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辩和内省:美国20世纪初南方重农主义的话语模式

王 欣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1930年,一群美国南方知识分子以“十二个南方人”的名义,出版了论文集《我要采取我的立场》,掀起了声势颇为浩大的重农主义运动。他们回望南方的过去,从南方的家庭、宗教、文化、经济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比较南方农业文明和北方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差异,颂扬传统社会的优越性,对南方叙事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作为美国南方社会一桩重要的话语事件,重农主义话语虽然表面上针对北方的实用主义,维护代表南方立场的制度体系,但其内部却充满着不和谐的声调,表现出同权力文化的合谋。用重农主义主要代表人泰特 (Allen Tate)的话来说,重农主义可以分为“雄辩型”和“内省型”的两种话语模式,即“与人争辩产生散文,与自己争辩产生诗”[1]101。一方面重农主义话语为南方辩解,同北方争辩社会价值取向应该偏重经济还是文化;另一方面重农主义者内部也充满矛盾,他们对过去的反思以及对南方的定义各不一致。

对于重农主义话语中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两种话语模式,不同的评论家有不同的理解。辛格认为,“引导这些重农主义者的内在力量都一样,也都处于 [南方社会]文化过渡时期的困境中”[2]。而廷达则指出,“重农主义与其说证实了是一种社会经济力量,不如说是为文学创作所准备的语境”[3]。这两种意见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出发,探讨两种话语模式不同的来源。杨 (Thomas D.Young)、黑尔曼 (Robert Heilman)、拉宾 (Louis D Rubin,J R)等偏重于雄辩型话语模式。他们认为,重农主义话语出自美国牧歌生活的传统,抗议现代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其作用可以和《瓦尔登湖》相比;洛桑 (R.Alan Lawson)、佩尔 (Richard Pell)、欧布朗 (Michael O’Brien)则拒绝将重农主义话语和美国传统相连,他们从内省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话语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地方主义的运动。同样,辛普森 (Lewis P.Simpson)也将重农主义话语视作南方社会的“回顾” (backward-loo-king),掺杂了一种英雄主义式的对厄运的挑战,以揭示“神话和传统那蛛网般的秩序”[4]187。作为20世纪初美国重要的社会话语,重农主义引起诸多研究并不奇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这种陈述是怎样出现的?作为话语事件,为什么出现的是两种看似冲突的话语模式?它们之间的关联和差异,以及它们所体现的重农主义话语内在的张力和冲突。

一、重农主义话语产生的语境

重农主义话语的产生,并不是南方社会中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社会语境中各种力量塑造的结果。20世纪初的南方受到各种话语的指责。1924年,谭恩巴姆 (Frank Tannenbaum)发表《南方更黑暗的时期》(The Darker Phase of the South),批评南方文化的愚昧和落后。同年,前阿拉巴马州平民党党员斯卡格斯 (William H. Skaggs)在《南方寡头政治》 (The Southern Oligarchy)中讨论“南方各州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困境;维拉德 (Oswald Garrison Villard)不断在《国家》(Nation)杂志中声讨私刑的野蛮;而杜波依斯 (W.E.B.DuBois)则在《NAACP的危机》 (NAACP’s Crisis)一文中批评南方种族习俗[5]160。这段期间,田纳西州的“猴子法案”更是成为美国南北对战的焦点①1925年,田纳西州议会通过《布特勒法》(the Butler law),该项法案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任何否定圣经创世说而代之以人类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成”的进化论。不久,阿巴拉契山区戴屯小镇上的年轻教师约翰·斯寇普 (John Scops)在学校教授进化论而被诉讼。“猴子法案”引起世人广泛的瞩目。人类历史上首次采用电子通讯 (收音机)现场直播审判过程。从7月13日到7月21日,审判历时8天。最终,陪审团却只花了9分钟就得出了被告斯寇普违法的结论,斯寇普被判罚100美元。霍博森认为,猴子法案“最强烈地戏剧化了南方地方主义和现代、世俗世界之间斗争。这个事件迫使南方人公正地面对南方以及他们自己在其中的位置”。Fred Hobson,Serpent in Eden:H.L.Mencken and the South,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4,p.148.。在这些话语事件中,南方是北方批评的对象,成为话语的客体。由于北方在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上都拥有话语权,所以在北方的话语规则中,南方是落后、野蛮、无知等的代名词。而对南方人来说,这种文化话语的攻击类同于记忆中失败的内战。不难看出,重农主义采取《我要采取我的立场》作为重农主义宣言的题目,是一种模仿先辈在内战中对北方宣战的行为。“我要采取我的立场”取自歌曲“迪克西!”中的一句歌词,这是内战中南方联盟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就职典礼的演奏曲。重农主义者借用这个标题表明了同北方再次争辩的决心,并且使用“十二个南方人”的签名来凸显南方主体身份,以颠覆北方在话语链上的主导地位。

