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儒经与儒行的完美结合

□程时用（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510300）

《颜氏家训》：儒经与儒行的完美结合

□程时用（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510300）

颜氏家训 儒经 儒行 结合

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本质是儒家文化，文章以《颜氏家训》为例，论述了此作中蕴涵的儒家核心思想和行为总则——仁义孝悌的儒经及中庸之道的儒行。

一、古代家训与儒家思想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解说儒学经典的人愈来愈多，“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仿，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经典之作被披上神秘的外衣，变得高深莫测，使人敬而远之，儒学思想只能囿于统治者和读书人的狭小圈子里，儒学的传播受到了极大制约。

然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思想形态的儒家思想绝不能弃之不用，明智的帝王、有远见的名望之族乃至一般的士大夫为立身免祸、传家保国，都非常重视对子弟的训导，但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把儒学思想传给子孙后代，正如颜之推：“吾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于是，作为家庭教育的教科书，传统家训拓展了儒家思想社会教化的视角和领域，加速了儒学的社会化过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流传，中国古代的家训卷帙浩繁，资料十分丰富，但家训著作中无不贯穿着占“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家训文化实际上是儒家的家训文化。

儒学思想作为一种人生哲学思想，包含了人生处世的方方面面，但核心思想是仁义孝悌，行为总则是中庸之道。作为儒学民间版本的古代家训，集中地体现了儒学的核心思想和行为总则。特别是被誉为“家训鼻祖”的《颜氏家训》将仁义孝悌的儒经、中庸之道的儒行贯穿于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是家训的优秀代表。

二、《颜氏家训》中的儒经

颜氏“世以儒雅为业”，名扬儒林。颜之推“早传家业。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身处南北大分裂大割据的动荡时代，他“身经三代之悲，一身而三化”，写下《颜氏家训》这部不朽之作，苦口婆心地教导子孙读书治学、立身处世、为官从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等。

1.以仁义为节文

仁义作为儒家重要的伦理范畴，战国时期孟子进行了明确的论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这里“兄”包括一切长者，不单纯指与自己有亲族关系的长者，人要不独亲其亲、独尊其尊。亲亲之仁与敬长之义是人性的最基本内涵与表现，而智与礼则是对人性之善的认知、持守与实践。汉儒董仲舒继承其说，将“仁义”作为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则。颜之推继承了孟子、董仲舒的仁义精神，结合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认为“仁义”是“士”的人生追求与人格志向，是君子人格的内在本质：

“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欲党人非义之事也。凡损于物，皆无与焉……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这段话深刻体现了“仁”与“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保障的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仁者，义之本也”；另一方面“义者”又是“仁之节也”。“仁”是以亲情之“爱”为本根的，而“义”出自理性之“宜”，是对“爱”的节制。本来，乐善好施、崇尚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人之深情，往往失之偏颇，“今有施则奢，俭则吝”，俭朴之人过于吝啬，好施之人过于奢侈。古人仗义疏财、广济他人，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今天应该发扬这种传统美德：“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这是仁义之人应具有的基本品格。

颜之推把仁义当做道德价值判断的法则，人在称谓、避讳、居丧、结友、迎送等方面行为的善恶、是非、美丑，都必须以合乎仁义与否去衡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凡是符合正义的事，都应不惜代价去履行；凡是不义之事，都不应参与。作为家长，从小要教育孩子走正路，那种丧失国格、人格的事，即使能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也不应鼓励孩子去做：“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这种仁义结合的处世之道，调节和制约了人们的谋利行为，避免了各主体的利益相互伤害，直接效果就是带来颜氏家族的长期发展，最终有利于世族大家、社会的稳定。

2.孝为百行之首

“孝”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范畴，几千年来一直为我们所重视。西汉时期，由于儒学至尊地位的确立，“孝”被扩大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系统的孝道。“孝”不仅是人的行为的根本法则，是维系家庭的感情纽带，而且是治理天下的核心理念。

颜之推继承“以孝为本”的忠孝观念，“孝为百行之首”，“全书皆本之孝悌，推以事君上，处朋党之间，其归要不悖于六经，故旧史皆入之儒学。”他强调晚辈对父母应该“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不仅要在在世时“事之以礼”，而且死后也要“祭之以礼”，这是“孝”的要求。他自己从小学习圣人教诲，遵守传统的礼仪规范，大小有节，以至于“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规范。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父母全而生之，死全而归之，可谓孝矣”。在传统观念看来，保护自身不受伤害是对父母生命的延续，是实现“孝”道的前提条件。为此，颜之推特意撰写《养生》篇告诉子孙要善于保全养性：“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嵇康着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以上四人都未能做到“执两用中”，没有把握好养生分寸，顾此失彼。颜之推要求子孙以此为戒，并且在保全性命的同时要将道德价值看得高于生命价值：“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虽然应该珍惜生命，但为“行诚孝”“履仁义”“全家”“济国”而捐躯是值得的。

“悌”是对兄长的顺从，在儒家伦理思想与家训文化中都是连用的。在兄弟关系上，颜之推强调兄友弟恭：“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在宗法大家庭中，兄弟关系之重要仅次于父子，也是子侄关系、妯娌关系和奴仆关系的基础。如果兄弟关系不睦，就会“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所以需要大力维护。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立身扬名、尊显父母是孝道的最终要求。在仕宦上，颜之推遵循着“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中庸原则。他流离播越的经历，使他既不像为主而终、杀身成仁的屈原，也不像归去来兮的陶渊明，而是审时择主，只要有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就会“入世”，所以他历仕萧梁、北齐、北周、隋，既为旧主效忠，也为新主尽力。“家训流传者，莫善于北齐之颜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则为孝子，许国则为忠臣。”

