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传奇《绣襦记》“寓情于理”的特色及其生成原因

□张 英（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河南 开封475001）

论明传奇《绣襦记》“寓情于理”的特色及其生成原因

□张 英（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河南 开封475001）

《绣襦记》 徐霖 寓情于理 生成原因

明代徐霖的传奇《绣襦记》是李娃故事流传改编过程中的集大成者。这部作品在故事情节上更为生动完备，在艺术特色上体现出“寓情于理”的特点。《绣襦记》“寓情于理”特色的形成，和明初浓厚的伦理教化思潮有密切联系。

在描述士妓之恋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李娃故事成为古代文人极其热衷的题材。从唐代到明代，随着时代的变迁，李娃故事以小说、南戏、杂剧、传奇等众多文学样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故事内容也因不同时代文人心态的变化和不同体裁的制约而有所差异。较早讲述李娃故事的当推唐人白行简的传奇小说《李娃传》。自唐传奇后，李娃故事在元明两代不断被改编为戏曲作品。南戏《李亚仙》和元代高文秀的杂剧《郑元和风雪打瓦罐》，这两部作品已经亡佚。流传至今的有元代的石君宝和明代朱有的同名杂剧作品《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以及明代徐霖的传奇《绣襦记》。鉴于多数探讨《绣襦记》的论文，对《绣襦记》作者徐霖都论之颇少，甚至还一度存在《绣襦记》的作者到底是徐霖还是郑若庸等人的分歧意见，本文首先对徐霖的生平做以介绍，其次以元代的石君宝和明代朱有的同名杂剧作品《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作为比照对象，重点分析明代徐霖《绣襦记》“寓情于理”的艺术特点，最后分析这种艺术特点的生成原因。

一、徐霖生平

《绣襦记》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问题邓长风先生已经在其《明清戏曲家考略》一书的《徐霖研究——兼论传奇〈绣襦记〉的作者》一文中通过严谨的考证得出结论，《绣襦记》的作者是徐霖。

徐霖与陈铎被并称为“曲坛祭酒”。徐霖热衷度曲，善制新声，词曲造诣颇高。他的曲作清婉雅致，风行于世。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上《徐髯仙霖》云：“（霖）筑快园于城东，极游观声伎之乐。善制小令，填南部词，皆入律，棋酒之暇，命伶童侍女，被其新声，都人竞传而歌之。”周晖《金陵琐事·曲品》亦云“：徐霖少年数游狭斜，所填南北词大有才情，语语入律，倡家皆崇奉之。吴中文征仲（明）题画寄徐有句云：‘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乃实录也。”周晖《二续金陵琐事》卷下又云“：（徐霖）能自度曲，为新声，伎乐满前，无日不畅如也。”徐霖以词曲自娱，以词曲增誉，甚至还因其在戏曲创作上的才华博得了武宗的青睐。武宗曾两次巡幸这位布衣文人之家，而且还曾令其随驾至北京。能够得到皇帝如此青睐，这在当时不仅使徐霖名声大噪，而且也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谈资和创作的题材，陈所闻就曾作过《徐髯仙南巡应制》杂剧，惜今已不传。

明传奇是在继承元杂剧和南戏的经验基础上逐步走向成熟完善的。“在明中期，改编旧剧仍是传奇创作的主流。”①徐霖出生于天顺六年（1462），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卒于嘉靖十七年（1538）。他是“活跃于明初南戏向传奇过渡时期”②的重要曲家，其作品均在嘉靖十七年以前完成。徐霖生活于明代中叶，他的戏曲创作与当时的这种创作潮流相吻合。徐霖创作有八部传奇：《三元记》《梅花记》《留鞋记》《枕中记》《种瓜记》《两团圆》《柳仙记》《绣襦记》，其中大多数作品已经亡佚，完整保存下来的唯有《绣襦记》一种，另外《柳仙记》存有佚曲。在这八部作品中，有七部作品都是改编旧剧，它们在取材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取材于唐传奇的，如《枕中记》《种瓜记》《柳仙记》《绣襦记》；另一类是根据宋元南戏或元杂剧改编的，如《三元记》《留鞋记》《两团圆》③。