重农主义雄辩的对象不只针对北方的主导话语,也是对南方社会转型期新南方教条的抗议。重农主义者奥斯里 (Frank L.Owsley)曾指出,由于“新南方福音引起南方智力和道德的贫瘠”,所以重农主义运动和南方文艺复兴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抗新南方教条的战斗”[5]151。内战之后,新南方教条提倡以发展经济来恢复“老南方”,但却没有给南方带来预想之中的繁荣。甚至到了1930年,美国的国情咨文报告中,南方仍然是“美国头号经济问题”[1]22。新南方教条不仅在经济上没有提升南方的地位,而且在文化上也使南方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门肯 (H.L. Mencken)的批评颇具代表性,他对新南方嘲弄道:“所有它吹嘘的进步,无论在艺术上,知识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和撒哈拉沙漠一样贫瘠。”[5]160重农主义者对门肯的批评非常敏感,不仅在公开场合为南方进行辩护,私下也对南方的历史进行反思,并认为南方的问题并非来自南方的传统,而是源于新南方北方化南方的努力。1927年,泰特对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写信表明,他将不再以任何形式攻击南方,“除非有必要指出老南方最主要的过失是它产生了,不论什么原因,新南方”。戴维森则激动地回应道:“你知道,我和你一样反对新南方这玩意儿。”[5]163可见,“新南方”被重农主义话语涵盖在“北方”的符号下,同属于工业资本主义和这种经济关系所生产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等批评对象。

重农主义者在和北方话语和新南方教条的双重对话中,看到了南方表征的危机。作为话语的客体,南方受到双重约束:北方的批评沿袭了内战以来主导话语制定的话语规则,新南方教条虚假的粉饰则使南方丧失了自己的传统价值和农业文明。因此,南方重农主义话语旨在建立同北方工业资本主义和新南方教条不同的话语结构。这种话语所追寻的理想社会结构不是以现代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的象征,而是以传统和文化作为价值取向的标准。但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过渡时期,作为话语主体的南方知识分子却具有矛盾的立场:一方面他们反对北方对南方的客体化,反对新南方教条北方化南方的努力;另一方面却对南方的本质和过去充满疑虑,甚至对南方的定义也充满矛盾。他们的重农主义话语不仅由社会语境、历史确定了话语编码的原则,也经过了主体意识的过滤、选择和重组,因此呈现出“雄辩型”和“内省型”两种话语结构。“雄辩型”的话语模式以北方和新南方为争辩的对象,属于话语的表层结构,是对主导话语的颠覆行为,体现为工业资本主义和农业文明之间,新与旧、传统和现实之间的对立;而“内省型”话语模式则是对南方过去的反思,属于话语的深层结构,重农主义者通过同“自己的争辩”来明确南方的身份,体现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徘徊,因而产生了诸如“南方伊甸园”或“向后看”等主题。

