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理”入医,医“理”圆融——以朱熹等中医哲学思想为例

程雅君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在中医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有两次重要的哲学思潮大规模地进入医学领域,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学术方面呈现空前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是所谓“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以及杂家、兵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等等。各个学派之间和同一学派内部,由于观点不同,互相问难,彼此影响,不断发生分化和结合,产生新的学派。这一时期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被《内经》的医家们所运用,与先秦时期积累起来的医疗经验和医学知识相结合,形成了中医学的整体恒动观、对立统一观、动态平衡观 ,以及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中药、方剂、针灸、气功导引等学说,为祖国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次是宋明理学对中医学的渗透。由于理学家们对当时哲学界争论的理、气、性、命、心、情、道、器等根本问题,提出了不同解答,形成了理学的不同学派。宋明理学对中医学的渗透,促进了中医学术思想的活跃、学派间的争鸣,使其有了新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云:“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这句话其实蕴含着理学与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说的就是这个时期。

学界对理学、医学关系的研究,更多是从理学对医学的影响着手,很少注意到医学对理学的“反哺”。本文拟从理学、医学是如何“互动”的角度来展开,对“援理入医,医理圆融”内在的逻辑关联作一解析。

一、理学与医学之互相发明

(一)医学对理学的影响——以朱熹为例。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有丰富的“哲医”内涵,这可能并无多大争议。尤其理学,更蕴含有丰富的生命哲理和医学内涵。这首先与理学的时代背景有关。因为理学出现以前,儒学对鬼神之说并无否定,如汉儒承认鬼神的存在;更没有对佛学的冲击和挑战进行系统性应战和批判[1]。而佛教“不生不灭”的教义显然对儒学构成很大威胁。如此,面对以前的“鬼神之说”以及当时佛教虚妄的轮回和转世学说,儒学需要寻求更“真”更“深”更“实”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学说根柢,以撑起儒学之大厦。其次与儒学固有的“人文”精神有关。因为面对佛学的“入侵”,志士仁人没有任何借口回避当时那个近乎严峻的局面。而要“应战”,没有“针对性”的思想武器不行。针对佛教“歪理邪说”,儒学最有力也最有针对性的武器,就是对人体生命现象的更真切认识,以及对自然现象的更准确回答。前者需要借助“医”学实践,后者需要借助“易”学精髓。理学主要是在这种背景下,融摄“哲医”的。

朱熹作为南宋理学的代表,明显汲取了中医学和《易传》思想。他所提出或引申的天、天命、天理、心性、身、血气等概念,已经很明显地融摄“哲医”。这其实说明了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一,就像把中医学当作纯粹的“医学学科”不合学理一样,把儒学当作一种单纯的“人文学科”,也是不全面的。如朱熹就明显升华了儒家心性学说,已不是纯粹“人文”性内涵,其“自然”性的内涵同样丰富。其二,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者把朱熹理论说成是客观唯心主义,可能也需要商榷。如朱熹认为“心身一体”,魂魄不能离开肉体而存在。这样的“生命观”如果说是“客观唯心主义”,至少是对朱子思想把握的不全面。当然,这样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因为不是本文主旨,兹不赘述。

朱熹的“哲医”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理气阴阳”、“天人之命”、“身心性”三个方面。

理气阴阳。朱熹认为理和气是世界本源。关于理和气的关系,他有如下论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朱子语类》卷一)“未有这事,先有这理。”(《朱子语类》卷九五)“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大学或问》卷一)从这些文献,似乎可以得出朱熹认为“理先气后”的。其实未必。因为朱熹同样有论:“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朱子语类》卷一)表面上看,朱子之论很费解,甚至自相矛盾,也因此引起了后学对朱子思想的一些误解。笔者认为,朱熹之论并无矛盾,朱熹关于理气之论的思想精髓要从“中医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去把握,才能豁然开朗。

其实朱熹关于理气的论述就是中医阴阳学说在“哲学”上的运用,他所说的理气关系就是中医所说的阴阳关系。如《黄帝内经》云:“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宝命全形论》);《朱子语类》卷九五云:“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又如《黄帝内经》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宝命全形论》);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集·答黄道夫》)从以上比较,可见朱熹受中医阴阳学说影响之大。再如:“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刘叔文》一)这几乎就是把中医的“阴阳”二字换成“理气”二字来表达而已。张岱年先生的议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朱子综合张程之说,成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系统。朱子的宇宙论,认为世界为理与气所成;其人性论,也以理与气来说,与伊川同……甚注重此两元之统一。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虽不相同,然有其密切的联结,非绝然对立。”[2]

