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京看日本地方政治

刘 迪

我们东邻东京的故事，值得参考。

今天，日本首相如走马灯一样频繁轮换，但是，日本地方政治却并非如此。以东京为例，40余年来，东京前后只换过4名都知事，即美浓部达吉(1967-1979)、铃木俊一(1979-1995)、青岛幸男(1995-1999)及石原慎太郎(1999年至今)。其中后三名实施的都政，均为笔者见证。

据日本政府2008年度统计，东京人口已超过1300万。可想而知，统治东京，如同统治一个国家一样，并非易事。

一个短命内阁，人们往往还等不到看首相统治本领发挥，他便打道回府，灰溜溜走人。但是，这40年的4名都知事中，有两人三次当选、一人四次当选，这在十分焦躁的政治世界中，堪称长寿政治。

日本地方政府“首长”之所以如此长命，与其地方政治制度设计有关。日本地方自治体的首长(知事)与地方议会议员，同为地方选民选出，但从制度上讲，首长权限要超过议员甚至议会，这种权力构造是地方政治稳定的奥秘。

政治稳定让地方首长有充分的时间为自己下届选举制造政绩。而实际上，在东京都这样的大城市，假如其首长不能做出一些领先的壮举，恐怕他就无法获得选民的信任。那么，在民主政治下，这些都知事究竟有哪些本领?

第一任行政长官美浓部其实是个学者，他曾在东京大学学过经济学，后来从政。

现代大城市是产业集聚的结果，但是，当城市成为经济成长的奴仆时，这座城市便失去自由。经济高速增长中期以后，自民党控制的中央政府推行开发中心主义政策，工业带来的污染、环境恶化严重影响大城市住民身心健康。正在这个时候，美浓部达吉站了出来。

那个时代的东京，空气污浊，河流恶臭。美浓部达吉制定了《东京都防止公害条例》，这个条例比日本中央政府公害标准严格很多，大企业都跳了起来，但民众却支持他。

此外，住房严重匮乏，是东京的重要社会问题。1960年代中期，大量外地务工人员进入东京，他们都在十分狭窄的木板房居住。美浓部达吉大举推行“一家一套住房”政策，要用5年建设100万套住房。70年代初，东京住宅套数已经超过家庭数。

美浓部达吉在其执政后期，继续加大公害对策力度，陆续出台一系列大气污染、水质污染、产业废物、土壤污染等对策。同时，他还提出“建立安全城市”口号，推行车站站前广场与空地的建设，以便住民遇到紧急情况可在此疏散、避难。

美浓部达吉的后任是铃木俊一。他统治东京长达16年。在其任中，他提出建立“多中心型”城市的想法。战前与战后很长时间，东京的商业中心集中在银座、有乐町，但随着人口增多，老的商业中心无法容纳更多人口。在铃木俊一任内，东京都发展了新宿、池袋这样的新型商业中心地区。另外，铃木俊一知事的很多政策也给人留下记忆，如他提出东京湾净化、绿色倍增计划、汽车公害防止计划等。

铃木俊一知事在其最后一任，搞了很多大型规划，如筹办“世界城市博览会”、建设“临海副都心”，这些规划气魄恢宏，但东京却因此欠下巨额债务。

关于青岛幸男，人们印象不太深刻，一是因为他任期较短，只有4年，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任内并没有做出什么重要的政绩。人们唯一能想起的，就是他把前任筹办的世界城市博览会给停掉。

今天的东京都知事是石原慎太郎，他已连任两次，现为第三任。上任初期，他表示要对大银行实行“外形标准课税”、对饭店征收“饭店税”等问题，都表现了这个具有“反骨”政治家的一个侧面。

在上述四任东京都知事中，最让我感慨的是铃木俊一任内后期提出的“福祉城市”目标。这个目标提出，要让东京都残障人，可以自行在城里无障碍通行。今天，东京很多交通要道、电车站台，都铺设盲道。主要公共设施如车站、图书馆、医院、市政设施、厕所等，也都有方便轮椅利用者进出的大门、电梯。

笔者觉得，我们东邻东京的故事，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