,还是文翁的教民努力,都具有“匡饬异俗”的深刻政治意味[7]245。一方面,在地方民众眼中,官吏们代表君王,行政活动直接体现君王的意愿。另一方面官吏们履行自己行政职责,将君王的影子最大限度地扩张到全社会每个角落,人为地推动巴蜀社会的“一统化”趋势。蜀人对李冰、文翁功绩的肯定和对二人的尊崇,说明秦汉中央朝廷为了努力追求和保障一统政治局面而形成的国家意识和制度,通过这些“吏能”突出的地方官员,得到较为有效地贯彻和实施。与此同时,由于巴蜀地方官员的作为,巴蜀地方社会封闭性、分散性的特征有所减弱,蜀地民众克服保守排外的倾向而心态日趋开放。随着以儒家文化为标准的一统化政策推动,西汉“大一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深入人心,处在帝国西南边陲的巴蜀民众,也许已渐渐觉察到“天高皇帝近”统治秩序的存在,并与遥远的君王及中央朝廷有了上下一体的感觉[13]。

在秦汉魏晋时期巴蜀地区的历史发展中,秦以及西汉王朝为巴蜀融入全国打下极其厚实的基础,巴蜀民众对中央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得到极大的加强。但是东汉以后巴蜀地区分裂局面的屡次出现,证明巴蜀地区与全国的“一体”格局仍然具有脆弱的一面。随着东汉豪族势力的增强、地方土著族群的不断变乱、宗教信仰的狂热、流民的迁徙,使得原来不平静的巴蜀地区政治局势严重动荡,东汉以来的政治发展成为影响巴蜀与中央关系的分水岭。在中央朝廷控制无力的情况下,各种地域矛盾助长了巴蜀地方的离心力。经过三国分离之后,西晋的短暂统一,也没有根本上解决巴蜀地域矛盾,同时还造成成汉政权的割据。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全国政治大分裂以及朝代更迭频繁,东晋朝廷以及后继政权对巴蜀地方政治势力多采取防范和压制的态度,这是其治蜀政策上的重大失误。东晋以来中央与巴蜀本土政治力量未能有效沟通,导致巴蜀地区纷乱不止,以至于后人形成蜀人“乐祸贪乱”的看法[14]1369。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说益州“世乱先违,道治后服”,这即是后世“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提法的开始。准确地说,这主要是指东晋以来的现象。直到隋唐时期,由于中央王朝注意加强与巴蜀本土政治力量的沟通,巴蜀政治才真正融入全国统一政局,成为全国统一政局中名副其实的组成部分,巴蜀政局的侨土隔阂、冲突也才逐渐泯灭[15][14]96。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言:“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而蜀人亦不复以中土为远。唐宋以降,蜀与中原方融为一体。”[1]7

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局面存在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政治统一了,文化不一定统一或者不一定能够被统一;同样,政治分裂了,文化也不一定就发生断裂。由于统一时期政治力量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在分裂时期,巴蜀地区维系统一的文化力量,在引导政治统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孙述、刘备政权晚期,当“天下”局面有再度统一的迹象时,结束割据、恢复统一,往往成为巴蜀地区民众特别是正统观念较强的士人的共识。又如在五胡十六国的“天下丧乱”时期,蜀地的学人更是以强烈的正统意识,劝告成汉李氏归正返本。当时之东晋政权,虽然名曰“中央”政权,其实是偏安江南的地方性政权,象征超过实际。但东晋凭着以“衣冠礼乐”为表征的华夏文化优势,以及传统心理因素的影响,往往成为蜀地士人心目中的“正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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