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共名”时代的个性化抒写

□汪德宁 陈佳佳（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温州325035）

《百合花》：“共名”时代的个性化抒写

□汪德宁 陈佳佳（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温州325035）

茹志鹃 个性化抒写 话语空间 地域文化

茹志鹃凭着自己的艺术直觉和对生活的独特领悟，建构了《百合花》这一“清新隽逸”的话语空间，超越了“共名”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不仅与作品的创作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折射出作者的艺术个性及其文化性格。

在高唱革命英雄主义的“十七年”，《百合花》规避了“重大题材”的“宏大叙事”和对“高大全”英雄形象的塑造，以细腻柔美的笔调构建了一个日常生活的话语空间，通过精巧的构思抒写人性中朴实、纯洁的美好情愫，给当时燥热的文坛带来一缕“清新隽逸”之风。尽管只是时代激流中的“一朵浪花”，或社会进步大合奏中的“一支插曲”，但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却不容忽视。它超越了“共名”时代的集体话语，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日常生活的个人化写作”的先河。而这种个性化抒写，与作品的创作语境及作者的美学追求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

茹志鹃虽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进行小说创作，但真正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还是她1958年发表的《百合花》。这是作者在“十七年”时期创作出的最优秀的作品，也是最能够显示出其艺术个性的代表作。小说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茅盾先生首先给予它充分的肯定。他说：“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①由于“左”倾文艺思想的干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这部小说的评论主要是针对它的艺术特色，至于作品的取材和主题，则小心地把它规约在“革命战争题材”和“歌颂军民鱼水情深”的政治话语空间内。

今天，当我们排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重新阅读小说文本时就会发现，小说的主题远远不是“描写战争”和“歌颂军民鱼水情深”等政治话语所能涵盖的。作品虽然以战争作为故事背景，也反映出革命年代的军民“鱼水情深”，表现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话语的认同和迎合，但作者对宏大战争场面的有意淡化、对传统英雄形象的蓄意解构，恰恰是对“共名”时代主流话语的反拨和超越，是一种“‘泛政治化语境’下的悄然突围”②。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其女性细腻柔美的笔触，通过细节刻画，挖掘出人性中最丰富、最细微、最纯洁的美好情愫和神圣情怀，谱写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这种基于人性美的个性化写作首先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诗意抒写。作者没有着力于革命战争等重大题材的宏大叙事和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而是聚焦于日常话语空间的精心营构。小说虽然取材于革命战争，但并没有正面描写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而是以战争为背景讲述“我”、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的故事。故事虽然简单，但作者却把它写得生动传神、妙趣横生，并且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不但如此，作者还通过对途中景物、中秋之夜美妙月色的抒情化描写，以及通讯员枪筒里“几根树枝”和“野菊花”的诗意点染，使小说的叙事舒缓、柔婉，富有诗情画意，犹如一条清澈的小溪涓涓流淌，又如“静夜箫声”，空灵、飘逸，而又韵味悠长。对日常话语空间的积极构建和对人间真情的温婉诉说，极大地淡化了战争这一重大题材，表达出作者对人类和平的深切呼唤和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这不仅突破了主流话语控制下的重大题材和宏大叙事，而且超越了“军民鱼水情深”这一狭隘的政治主旨，把作品提升到对人性美诗意抒写的高度。在呼唤英雄的“共名”时代，进行“日常生活的个人化写作”，开创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和写作路径，不仅显示出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也确立了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为了构建这一话语世界，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布局。一是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安排在战斗前的一个中秋，为构建日常话语世界留下了广阔的诗意空间。在我国传统文化里，中秋节是象征和平、团圆和幸福的美好佳节。这一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不仅为故事的展开和人性美的诗意抒写设置了情境，而且构成对战争的反讽和解构。二是大量细节的精心设置。作者以“两个馒头”和“衣服上的破洞”等细节进行勾连和照应，细针密线，使小说叙事自然流畅、富有情趣。三是以百合花揭示主题。百合花，不仅是象征美好情感的爱情之花，更是象征纯洁友谊的心灵之花。作者以此为标题来笼罩全篇，映现出人物纯洁美好的心灵世界，结尾处又以百合花呼应，使小说叙事完整、结构谨严、意蕴丰厚，突破了当时“革命＋爱情”的简单创作模式和单一的政治主旨。