二、雄辩型话语模式

重农主义雄辩型话语模式采用二元对立式的结构,颠覆北方的话语主体地位。他们用新与旧、传统和现代等符码来解释社会现象,南方和北方被图解为代表农业文明的伊甸园意象和代表工业文明的荒原意象。他们的话语实践通过对经济、历史、文化等的规范来建立话语关系体系。因而,南方式的怀旧对应着历史感,而北方式的“现时感”则是无时性的体现。推而广之,南方对应着“过去”、“传统”、“和谐”、“文明”;而北方则对应着“现代”、“进步”、“机械”、“疏离”等关键词。重农主义雄辩型话语模式旨在对北方的话语规则进行颠覆,重申南方农业文明,建立人们和传统的联系。他们认为,南方的生活方式、传统和文化都优越于北方,南方所要做的不是进行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尝试,而是重新发现农业文明的优越性。兰色姆 (John C.Ransom)对南北的差异具体描述道:北方虚假而机械,南方生活却更和平而田园化。“北方生活是好战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卷入毁灭性的,或自我毁灭性的行为中。南方生活与万物保持和谐,它健全、平衡、健康,为人们提供了人类情感和联系的可能。而北方生活则相反,不平衡不健康。错乱和狂热是它的标志,除了经济联系,它拒绝所有其他的联系。”[6]xix因此,南方反对北方资本主义的同化,认为这种所谓的经济进步不是提升南方,而是使其倒退,并可能使南方沦为北方经济甚至文化的殖民地。

拒绝北方对南方同化的关键是保持南北的差异性,进而保护南方的优越性。重农主义雄辩型的话语模式突出南北之间的对立,强调南方人的身份感。兰色姆在《我要采取我的立场》的开首语中总结道:“这部书中所有的文章都承载着题目之下共同的意思:我们都支持南方的生活方式,反对所谓的美国式或流行的方式;我们都同意能形容这种分歧的最好的字眼是,农业化对工业化。”[6]xix正如兰色姆在声明中所提到的,所有的作者都一致认为农业文化优越于工业文化。他们同北方工业资本主义的争辩维护了南方传统的文化优越感,并且,“签名者们试图建立一个‘有机的南方’,具有独立的思想、意识形态、宗教和经济体制的一个南方”[7]。他们希望南方固守伊甸园的理念,拒绝对物质的迷恋。在《我要采取我的立场》中,每一位作者从不同的侧面入手,描绘分析南方的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南方的文化;分别用四个主题来体现南方的概念,即家庭、地域、闲暇和宗教。他们认为,南方的家庭概念同社区以及社会相连,土地代表着固定的生活方式;以土地为重心的农业文化相比较于工业文化,更加从容,并不总是急于攫取。他们研究宗教并指出,战前南方没有产生一种足以抗衡北方价值观的宗教,因而南方不能有效地挑战北方工业资本主义,造成了内战的失败。而这一切都来自于南北方文化的差异。为了避免北方价值观的渗透,重农主义者充分利用了南方历史记忆再现系统,将南方人的穿着、谈吐、风度、狩猎、社交、政治、演讲、民间艺术以及语言都融为文化的符号;通过对过去的集体缅怀,使重农主义话语成为南方社会共享的话语实践。

借助南方集体记忆,重农主义者将北方和南方的差异塑造成现代和传统之间的二元对立。他们为南方辩解道,传统社会能够联系生活中的各个部分,因此可以创造出如“宗教”或“神话”的文化结构;而现代社会却将这些活动分离孤立,从而毁灭了社会的稳定和谐,破坏了这种文化结构。他们争辩道,现代社会导致了事实和价值,以及文化和经济活动的分离[8]。现代社会的这种破坏性也同样孤立了作家,迫使他们逃离或者反对这个社会。如同沃伦 (Robert P.Warren)所言,重农主义者并非反对科学或实践活动,而是反对它们将物质凌驾于其他活动之上。重农主义者希望通过同北方话语的雄辩,能够建立一种新的社会选择,不是经济占据话语的主导地位,而是文化成为社会价值的依据。

重农主义“雄辩型”的话语模式是一种外在叙事的需要。瑞德指出,这种“雄辩”的原因是:“当一个民族属于世界经济的弱势集体时,就像20世纪20年代为‘发达’经济生产原材料,提供非技术人才的 [美国]南方,往往这些弱势集体的民族分子会采取和南方重农主义者们相同的立场,去反对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这是他们不曾拥有的;他们还坚持,在西方词语中,‘落后’实际上保留了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优越性。”[9]这种话语的抵御是为了预防发达地区在经济上控制,进而在文化上占领。只有通过“雄辩”的话语模式,重农主义才能明确话语主体的身份,明确“谁在说话”的问题。然而,由于重农主义者并没有具体的经济、文化纲领,对南方的定义也各自不同,这种雄辩型的话语模式只是一种表层结构,其深层话语结构体现为“同自己争辩”的内省型话语模式,表现为内部的对立和冲突。

