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吴文化与馆阁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从钱福《明日歌》谈起

□郭皓政（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海口571158）

明代吴文化与馆阁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从钱福《明日歌》谈起

□郭皓政（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海口571158）

钱福 《明日歌》 吴文化 馆阁文化 茶陵派

《明日歌》的作者钱福是明代弘治年间状元，是茶陵派领袖李东阳的门生，曾供职于翰林院，但由于未脱“吴中习尚”，最终被馆阁拒之门外。研究其人其文，有助于考察明代前期吴文化与馆阁文化的关系。明初流行的台阁体与吴文化是对立的。至成化、弘治时期，茶陵派对待吴文化的态度是取其清雅而拒其轻俗。钱福以《明日歌》为代表的部分作品代表了吴文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可视为唐寅之先驱。

明代从洪武至正德时期，有两大诗坛重镇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京师，这里雄踞着馆阁文化的代表——台阁体与茶陵派，长期主导文坛；二是吴中地区，这里先后涌现出以高启为代表的“吴中四子”和唐寅为代表的“吴中四才子”等，堪称是明代个性化文学思潮的代表。这两大诗坛重镇在明初主要呈现为对立关系。至明代中期，两者之间开始有了较多交流，但也不乏激烈的碰撞。明代弘治三年（1490）庚戌科状元钱福是松江人，来自吴文化区；同时，他又是茶陵派领袖李东阳的门生，曾经供职于翰林院，具有馆阁文人的身份。由于钱福未脱“吴中习尚”，最终遭馆阁除名，回到家乡，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流传甚广的《明日歌》便出自钱福之手。研究其人其文，对于考察当时吴文化与馆阁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明日歌》的作者问题

《明日歌》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且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教育意义，所以被收入现行中小学教材中。但是关于《明日歌》的作者及原始出处，今人却多有误解。流行的观点主要有二：一是承认《明日歌》作者是钱鹤滩，但对钱鹤滩的生平一无所知，误以为他是清代人；二是认为钱鹤滩的《明日歌》乃仿作，原作者是明代书画家文征明之子文嘉。第一种观点明显有误，第二种观点也同样值得商榷。

早期有些中小学教材对《明日歌》的介绍，主要依据清人钱泳的笔记《履园丛话》。钱泳在这部笔记中，提到有一位“鹤滩先生”，是其本家，曾作有《明日歌》，很有教育意义，并全文照录了此诗。原文如下：

后生家每临事，辄曰“吾不会做”，此大谬也。凡事做则会，不做则安能会耶？又做一事，辄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谬也。凡事要做则做，若一味因循，大误终身。家鹤滩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记于此：“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履园丛话》卷七《臆论·不会做》）①

钱泳在文中提到的这位“家鹤滩先生”，即钱福（1461－1504），字与谦，其家临近鹤滩，生平喜养鹤，故自号鹤滩，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弘治三年（1490）庚戌科会元、状元，在翰林院供职三年，后告假归乡，为父守丧，居乡四年。弘治十年（1497），翰林院考核属官的时候，钱福因言行不谨遭到罢免。这在明代翰林官员中是极为罕见的情形。此后，钱福愈加放浪形骸，又七年而卒。钱福生前以文思敏捷著称，为文多不属稿，故诗文多散佚，后人辑有《鹤滩稿》六卷。钱福作为明代状元和八股文大家，在明清时期的名气还算比较响亮。但是到了近代，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钱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其别集也湮没无闻。《明日歌》见于钱福《鹤滩稿》卷一，不过其字句与钱泳的记载略有出入：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明日无穷老将至。朝昏滚滚水东流，今古悠悠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②

钱福的《鹤滩稿》今尚存，并被收入今人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可惜很少有人留意到它的存在，以至于闹出了不少误会。由于《履园丛话》的作者钱泳是清代人，有人便盲目“鹤滩先生”也是清代人。随后，又有人在《四库全书》中发现了《文氏五家集》卷九有署名文嘉的《今日》《明日》二诗，其《明日》诗与《履园丛话》中的《明日歌》十分接近（其实更接近于钱福《鹤滩稿》中的《明日歌》），便认定文嘉是《明日歌》的原始作者“，清人钱鹤滩”之作不过是仿作而已。从《文氏五家集》中找到《明日歌》的“出处”后，较新的一些中小学教材，便将《明日歌》作为正式课文收入。如语文出版社2006年第2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29课为《古诗二首》，包括《今日歌》《明日歌》两篇作品，作者署名“文嘉”。虽然依据《文氏五家集》，这样的署名并没有错，但我们还要提出疑问：文嘉真的是《明日歌》的原作者吗？