天人之命。理学对天的认识,主要从自然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这可以说是儒学对天人关系的一个根本转变,一个飞跃。而理学这个认识的转变,主要吸收了中医学的营养。《黄帝内经》认为:“清轻者上浮为天,浊重者下沉为地”(《宝命全形论》),这样的“天”已经不是“上帝”之天,而是“自然”之天。天是自然的,天下人也就是自然的。因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朱熹就这样通过引入中医学自然之天人概念,对佛教的轮回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然已散者不复聚,释氏却谓人死为鬼,鬼复为人,如此,则天地间常只是许多人来来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无是理。”(《朱子语类》卷三)

朱熹以“理气阴阳”解释“天人之命”。他说:“天地哪里说我特地要生个圣贤出来!也只是气数到那里,恰相凑着,所以生出圣贤,及至生出,则若天之有意焉耳。”(《朱子语类》卷四)这就说明了天地气数按照自身规律运行,不会干预人事。既然如此,儒者如何对待天命呢?朱子云:“圣人更不问命,只看义如何,贫富贵贱,惟义所在,谓安于所遇也。”(《朱子语类》卷三四)由“天命”到“人命”,朱熹几乎顺理成章地提出:“盖死生修天,富贵贫贱,这却还他气。至‘义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个却须由我,不由他了。”(《朱子语类》卷九八)“若谓其有命,却去岩墙之下立,万一倒覆压处,却是专言命不得。人事尽处便是命。”(《朱子语类》卷九七)

理学在天人关系、天人之命这个命题上引入了“自然”的内涵,意义巨大。如果说儒学入医,给中医学充实了人文性内涵的话,那么医学入儒,则大大充实了儒学的自然性内涵。

由于朱熹充实了理学的自然性内涵,因此在对身、心、性的认识上,朱熹也就较为全面而深刻,既有人文性的内涵,又有自然性的内容。在朱熹理学,身主要是指品格、品质而不是躯体概念的“身”,所谓的“修身”主要是指品格、品质之修养、炼养。心的概念也从最初的思维器官扩展为人的全部精神及精神活动。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的精神本质。比较有特色的是,朱熹认为:心是容纳精神的器官,容纳先天之性,也容纳后天的血气之性。这种“精神”的先后天之分,首次说明了在朱熹理学已经融摄人文与自然,同时也是朱熹理学积极吸收了中医学的一个力证。

心性关系。朱子曰:“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只这些虚处,便保藏许多道理,弥纶天地,该括古今,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此,此所以为人心之妙欤?理在人心,是之谓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虚,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朱子语类》卷九八)可见朱熹认为性是先天之“具”,心是神明之舍。心中除了性之外,还有情和欲。则是心、性之不同。这可说是对孟子“心性”之学的发展。

朱熹充分吸收了中医学理论,结合《易传》太极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理学身心性的理论体系。也正因为如此,朱熹大大充实了儒学的“自然”性内涵,赋予了身心性融摄人文和自然的显著特征。此厥功建伟,虽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由于很少有人去探讨朱熹理学的“自然”性内涵,也就没有得到更深入的继承和发挥,这可能也是儒学研究的一种遗憾和“失落”。

(二)理学对中医的影响。理学对医学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学对医学理论的影响,一是理学治学方法对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后者常常被学界忽略。

理学思想对宋以后医学理论的影响。如果说在朱熹身上,我们看到了医学对哲学影响的话,在朱丹溪、赵献可身上,则能看到理学对医学的影响,从中显见“哲”、“医”互动,彼此促进、互相发明。朱丹溪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重要医论有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色欲箴等。由于朱丹溪“造化”的不同寻常,有医学和理学的双重教育背景,使得其医学思想打下了理学之深深烙印。这些在拙作《金元四大医家与道家道教》以及《道医与术医》(《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都已有论述,这里不再展开。赵献可命门学说深受理学开山周敦颐《太极图》及《太极图·易说》影响。赵氏的命门形象图是周敦颐的太极图的医学副本,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子惧人之不明而制为太极图”,并解释周子“无极而太极”曰:“无极者,未分之太极也,太极者,已分之阴阳也。”认为周子太极图即“一而圆之”,“一”即阳爻,为先天无形太极,“周子一而圆之又涉形迹矣”?赵氏的回答是“此不得已而开示后学之意也”(《医贯》)。值得一提的是,赵氏渊源于理学的命门学说,重视培补命门之火,促成了明末清初养火派的形成,迄今犹有重要的临床实践意义。也正由于援“理”入医,“太极”、“理气”等也就成为耳熟能详之中医学名词。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很多太极理气的内容,《温病条辨》列有一篇《草木各得一太极论》,等等。这些都可证明哲医之互动,不论是对中国哲学,还是对中医学,都是大有裨益甚至是不可阙如的。