三、内省型话语模式

重农主义者不仅急于和北方雄辩,对自己也充满质疑。格雷指出,《我要采取我的立场》中,重农主义者内部有两种对立,一是农场和种植园的拥护者之间,另外是观念和现实之间,也就是说,是该将“老南方”视为想象概念或比喻呢?还是应该坚持它的现实性[4]234?而在《谨慎的逃逸者》(The Wary Fugitives)之中,拉宾认为,“假设和理念中的这些区别”,不仅是“个人的区别”,而且指示着一种“根本的分歧”[10]。金进一步指出,《我要采取我的立场》反映了“相应文化上的传统和现代,宗教和科学,政治上的州权和中央政府权力,以及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区别”[1]54。这些评论都注意到重农主义话语内部各自矛盾的声音,以及分歧背后的权力关系。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分歧不光来自社会不同力量,也来自重农主义者内部的矛盾。

事实上,由于外在叙事的需要,重农主义话语以“十二个南方人”的集体签名在话语的表层显现出统一,但其深层却负载着十二个作者所代表的不同话语群体各自深刻的情感体验和意识形态交锋,表现出一种“内省型”的深层结构。这种话语模式允许他们审视自我以及相互之间的矛盾,结果发现了不同经历、不同个人记忆所造成的对南方的不同认识。这种话语模式导致他们之间就像“横过巨大的空洞 [朝对方]呼喊”,用戴维森的话来说,重农主义者自身“悲剧性的矛盾导致了痛苦的自我意识,分裂的人格和可疑的后退”。这种矛盾引起的另一个后果是对自己行为的失望,泰特在同戴维森的通信中提到,“我们重农主义的麻烦是我们并不全心全意地相信它,我对此感到痛苦。我回到南方,却感到失望”[11]。另外,“我要采取我的立场”既是他们团结的口号,但也正是这个标题暴露了重农主义者内部的分歧。1930年6月,沃伦自英国给泰特写信,表示他非常不喜欢这个标题。泰特也反对这个标题中南方联盟的地方性色彩,认为过于感情化,会使读者产生偏见,忽视其中更为严肃的主题。但戴维森和兰色姆却反对改变题目,奥斯里 (Frank L.Owsley)和兰尼尔 (Lyle H. Lanier)也同意保留。经过三个月的讨论,泰特无奈地接受了这个题目,但却要求在自己的文章标题下面加上脚注,说明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个脚注也是重农主义宣言中,唯一显示在外的重农主义者之间不和的证据。

在重农主义话语中,内省型话语模式的话语对象是南方,体现出南方社会中不同意识形态的声音,并造成了重农主义者对南方不同的定义和不同的指涉。重农主义者的南方概念相对比较狭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同情南方联盟的,坚持农业方式的 [南方]”[4]85。这种南方概念和他们各自的成长背景和经历有关:每一个重农主义者都参考了个人的记忆,以及特有的家庭历史来表征这块土地,因此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南方理念。兰色姆代表的是南方乡村绅士,他们虽然常常陷入债务,却仍有时间花在运动和游戏上,有着稳定的家庭生活;戴维森则认为,理想的南方人是农民,代表着努力奋斗的边疆开拓者;不管是乡绅还是农民,兰色姆和戴维森心目中理想的南方人都有清晰的过去、身份和家族忠诚感。不一样的是,泰特等则缺乏这种稳定的感觉。泰特的母亲出身于南方贵族家庭,他的妻子戈登(Caroline Gordon)来自弗吉利亚贵族,但他们的家庭都相继衰败。另一名重农主义主要干将沃伦是他们之中最年轻最有才华的一员,但他幼年时不幸一只眼睛失明,而1924年,又遭受严重的精神打击,试图自杀。因此,泰特和沃伦成为另一种声音,他们对过去并没有过多的好感,而对未来也不具备信心。相反,莱特尔 (Andrew N.Lytle)的故乡田纳西州则为他提供了旧时农业主义完美的形象,“内战摧毁了那种生活,但记忆和习惯、规矩等却消亡得更为缓慢。作为一个小男孩我目睹过它 [过去]影影绰绰的存在”[4]87。可见,尽管他们反对新南方教条约束了南方自身发展的活力,他们自己也不得不静止南方,以追溯过去。