我们比较一下钱福与文嘉的生平即知。文嘉（1501－1583）是长州（今江苏苏州）人，是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1470－1559）的次子。钱福比文征明大九岁，比文嘉大四十岁，钱福去世的时候，文嘉不满四岁。所以钱福更有可能是《明日歌》的原作者。松江与苏州相距不远，《明日歌》问世后，深受时人喜爱，在吴中一带广为流传。文征明、文嘉父子均为书法家，于是将《明日歌》作为书法作品抄录下来。同时，文征明还仿作了《今日歌》。明人汪玉《珊瑚网》专门著录书画作品，其卷十五有《文衡山今日歌行草》，可为一证。如果《今日歌》的作者是文征明而非文嘉，则《文氏五家集》将文嘉作为《明日歌》的作者，就更不足信了。极有可能是文嘉在进行书法创作的时候，抄录钱福和文征明的诗歌，被后人误认为是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了。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即后人在编纂钱福别集的时候，无意中将文嘉的作品混入其中。因为钱福《鹤滩稿》成书年代较晚，现存的《鹤滩稿》，是明万历三十六年沈思梅居刻本，所以上述可能性并非没有。但是，在找到确凿证据之前，还是应该承认钱福对《明日歌》的著作权。即使不考虑《明日歌》的影响，钱福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我们在下文将会就此展开较为详细的讨论。

《明日歌》产生的时代，正是明代台阁体逐渐走向衰落，吴文化逐渐复兴的时期。所以，就明代文学史的发展而言，《明日歌》是一首值得关注的作品，它预示了吴中文学乃至整个明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向。

二、明前期吴文化与馆阁文化的关系

元末明初，吴中文坛曾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杨维桢、吴中四杰、袁凯等一批优秀诗人。《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云：“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③所列举的诗人大部分是吴中文人。吴中地区在元末处于张士诚集团的统治之下，张士诚优待文人，颇受当地士人拥戴。明朝建国后，朱元璋便将吴地文人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高启被腰斩，袁凯佯狂避祸，都是典型的例子。④受此打压，吴中文坛一度走向沉寂。

永乐年间，以台阁体为代表的馆阁文学日益兴盛。台阁体受理学影响较深，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对文学的审美价值和个性化表达方式有所忽视。永乐七年，来自吴地的馆阁文人王与太子切磋诗艺，曾招致台阁体代表人物杨士奇的批评，事见杨士奇《三朝圣谕录·永乐二》。可见，明初以台阁体为代表的馆阁文化与吴文化是根本对立的。正统四年（1439），二十三岁的施在殿试中一举夺魁，成为明代来自吴地的第一位状元。施诗文逼古人，《续吴先贤赞》称其“少落拓，宽博衣冠游里中，人多谓之狂生。从博士弟子诵学，而亦好为诗，故时诗近俚，犹有闺门席意”⑤。施性格之狂，诗风之俚，鲜明地体现出吴中文人的特点，本来极有可能与馆阁文化产生一次有力碰撞，可惜他中状元一年后便去世了。

随着明朝享国日久，以及台阁体的代表人物“三杨”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吴文化与馆阁文化的矛盾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天顺元年（1457），吴县人徐有贞因拥立英宗复辟有功而入阁，被封为武功伯，对促进吴中文学融入馆阁文学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吴中文人进入馆阁者日益增多。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昆山人陆夺得榜眼，太仓人张泰也取得高第，被选为庶吉士，他们与后来的馆阁文人领袖李东阳为同榜进士。成化八年（1472），长洲人吴宽在会试、殿试中均取得第一，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定。李东阳对吴宽、张泰、陆的文学成就颇为推重，称吴宽的诗“浓郁深厚，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皆脱去吴中习尚，天下重之”⑥。成化十一年（1475），吴县人王鏊（1450－1524）又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三的成绩进入翰林院任编修，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恪，以道德、文章为时所重。陆深《北潭稿序》称，有明一代之文莫盛于成化、弘治之间“，若李文正公宾之、吴文定公原博、王文恪公济之，并在翰林，把握文柄，淳庞敦厚之气尽还，而纤丽奇怪之作无有也。”⑦可见，在钱福入仕之前，吴中文人已经成为馆阁文人的一支重要力量。袁宏道在《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一文中说：“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词林当天下之五。”⑧“词林”即翰林院，明代的翰林院与内阁关系密切，两者共同构成明代的馆阁文化。这句话也说明当时吴中文人在馆阁文化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不过，吴中文人得以融入馆阁文化，有一个前提，即“脱去吴中习尚”。晚明状元文震孟在《姑苏名贤小记·小序》中提到：“当世言苏人，则薄之至用相排调，一切轻薄浮靡之习，咸笑指为‘苏意’。”⑨所谓“吴中习尚”，大概就是指“轻薄浮靡之习”，同时也包括了文人狂放傲诞的个性在内。