二、《绣襦记》的艺术特色

《绣襦记》的本事从唐代已经开始流传，至宋元时，南戏杂剧颇多敷演者，延至明代，编演为《绣襦记》，广为传唱。与现存的元代的石君宝和明代朱有的同名杂剧作品《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相比，徐霖所作的《绣襦记》在故事内容上最为完备，情节更曲折，情感表达更充分。首先，《绣襦记》采用传奇体裁，传奇本身在体制上具备的优势拓展了作品的表现空间：与石君宝和朱有的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四折的短篇体制相比，传奇《绣襦记》共有四十一出，在篇幅上远远超过前两者，更加细致详尽地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在角色上，《绣襦记》中有生、旦、净、末、丑、外众多角色，形成以生旦为主，净末丑外穿插映衬的格局，剧作冷热相间、浓淡适宜；在演唱上，《绣襦记》中各角色均可以演唱，而且各有特色，活跃了剧场氛围，丰富了剧作的表现方式。其次，在情节内容上，《绣襦记》在继承旧有人物情节内容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增饰：增添了家童来兴、伪儒乐道德、鸨儿贾二妈这些下层小人物，剧作对社会的反映面扩大了许多，上至官宦之家，中有落魄文人，下涉仆童倡家；在情节进展中间穿插的东西两凶肆竞争的场景，真实地再现了明代中期城市商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带来的激烈竞争，饶有世俗风情；而剔目劝学一出，独出机杼，惊心动魄，李亚仙的形象因此而大增光彩。最后，在结构安排上，整部剧作采用生旦双线结构，两条线索并行，结构整饬；同时剧作又能前后照应，丝丝入扣：前有乐道德偷盗郑元和的银两逃走时散布流言说郑被强盗所杀，后有郑父不信歌郎是自己儿子之言；前有李亚仙绣襦之举，后有雪天用绣襦护郑之事。整部剧作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衔接紧密。总之，徐霖的《绣襦记》虽本于唐传奇，但在思想内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可谓同中有异。

《绣襦记》是一部融爱情和伦理教化为一体的情理和谐的剧作。此剧以李亚仙与郑元和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将男女主人公相见、分离、重逢、结合的过程铺叙得曲折动人，李亚仙与郑元和两人的爱情也在离合聚散的坎坷磨难和生死考验中逐步加深。李亚仙与郑元和最初的一见钟情基于郎才女貌，随着事件的发展，两人的感情日益深厚。郑元和为真情倾其所有，耗尽钱财，杀马卖仆。从一个衣冠楚楚的书生沦落为流浪街头的乞儿，郑元和为爱情付出了惨痛代价：不仅身份境遇一落千丈，甚至几乎丧命大雪之中。李亚仙对郑元和同样矢志不渝，在两人被鸨母拆散后，她拒接新客，坚守贞洁。剧作第三十一出“襦护郎寒”是两人感情升华的起点，李亚仙对穷困落魄的郑元和悉心照料，两人之间的感情从最初的才貌之恋进入相扶相携的精神之恋。“剔目劝学”、“却婚受仆”和“偕发剑门”三出中，李亚仙舍眼为夫，郑元和中状元后对李亚仙不离不弃，两人之间的感情升华为“忘我的爱”，“不因贫贱富贵而转移的爱”⑨，步入醇厚牢固的臻境。

《绣襦记》虽是讲述文人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但并不以风流艳丽为意。剧作在刻画人物时，不仅注重抒写人物的感情，而且抓住人物道德品格上的可贵之处极力描摹，将其高尚的道德与真挚的感情结合起来，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内涵。这一方面使人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使剧作染上浓厚的伦理教化色彩。剧作中李亚仙洁身自好、立志坚贞、舍己为人，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女性。剧作将她这些道德亮点作为表现的重心。《绣襦记》中第四出【前腔】李亚仙初一出场的言行就颇为不俗，其虽堕入风尘，“而心每悬于霄汉”⑩，事女红，绣罗襦，勤勉自励。随着情节的进展，李亚仙品性上的优点逐一显露。唐传奇《李娃传》中李亚仙在荥阳公子资财散尽后，与鸨母合谋将其甩弃，道德形象沾上污点；杂剧《曲江池》删去这一情节，人物形象较为单薄；《绣襦记》则通过“生拆鸳鸯”一折先点明亚仙毫不知情，后又以“逼娃逢迎”、“孤鸾罢舞”、“剔目劝学”等情节，将李亚仙一往情深的痴情和不惜毁容来警醒郑元和的牺牲精神渲染得淋漓尽致。相比之下，《绣襦记》中的李亚仙形象最为丰满立体，不仅容貌出众，而且品性高洁、有情有义，其剔目之举更将其道德境界升华至顶点，令人敬佩有加。《绣襦记》剧末对李亚仙大加赞赏云：“呜呼，乱臣见于世族，辱妇每出于名门。尔李氏狎邪而白坚贞之志，波靡而励中立之行，是则尤人所难者也！”祁彪佳对此肯定道：“为红裙吐气，为荡子解嘲。”⑪