《我要采取我的立场》中内省型话语模式不仅体现在不同的风格,也表现为话语规则的互相冲突。不同的作者各自借鉴了平民主义和父权主义的模式,并且各自强调了这种模式的优点,因此出现了极其不一致的生活设计。比如莱特尔(Andrew Lytle)歌颂自我满足的简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住在“狗儿跑去觅食的房中,平时的娱乐是场坝上的舞蹈和乡村歌曲”[6]217。而斯塔克·杨 (Stark Young)描绘的是父权社会的南方的过去,在旧式的农庄里,可以见到白色的廊柱、木兰花和彬彬有礼的绅士。杨认为,“贵族意味着拥有大量的闲暇”,可以用以创造,因此他所捍卫的,是这种贵族血脉的“上流阶层的南方人”[6]358。重农主义者这种内部话语的冲突再现了南方纪念碑式历史记忆消融的过程。单一的、独语的历史话语被逐渐解构,并以互相之间的矛盾对立重新组织话语,南方既不是北方话语中“落后”的代名词,但也不是“老南方”的形象。内省的话语模式使重农主义话语之间充满不连贯和矛盾,为探索南方定义和南方过去,开辟了言说的空间。

“雄辩型”和“内省型”两种话语模式之间充满矛盾,但又互相关联。社会学家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提供了一个话语框架,可以用于理解重农主义话语两种模式的内部联系。本迪克斯发现,落后地区或民族的政府,常常更为重视发展经济现代化和教育,以期弥补同发达地区之间鸿沟,迅速提升社会生产力。扩展教育提高了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作为回应,这些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这个社会摆脱落后的面貌。但随着时间推移,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会批评自身的这种话语实践,甚至排斥这种所谓的进步。本迪克斯认为,这种分裂常常发生在那些知识分子内部,发生在“那些视他们国家的进步是对发达国家的模仿,那些把这些进步看成文化的疏离、罪恶,并更为重视自己民族的、本土的文化力量的知识分子之间”。后一类知识分子常常感到他们和当代人格格不入。但作为现代化的受益者,他们同样拥有“这种意识形态的词汇来解释他们的疏离并为他们的文化辩护。”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化本身正是他们所抗议的”[5]16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农主义者重申农业主义传统的工作,其实正是他们强烈反对的现代化的副产品。

四、结 语

重农主义话语虽然试图颠覆北方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颠覆北方所体现的现代化,重新建立农业文化所提倡的和谐、闲暇的社会关系,建立人们同家庭和土地的联系,但由于他们缺乏相对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策略的支撑,由于内部意见的不统一,他们在社会话语语境中并不占据上风。重农运动30年后,曾经的重农主义者奥斯里 (Frank L.Owsley)这样评价道:“在东方落后世界里,人们仇恨所谓的‘扬基帝国主义’,这种感受类似于1930年《我要采取我的立场》一书的作者们的感受。”[12]奥斯里的回忆表明了重农主义者的两难境地。在北方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再现系统中,南方话语虽然采取雄辩的话语模式,以抵制北方话语以经济发展为标准的价值观念,宣扬在文化上南方生活方式优越于北方,但这种雄辩最终还是为主导话语所遏制;而另一方面,南方话语在重建过去的文化价值时,不得不面临南方日益北方化的现实和残留的传统之间的冲突,因而内省的结果是将生活中两种文化的差异变成历史的距离,简单化为现实同过去的区别。从话语的产生意义看,“雄辩型”话语模式颠覆了北方对南方的指责,使南方成为言论的主体;而“内省型”话语模式建构了有别于新南方的南方意象,也明晰了南方知识分子的南方身份。尽管重农主义话语希望捍卫南方,但两种话语模式交叉下最终再现的却不是单一的形象,而是解构了南方的过去,形成了多元的历史叙事方式,成为20世纪南方重要的社会话语之一。

本文经石坚老师审阅,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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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Utz Riese.The Past as the Tense of Poetry:I’ll Take My Stand and the Fictionalization of Modernity[M]∥Lothar Honnighausen&Valeria Gennaro Lerda.Rewriting the South:History and Fiction.Tubingen:Francke, 199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