吴中地区在明代中期经济日益繁荣，不满于程朱理学对人性的压抑、大胆张扬个性的社会思潮日益高涨，这在钱福及稍后的“吴中四才子”身上充分体现出来。

三、钱福与馆阁文化的碰撞

成化、弘治年间，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兴盛一时，形成继“三杨”之后馆阁文学的又一次高潮。钱福曾经是茶陵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最终因未脱“吴中习尚”，被馆阁文化拒之门外。

成化二十二年（1486），钱福参加应天乡试中举，次年在会试中落榜。他没有作返乡的打算，而是留在京中，投入李东阳门下。李东阳当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丁父忧闲居在家。钱福初次谒见李东阳时，李东阳命他作一篇《司马温公赞》。钱福提笔立就，文中有“拔茅连茹，公之在朝；青苗变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为元；公之云亡，是为靖康”等语，李东阳大加称赏，认为这几句话精当地概括了北宋王朝的治乱，并向自己的好友谢迁等人极力推荐钱福，称其有抡魁之才，后来钱福果然高中状元。

钱福能夺取状元，与其为文工于法有关。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科状元张以诚也是松江人，他为钱福文集作序，称：“（钱福）初谒李西涯相公，试《司马温公赞》，见者以为西涯所作。西涯于是时老矣，先生以少年能乱其手笔，非工于法能之乎？”为文简整有法，这是馆阁文人必备的素质。在“文”的方面，吴文化与馆阁文化的冲突并不明显。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这一代馆阁文人，比他们的前辈——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文人，更加注重“文”。而这正是吴地文人的一大优势。

但是，吴地文人要想融入馆阁文化圈，光凭“文”还不行，还要“脱尽吴中习尚”，不可恃才傲物。而钱福似乎不懂官场为是非之地，需谨言慎行。他性格坦荡豪爽，经常饮酒至醉，颓然自放，不可绳以法度。醉后放言无忌，得罪了不少人。他因为一句玩笑，得罪了同僚杨守（1436－1512），弘治十年考核京官之时，杨守掌翰林院事，借机将钱福罢免。钱福在翰林院中得罪的不止杨守一人，例如，同样来自吴中地区的王鏊，对钱福也颇有微词。所以，当钱福遭到罢免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为他打抱不平。归根结底，是钱福过于张扬的个性与馆阁文化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翰林记》卷五“考满”条称：“百余年来，儒臣未尝玷清议。自考察之典行，修撰钱福、编修孙清，盖由兹退者。”⑩翰林院历来被视为清要之地，受人艳羡，因考察不合格而被罢免者，在翰林官员中是十分罕见的。此事看似出于偶然，但也有其必然性。从钱福《〈听鹤亭叙别〉诗引》中，我们可以对其在翰林院供职期间的心态了解一二：

文章勋业，垂休命世，在我者惜阴悼时，不敢自后，而究其所成，有幸不幸存焉。则亦何以异此？彼以有尽之年，而区区徇不朽之名者，殆不知偶然之数哉。且出处去就离合反复相寻，而吾生以终，亦人所不免。……若先生抚景放歌，开口酌别，盖得之矣。

此文作于弘治九年，为钱福被黜之前一年。文中流露出人生无常的感受。钱福在文中劝友人不要“区区徇不朽之名”，而应及时行乐，这与馆阁文化背道而驰，暗合了在吴文化区即将到来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

四、钱福与吴文化的复兴

钱福归乡以后，更加诗酒自放。关于他有许多传说。如宋禹成《万椿堂集》记载了一件趣闻，大意是：钱福归乡后，听说扬州有一妓甚美，但已从良嫁给了一位盐商，钱福特地去谒见盐商。盐商设宴款待，席间让歌妓出来斟酒，趁便索诗，钱福不假思索，挥笔书就一绝：“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见《鹤滩先生纪事》）从中既可见其才思之敏捷，也可以看出其玩世不恭之意。钱福后期诗文多为此类作品。在正统的旧时代文人看来，这些作品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作品恰恰是个性解放的体现，自有其时代进步意义。