理学治学方法对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可能比前者更重要。正是大量的“硕儒”入医,给医学注入了磅礴的新鲜血液,使得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中华医道鼎盛局面出现。这个方面,朱丹溪的开创之功,彪炳史册。从朱丹溪身上可以看到,理学对医者治学方法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不泥旧学,阐发新义;其二是格物致知,由虚转实。而这两条,对于必须“与时俱进”、“务实”的医学科学而言,是多么的重要、宝贵!又如朱肱、郭雍、庞安时等对伤寒论的研究中便运用了发挥义理的治学方法,区别伤寒与温病。温病病因病机新论、治疗温热病方剂的创立,都得益于这种新的治学方法。此外,这种治学方法也直接改变了后人对古典医籍的研究[3]。朱丹溪将自己的医论命名为《格致余论》,李时珍也将医药学称作格致之学,可见理学对医学治学方法的影响,已经是入魂入魄,甚至很难将哲、医泾渭分明,分出孰医孰哲了。

二、援“理”入医、医“理”交融之解析

解析这个问题,首先要对辽宋金元医学史以及两宋理学做一简单回顾。从历史来看,辽、夏、金、元各朝,不但在政治制度上逐渐接受了汉族统治经验,汉化的趋向明显,在文化上也深受汉族的广泛影响。医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各族或直接引用汉族医学,或在自己民族固有医学的基础上,借鉴、融汇汉族医学而有所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该时期医学显著特点有两个:一是各民族医学的交融。契丹族在原始社会时期,人患疾病主要以巫术治疗,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后,契丹族医学在与汉族、回鹘等医学交流中得到了提高。辽灭石晋之后,由汴京掠去医官、方技图书、铜人等,对契丹医学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党项族建立夏之前,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当人患疾病时,多不请医治疗,由巫师占筮、驱鬼。建立西夏后,在汉族文化影响下,逐渐改变了旧俗,吸取汉族先进的中医药学,开始建立西夏的医学。二是学术争鸣与创新。金元时期战争频仍,人民经历着长久的战乱,生活极端痛苦,疫病广泛流行,过去对病因、病机的解释和当时盛行的经方、《局方》等医方,已不能适应临床需要,当时一些医家产生了“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思想。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讨,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形成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展开了学术争鸣。他们在医学理论和医术方面,勇于创新,各成一家,风气所被,延续至明清两代,开拓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两宋理学的先驱和奠基人是周敦颐,邵雍与张载在理学上也有建树,但对理学的发展起了突出作用的是北宋二程,南宋朱熹是集大成者。理学之所以兴起,原因不外二端:一为当时学者们对旧俗学,汉代以来的训诂之学的支离琐碎表示厌倦与反抗;一为受隋唐时期盛极一时的佛教思想和魏晋以来日趋隆盛的道教思想的影响。周敦颐理学是以《周易》与《中庸》的哲学为主体,参酌佛、道二教的思想,以建立他的本体论、心性说和伦理说,其思想自成体系。周氏理学主要是从《易经》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演绎出他的系统,认为宇宙的根源是太极,从它的无始无终无声无臭方面看,又叫做无极。无极的真实与二 (阴阳)、五(五行)的精微凝合而成男女,阴阳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万物生生变化,无所底止。邵雍理学也是由《易经》发展而来,但两仪不是阴阳而是动静。他认为宇宙万物都由太极而生,“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动静的产生,由于神,由神而有数,由数而有象,由象而有天、地、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等诸器。这些数和象都用图说明。张载理学虽然也是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为基础,但是在他看来,太极不是别的,而是气。气受阳性的影响就浮、升,受阴性的影响就沉、降。气聚 ,就形成具体的万物;气散,就造成万物的消亡;阴阳二气相交,宇宙万物化生。张载的太虚即气的思想,乃系将老子的虚无说与《易》的太极、两仪说融合而成,创立了他的理学体系[4]。周敦颐的“太极”、“二气”、“五行”学说及张载关于“气”的学说的进一步阐述,对中医理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宋明理学中的二大派为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都开端于二程。程颢为陆王学派的开山,程颐为程朱学派的先驱。颢与颐虽同言理与气,但对理、气的解释却大相悬殊。程颢认为易就是理,而理则指阴阳二气的变化活动而言,即理指活动,气指质料。程颐则主张道就是理,“理”是“形而上”的“道”,是抽象的;“器”是“形而下”的,是具体的。理气二者相即不离,宇宙万物是理与气所合成的,人类也是一样,不过人类所禀受之气乃秀气,所以人类能成为万物之灵。至于人性可以分为二部,基于理的部分,就是所谓本然之性是善的,基于气的部分,就是所谓气质之性,有善恶之别,禀受清气则善,禀受浊气则恶。程颐理学对明清医学,特别是对温补派主将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程颐开创的学派,由朱熹完成。世称程朱理学。朱熹解释太极就是程颐所谓的理,二气五行之精就是程颐所谓的气。因为阴阳五行之气的结合方式千差万别,所以现象世界的事物也就有各种不同的形体[5]。总之,朱熹理学是以程颐的见解为经,周、张、程及程门诸子的见解为纬,再参以《易经》、《书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的思想结合而成体系,是宋元时代最有学问、最重要的理学家,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也最大。