三、《颜氏家训》中的儒行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行为准则，是超越具体思想的一种哲学原则，《颜氏家训》“盖序致至终篇，无不折衷今古，会理道焉”，中庸思想贯穿于修身、为学、处世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1.中庸与修身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抱负的基础。南北朝时期，家族的兴衰系于家族每个成员，家族成员个人的德行修养及行为直接关系家族的门风和声誉，影响到家族地位的升降和个人的前程，因而修身又赋予了保全家族的时代内涵。

颜之推对士大夫修身有独特的见解：“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他认为涵盖生活每个方面的“风操”是士大夫修身的主要内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礼经中一成不变的“风操”已无法和千变万化的生活一一对应了。所以，当礼经中的“风操”成为修身、处世的依据时，人们需要根据时中原则，与时俱进，把握分寸。反之，如果抱残守缺、不知变通，会适得其反。

为了告诫子孙做到执两用中，获得“中”的适宜，达到“中”的度，颜之推列举了一系列反面事实，对墨守成规的“过礼”现象含蓄地进行了批判“：梁孝元世，有中书舍人，治家失度，而过严刻，妻妾遂共货刺客，伺醉而杀之”、“世间名士，但务宽仁；至于饮食馈，僮仆减损，施惠然诺，妻子节量，狎侮宾客，侵耗乡党”“、近在扬都，有一士者，呼梧桐树为白铁树，便似戏笑耳”，这些事例表明，人们在修身中需要与时俱进，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从全局来把握事物的本质。

结合南北朝士族不学无术的社会风气，颜之推认为修身的最高境界是“德艺周厚”。从德的方面看，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士大夫必须学习儒家的基本理论，作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从艺的方面看，就是要有真才实学“，艺”的内容除了经史百家等书本知识外，还应包括处身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杂艺”，即琴、棋、书、画、数、医、射、投等。只有牢牢把握“执两用中”的原则，充分考虑到“德”和“艺”两要素协调补充、互相结合，人们在“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的动乱时代才可以随处安身。

2.中庸与创作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作为最高尚的道德，追求的最高理想是“致中和”。这种思想反映在艺术中要求把各种对立的成分和谐统一起来，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而否定另一方。颜之推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文学创作中处处体现出这种中庸思想，表现出中和之美。

在创作上，“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一方面，颜之推认识到作家在进行艺术构思、谋篇布局的过程中，必须调养志气，使志气饱满而刚健地抒发思想感情；另一方面，针对萧纲等人提倡的“文章且须放荡”、浮艳的文学创作，他主张“以衔勒制之”，要求作品表现的情感要适度，抒情要恰到好处，要“发而皆中节”，是一种有理性的、有节制的抒情。否则，创作中放荡无度、毫无节制，就会“多陷轻薄”之列。

在体制上，“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颜之推把“理致”、“气调”这些属于思想方面的内容放在首位，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最重要，如同人之心肾；而典故、辞藻如同人的皮肤、衣冠，二者不可偏废，要追求配合适宜、恰到好处，又用“寒木”比之于文章的内容，“春华”喻文章的形式，寒木又发春华，是锦上添花，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定成优秀作品。同时，他又认为“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这种以古为本、调和古今和以实为主、华实并茂的思想正是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中庸思想的体现。

在社会功用上，“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颜之推一方面承认文学应该有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的社会教育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文学应该有滋味，以陶冶人的性灵的美感作用。这种观点，不同于以往，将文学仅看为说教的工具，还重视文学的个人作用，在对立的两端中寻找适中的解决方法，是对文学认识新的发展，是中和美学思想的体现。

3.中庸与处世

颜之推生活在南北朝时期，一幕幕人间惨剧让他深深体会到：在动乱年代安身立命，必须学会中庸的处世之道和立身之法，在齐家、治国等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分寸，恰到好处。

教育子女时，针对“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的社会矛盾，颜之推综合孔子“为人父，止于慈”的观点和《孝经》“严父母大于配天”之说，提出“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的“有威有慈”教育原则。在对待子女上，他特别强调一视同仁、反对偏爱：“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认为对子女施爱不均，必然会导致家庭不和睦，既害子女，又害家庭。在经济开支上，他以中书舍人治家过严而被妻妾所杀和世间名士过于宽仁的事例告诫子孙把握适度原则：“治家”要俭而不吝，不过分严刻或过于宽仁，救助他人“肠不可冷”又“腹不可热”。

治国平天下与仕宦紧密相关。对儿孙的仕宦，颜之推也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乱世莫做大官，这段话论述很透彻，中品以下的官，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不使门庭受辱就够了；高于中品的官，权柄过重，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容易受到倾覆。这种做法遵守中庸之道，符合魏晋南北朝士大夫守雌处弱的为官处世哲学，既保全了家族，又稳定了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颜氏家训》蕴涵的儒经及儒行，不仅是颜氏子弟修身、创作、治家、仕宦等方面的处世法宝，还是颜氏家族稳定发展的望族之道，因为它牢牢把握住了儒家的核心思想及行为总则。并且“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战国.孟子.离娄上[O].

[4]周中孚.郑堂读书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

[5]战国.曾子.孝经.开宗明义章[O].

[6]南北朝.萧纲.帝王家训.诫当阳公大心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广东轻工学院社科项目《传统优秀家训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之研究》（编号：SK200917）

程时用，文学硕士，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从事古代家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