其次，表现为对“小人物”心灵世界的深度挖掘。“十七年”时期，由于“左”倾文艺思想的干预，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成为文艺创作所奉行的不二圭臬。为了迎合“主旋律”，作家们纷纷塑造“英雄形象”，甚至不惜对人物进行任意拔高，从而使人物形象失去真实性。作者没有“随大流”，而是另辟蹊径，叙写“小人物”，努力挖掘出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和人性中最美好的情愫。“我”、小通讯员、新媳妇都是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虽然有“木讷”、“执拗”、“害羞”、“保守”等缺点，但却真实自然、血肉丰满。如通讯员走路时始终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抱过被子慌慌张张转身就走、拿着两个馒头为“我”“开饭”，新媳妇羞涩的微笑、与通讯员的“斗气”、为通讯员缝补衣服上的破洞，“我”故意“逗”通讯员、给他做思想工作等。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折射出他们真诚、朴实而又美好的心灵世界。正因如此，当新媳妇奉上她唯一的结婚嫁妆——一条铺满百合花的新被子、当通讯员扑向手榴弹时，是那么的自然、从容，没有一丝保留，没有半点犹豫，甚至连一点“壮烈”的意味都没有。他们虽然没有英雄的“革命壮举”，也算不上“高大”，但却散发出人性的光辉和永恒的艺术魅力！

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也是她的深刻之处。因为英雄不是一个概念，更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救世主，而是一个个生活在现实中的有血有肉的普通民众。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在于他是否有豪言壮语，也不在于他是否有惊人之举，而在于他是否拥有美好的心灵和高贵的品质。他们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和情感，有着与英雄一样的美好心灵和高贵品质；他们是普通人，也是英雄。对这些“小人物”的真实再现和细腻刻画，不仅是对高大全英雄形象的超越，也是作者在创作上的一次巨大飞跃。

二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艺术创作实际上是一种心理补偿行为，也就是说，通过艺术创作能使作者的某种心理缺失得到补偿或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实际上就是做“白日梦”，我国古代大诗人韩愈认为文学创作是因为“不平则鸣”，这些说法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在解读一部作品时不仅应该“细读文本”，而且应该了解作品的创作语境，从而进一步把握作者的创作动机。正如里德森所说的一句富有启示的话，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西方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弊端在于，一味强调对文本的“细读”，忽视对时代、作家与作品之间关系的研究，割裂了时代与作家、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形式的图解。

《百合花》讲述的是1946年解放战争年代的故事，但作者讲述故事的年代却是“反右”斗争扩大化的1958年。在这一年，由于党内极“左”思想的兴风作浪，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右”斗争。“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弄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人人自危。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甚至连父子之间都要表明立场，划清界线。这场斗争不仅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错划为“右派”，制造了一起起冤假错案。更为严重的是，它彻底摧毁了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真诚和信任，抹去了人性中最温暖、最亮丽的底色，从而导致人性扭曲、人格变态。

在这个风声鹤唳的时代，作者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显然不是为了描写战争，也不是为了歌颂英雄，更不是为了迎合“主旋律”，而是由于当时严峻的政治斗争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以至于使作者缅怀起革命战争年代同志间的那份真诚、纯洁和美好，并由此从心底深处发出对人性美的深切呼唤。这才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真正动机。小说的创作正是对作者这种心理需求的一种补偿和满足。茹志鹃曾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里谈道：“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③

因此，作者有意避开对战争的正面描写，而是选择战斗前的一个生活片段作为叙写对象，并且把故事放在一个月色美好的中秋之夜，以此来构建一个日常生活的话语世界和诗意空间。在这美好的诗意空间里，流淌着的是人性中最柔软、最温暖、最纯洁的情愫。作者通过对人性美的诗意抒写和深切呼唤来排遣心中的那份焦虑和不安。在这“温婉的叙说”和“热情的歌颂”背后，是“冷峻的批判”和“严肃的反思”；在这“单纯的美好”和“诗意的抒写”背后，是“复杂的深刻”和“含泪的微笑”。