钱福才思敏捷，传世的作品应该有不少。嘉靖间，董宜阳搜辑其遗稿，编成《鹤滩稿》，总共只有八卷。董宜阳《钱与谦太史遗稿题词》云：“太史鹤滩钱先生天才骏逸，学宏气畅，落笔翩翩有一泻千里之势，故当时以真状元目之。惜其在朝日浅，而复以强年早世（逝），稿多不传。先辈唐学宪龙江、陆文裕俨山与今张谏议白滩，俱尝收辑成帙，先后皆煨于回禄，岂亦有数存耶。”钱福诗文存世数量不多，除了董宜阳提到的原因，如强年早逝、文集“煨于回禄”即毁于火灾之外，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后人考虑到钱福的状元身份，删去了很多俳谐之作、鄙俚之词。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云：“鹤滩吟情以捷敏胜，故自解春雨后，凡俚词俪句，动辄归之，此选家皆弃不录也。”⑪《四库全书总目》亦云，钱福“诗文以敏捷见长，故委巷鄙俚之词率以归之。今观是集实少俳谐之作，知小说多附会也。”⑫这似乎因为钱福曾经是状元，有“为贤者讳”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在《鹤滩稿》中看到的，大多是钱福入仕之前和在翰林院为官期间的作品，表现其罢官之后放浪形骸生活的作品很少。

尽管如此，在《鹤滩稿》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不少颇能体现吴文化特色的作品，如卷一《爱菜歌》：

我爱菜，我爱菜，傲珍羞（馐），欺鼎鼐。多食也无妨，少食也无害。古之圣贤都从这里过，所以造得熟境界。南山芝也在，北山薇也在。四皓与夷齐，有菜不屑买。寒酸不敢望膏腴，自有经天纬地大气概。士知此味学业成，农知此味仓廪盈，工知此味技艺精，商知此味货利增。但愿士夫知此味，莫教此色到苍生。假如我爱菜，人爱肉，肉多徒负将军腹。家常一碗黄粥，此生自享清闲福。

此诗浅显易懂，琅琅上口，且包含着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与《明日歌》风格极为接近。

钱福罢官归乡的次年，唐寅乡试考中解元。弘治十二年（1499），唐寅进京会试，因涉嫌科场舞弊案被谪，归乡后纵酒不羁，走上了与钱福同样的生活道路。也许是因为钱福的家乡不在吴文化区的中心，也许是其恃酒傲放的形象不如唐寅那么鲜明，钱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名气远不如唐寅那么响亮，但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吴文化特色是一脉相承的。

除唐寅外，“吴中四才子”中，徐祯卿于弘治十八年考中进士，虽然名次非常靠前，但因貌丑未能进入翰林院，转而加入“前七子”，走向了与馆阁文学斗争的道路。他被视为吴中诗人之冠，其诗以情深著称。祝允明和文征明都在科举考试中屡屡受挫。祝允明早年苦学上进，晚年放荡不羁。文征明于嘉靖二年（1523）54岁的时候，经人推荐进入翰林院任待诏，不久便因为不堪忍受馆阁文化的氛围，辞官回到故里。他们都和钱福一样，早年梦想融入京城的馆阁文化圈，后半生则向往过一种个性解放的生活。

严迪昌先生曾将吴文化的特色概括如下：“吴人文化传承中之雅能不固僻、不迂滞；甚而不排斥俗趣，然俗而不放失、不媚世。雅中见俗，俗能近雅，雅而清，俗而通，骨力所在是守志不堕。”⑬笔者以为，就诗歌发展而言，吴中文人“雅而清”的传统至少在元代就已形成，明代以茶陵派为代表的馆阁文化对吴文化的接纳，主要是对“雅而清”传统的接纳。而“俗而通”的传统，则是在明代中期，由钱福、唐寅等人发扬光大。

弘治时期是馆阁文学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以前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兴起，对馆阁文学造成了沉重打击，馆阁文学从此不再是明代文学主流的代表。前七子大多是北方人，当他们向馆阁文学正面发起冲击的时候，在钱福、唐寅等南方士人身上，也体现出吴文化与馆阁文化的激烈碰撞。钱福与唐寅等人命运的巧合，就他们自身而言，或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对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而言，自有其必然性。

① 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② 钱福.钱太史鹤滩稿[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③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廖可斌.复古派与明代文学思潮[M].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

⑤ 刘凤.续吴先贤赞[M].明代传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1991.

⑥ 李东阳.麓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⑦ 陆深.俨山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⑧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袁中郎文钞传记[M].上海：世界书局，1935.

⑨ 文震孟.姑苏名贤小记[M].明代传记丛刊本，台北：明文书局，1991.

⑩ 黄佐.翰林记[M].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⑪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明代传记丛刊本[M].台北：明文书局，1991.

⑬ 严迪昌.吴文化雅而清，俗而通[A].人民论坛.2000.4.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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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皓政，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