对人物道德的讴歌是《绣襦记》在人物塑造上的特定手法，曲家徐霖不仅从道德层面上成功地塑造了李亚仙贤惠贞洁的形象，而且还生动地刻画了次要角色来兴忠义仁善的道德品质，使其个性形象更加鲜明。剧作第十六出“鬻卖来兴”一出中，来兴听闻自己被卖的消息后，关心的不是自己以后的境遇，而是主人郑元和的去向。在此出中来兴前后三次苦劝郑元和速归乡井，一片赤胆忠心历历可见。剧作第二十一出“堕计消魂”一出中，郑元和因寻李亚仙再至崔尚书府中，被看守之人一顿痛打，幸遇来兴相救。来兴见郑元和衣衫褴褛，即刻为郑元和换上自己的新衣，还赠与银两，并再次规劝郑元和回乡。所谓患难见真情，郑元和困顿无依时，来兴的仁义举动再次显露出他善良忠厚的可贵道德品质。

三、“寓情于理”特点的形成原因

《绣襦记》中对人物道德品质的热切关注与明代当时的剧坛风气有关。由元入明的戏曲家高明在《琵琶记》中开宗明义，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主旨，赞颂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适逢明初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为正宗，整合社会思想，实施伦理教化。高明的《琵琶记》因缘际会地被树立为典范之作，成为曲家创作效仿的对象。戏曲的伦理教化功能凸显出来，对戏曲创作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成化年间，丘浚更是将伦理化创作推向极端，他在剧作《五伦全备记·副末开场》中指出，“若于伦理无关紧，纵使新奇不足传”。他的《五伦全备记》反复宣讲“三纲五常”，剧中人物只是作为伦理道德的符号而存在，剧情也围绕伦理教化来设置。徐霖的《绣襦记》濡染于这股风潮中，在刻画人物时也较多地关注到人物忠孝节义的道德品质。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曲家们创作了一批具有浓厚伦理教化色彩的剧作，如《精忠记》《金丸记》《双忠记》《连环记》《千金记》《三元记》等“皆以宣扬封建伦理为旨，散发着浓厚的理学气息，即便是属于男女风情剧的《绣襦记》也是如此，可称是古典戏剧中最道学的爱情剧”⑫。但是，写情与教化（尤其有积极意义的伦理道德礼义）之间并非绝对对立，“两者在根本上还是有某种兼容性的”，“有着很大程度的调和和统一”⑬。在徐霖的《绣襦记》中爱情与伦理道德二者之间并未形成制约关系，而是相互生发，得到较好的结合。一方面，剧中人物优秀的道德品质，使剧作在伦理层次上被社会广泛认可与接受；另一方面，剧作对真挚深情的描述，婉转动人，容易引发观者的情感共鸣。因而此剧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舞台上盛演不衰，不断受到好评。吕天成也称赞此剧“词之足以感人如此！”⑭

①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48．

②邓长风．《徐霖和他的〈绣襦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5．

③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54-55．

④[明]吕天成．《曲品》[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49．

⑤[明]周晖．《金陵琐事》[M]．卷二曲品[A]．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111．

⑥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799．

⑦[明]徐霖．《绣襦记》[A]．《古本戏曲丛刊初集》[C]．影印明朱墨套印本．

⑧[明]徐霖．《绣襦记》[A]．《古本戏曲丛刊初集》[C]．影印明朱墨套印本．

⑨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68．

⑩[明]徐霖．《绣襦记》[A]．《古本戏曲丛刊初集》[C]．影印明朱墨套印本．

⑪[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24．

⑫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76．

⑬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91．

⑭[明]吕天成．《曲品》[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49．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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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文学博士，河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戏剧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