这种个性化抒写为作品营造了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话语世界，让人感动于人性之美的同时，体会到作者的沉重和时代的悲哀。它不仅是对“共名”时代集体话语的反拨和超越，更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敏锐感知和独特把握，彰显出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非凡的洞察力。这曲人性美的赞歌是作者内心深处绽放出的心灵之花、思想之花，也是时代大潮中最美丽、最灿烂的“一朵浪花”。它使作者的创作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作家，超越了那个集体话语的“共名”时代，至今仍然散发出醉人的芬芳！

三

这种个性化抒写，不仅取决于作品的创作语境，而且与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有着密切联系，而这种艺术个性是在传统地域文化的孕育下成长起来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会影响，乃至决定它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趣味。经过历史沉淀的地域文化一旦形成，并具有稳定性和恒久性，不可能轻易改变。一位外国人类学专家曾断言：“一个人的文化天性不像一件衣服那样可以随意扔掉，换上另一种新的应时的生活方式。它更像一条安全毯，尽管对某些人来讲似乎已经破烂、过时和可笑，但对其主人却有着重大的意义。”④关于这一点，丹纳早在他的《艺术哲学》里就进行过细致的考察和充分的论证。同时，一种地域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交流、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因子，并进行自身调整，从而形成一种开放性复合型的文化。吴越文化也是如此。它一方面秉承古老越文化中刚烈、坚韧的性格气质和精神品格，如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等；另一方面它又融入吴文化中空灵、飘逸的浪漫气质和超迈品格，如徐志摩、郁达夫、戴望舒等。但在当今的吴越文化中，后者占主导地位，代表着吴越文化的文化性格。再加上清丽秀美的地域风貌，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富足舒适的日常生活，使这种文化具有阴柔的女性气质，呈现出温婉柔丽的美学风貌和浓郁的吴越风味。

作者就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茹志鹃，祖籍杭州，出生于上海，自幼随祖母辗转于上海、杭州两地，深受吴越文化的熏染，虽然后来因参加革命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但这种地域传统文化的文化因子已积淀在心理无意识底层，极大地影响了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取向。她曾经在谈自己的创作时说：“我追求像那些前辈作家那样，能在一个短短的作品里，在一个简单、平易的事件、人物身上，却使人看到整个时代脉搏的跳动；一个普通人物的遭遇，却能反映出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⑤

那么，这种吴越风味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高松年在他的《当代吴越小说概论》中，从吴越小说的文体特征、美学风貌、精神内涵等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周密的分析研究，梳理出小说取材的市井化、感知表达的抒情化、格局氛围的精雅化、人物创造的写意化、语言形态的地域化等具有吴越风味的文体特征，并进一步挖掘了其内在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渊源。⑥吴秀明在《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一书中，把“文学浙军”的审美特征概括为：“吴越风情，自居成色”、“江南文体，别具韵味”、“吴侬软语，尽显风流”等三个方面⑦，指出“文学浙军”在创作中所呈现出的吴越风味，揭示了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吴越风味的审美形态和精神实质进行挖掘，为我们把握它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而汪曾祺的“高邮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叶文玲的“长镇塘系列”、林斤澜的“短凳桥系列”等创作实践，更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之间的隐秘关系。由此，吴越风味在小说创作中大体表现为：取材小（小人物、小事件），布局精巧、谨严，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抒情化、写意化，语言清新、自然、具有浓厚地域色彩。

地域文化培育了作者的艺术个性和审美取向，这种艺术个性和审美取向在作者的创作中不自觉地流淌出来。《百合花》的个性化抒写，最充分地体现了作者艺术个性中的那种吴越风味。它是在吴越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朵灿烂的花朵，也是那个时代创造出来的一个最独特的文本；它属于那个时代，更属于茹志鹃，属于吴越文化。

① 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见孙露茜、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② 吴妍妍：《“泛政治化语境”下的悄然突围》，《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③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见孙露茜、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④ 引自冯利、覃光广编：《当代国外文化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⑤ 茹志鹃：《追求更高的境界》，见孙露茜、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⑥ 高松年：《当代吴越小说概论》，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第212页。

⑦ 吴秀明主编：《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第18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汪德宁，文学博士，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陈佳佳，文学硕士，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