梳理出这样的脉络,就基本可以回答:理学与医学是如何交融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哲”、“医”交融的现象。医“理”交融与下列因素有关:

其一,医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中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有自己的“道”,这个“道”是中医学的灵魂,支配着中医学的理论和临床。中华医“道”是发展的,一直在“吐故纳新”,即一直在积极吸收最先进的“道”为医学所用。如此,当理学以一种蓬勃的态势发展起来之后,必然会作为一种新鲜血液被吸收到中华医道中来。

其二,与医生的知识结构有关。当大批有理学背景的儒生从事医学研究时,他们必然要用理学的思维来批判、充实医学。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朱丹溪。

其三,与统治者既重视理学又重视医学也有相当的关系。宋代以前人们以医为小道,在士、农、工、商中,医者属工,处于社会末流。但到了宋朝不一样了。宋朝是很重视人文的朝代,同时宋朝皇帝也很重视医学。如宋太宗自己留心医药,搜集有效方剂,又令太医官广集天下良方,汇成《太平圣惠方》,并自序:“朕昔自潜邸,求集名方……无非亲验,并有准绳,贵在救民,去除疾苦……可依方用药,则无不愈也。”北宋元丰年间至绍兴二十一年,多次修订而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北宋末年诏令编写《圣济总录》,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宋前医书,使它们得以流传至今。由于帝王既重“人文”又重医药,这使得“理学”与“医学”很容易成为当时研究的热点。

其四,“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人生价值观。范仲淹为布衣时,到灵祠祈祷“他时得相位乎?”不许,复又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范仲淹的“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道,几乎成为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座右铭。

其五,“孝”字成为“理学”与“医学”的牢固焊接点。理学很重视孝,宋朝统治者以孝治国,而治医是尽孝的必要方法。如宋代以前著名医家张仲景、皇甫谧、孙思邈等均论及知医为孝。使这一思想深入人心的还是程颢、程颐兄弟,程颢首先将医道与孝道并提: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程颐曰:今人视父母疾,乃一任医者之手,岂不害事?必须识医药之道理,别病是如何,药当如何,故可任医者也。理学提倡百行孝为先,经二程这种承前启后的鼓吹,使医儒关系更加密切,元代著名医家张子和甚至把他的医学理论著作冠名为《儒门事亲》,而其间并无事亲内容。从医为小道转变为医为孝道,儒、医共同追求知儒知医。宋代以后医者言必引儒 (道学),理学自宋至清末七百余年,影响了无以计数的医家、医者,这种影响至今犹存。今天称与道教有关的著作、医家为道医,而将绝大多数受理学影响的医家视为正统主流。医学与理学在孝上的合一,使理学对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1]崔大华.儒学引论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89.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19.

[3]李玉清.试论宋儒治学方法对《伤寒论》文献研究的影响 [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2(1):66.

[4]程雅君.阴阳辩证法与中医哲学刍议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5).

[5]蔡方鹿.朱熹理学与经学 [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