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
——寻找升华的自我——评《紫颜色》与《女勇士》

□张亚丽 （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西 临汾041004）

□董 娜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 太原030027）

融合
——寻找升华的自我——评《紫颜色》与《女勇士》

□张亚丽 （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西 临汾041004）

□董 娜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 太原030027）

少数族裔女性 强权话语 融合

从对立到超越对立，从强制的静默到融合的新生，《紫颜色》中的西丽亚和《女勇士》中的马可辛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实现了升华的自我。

非裔女作家艾丽斯·沃克与华裔女作家汤婷婷均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两位作家在大致相同的年代以各自的代表作《紫颜色》（1982）和《女勇士》（1976）而一举成名，在美国文坛取得了广泛的影响力。前人虽对两部作品分别从二元文化对立和性别对立的角度做过阐释，但是甚少有人注意到两部作品中两位女主人公即《紫颜色》中的西丽亚和《女勇士》中的马可辛，她俩虽出自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却走过了极其相似的成长道路，本文拟透过勾勒两人的成长轨迹来探讨少数族裔女性超越二元对立，以与男性主流社会融合的方式从升华意义上实现自我的可能性。

一

肖沃尔特将妇女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她称之为“女性的”阶段。这一时期妇女模仿并采用男性文化的标准。第二阶段为“女权的”阶段。这一时期妇女开始反对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并提出了在社会和政治领域要与男性平等的要求。第三个阶段为“女人的”阶段。这一时期，妇女作家既反对对男性文化的模仿，也超越了单纯的反抗，她们抛弃了男性社会和男性文化的标准和价值观念，大胆地进行自我探索，追求女性的自我和自主地位。三个阶段的划分学说奠定了妇女文学史的理论基础，但是二元对立的落脚点并不为所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认同。埃莱娜·西苏认为二元对立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总是在一个主导、一个从属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里思考和言说；她深信女作家有能力把西方世界引领出二元对立的概念秩序。①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也提出“两个敌对者相碰，谋取一个协定应该是很容易的，尤其战争对谁都没有好处就应该谈和”②。西丽亚和马可辛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由对立到超越对立的自我实现之路。女性批评中，语言问题历来是一个中心问题。女性成长的初期往往被否决了使用丰富的语言资源的权力，被迫处于沉默无言的状态。③而亚非少数族裔的马可辛和西丽亚则是双重的局外人，她们既要面对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也要面对本族裔男性的性别歧视，加之在非母语环境中英语语言能力本身的弱势，她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于所谓强制的静默中。

《紫颜色》中西丽亚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种族和男性强权的噤声效果。她的生父遭白人用私刑绞死。母亲因此变得疯疯癫癫。家破人亡的境遇直接导致幼小的西丽亚日后多年的悲惨生活。母亲再嫁后完全听命于继父阿尔方索，阿尔方索是一个种族歧视和男权思想共同造就的怪胎，对白人他卑躬屈膝，对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则胡作非为。他多次强奸年仅十四岁的继女西丽亚，致使她生下两个孩子。西丽亚本能地反抗时他厉声呵斥：“你最好闭上你的嘴巴认了吧！”④为了封住西丽亚的嘴，他先是不让西丽亚上学，之后又倒贴一头母牛匆匆将西丽亚卖给已有一堆孩子的某某先生为妻，并且他向某某先生恶人先告状，说西丽亚惯于撒谎，一句实话也没有。婚后某某先生又把西丽亚当做劳动工具和打骂对象，他还将西丽亚唯一的妹妹耐蒂的来信隐藏起来，企图阻止她们之间做任何交流。就这样西丽亚既不能说话更不被人信任，她无异于希腊神话中被姐夫蒂留斯强奸后割去了舌头并加以囚禁的菲洛梅拉：紧随伤害的就是被迫噤声。

《女勇士》中的马可辛从小经由母亲的讲述听到了无名姑妈不堪族人羞辱被迫投井自尽和姨妈月兰遭夫背叛和恐吓而精神失常的故事。家族中这些前辈女性被迫销声匿迹的故事冲击着马可辛幼小的心灵，让她逐渐理解为什么在她生长的这个华裔家庭中会有着“养女不如养鹅”这样让她无所适从的观念。而同样使她无所适从的是“排华法案”笼罩在这个家庭头上的阴影。在家里，因为极度担心被白人当局遣返，大人一再告诫孩子们不可以跟任何人讲出家人的移民身份。在白人的学校里黄皮肤的马可辛因为讲不出流利的英语而被老师认为智力低下，幼儿园时一直不及格，一年级时更被认为是零智商。但马可辛内心十分清楚她的不被认可其实与智商无关。成年后的马可辛在白人主流社会中的工作亦处处碰壁，正当的诉求往往是未及出口就被淹没了。

二

在因无法言说而暗无天日的现实生活中两位女主人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一种想象中的存在交流的方式来宣泄痛苦。写作是妇女打破沉默的方式之一。西丽亚给信仰中的上帝写信，向上帝哭诉继父、丈夫和继子如何虐待她，她相信只要她还能拼写“上帝”这两个字，她就还有所依托。马可辛神交的对象是巾帼英雄花木兰。在想象中，她化身花木兰，七岁上白虎山，发奋学艺十五年，练就一身本领后下山，自己组建军队，杀贪官，惩污吏，为族人报仇雪恨。花木兰一度成为马可辛心目中的女性楷模。

然而与肖沃尔特第一阶段理论相吻合，西丽亚和马可辛在将上帝和花木兰作为倾诉对象的背后正暗含了她们这一阶段对于男性特权的认可。当西丽亚的母亲问她新生婴儿（与继父所生）的去向时，“我说上帝抱走他了，他把他抱走了……然后在树林子里把他弄死了。”无疑在她因为痛苦而变得模糊的意识里，全能的上帝和他继父的形象重叠在一起。如沙格所讲，人们传统意识中神的形象确实体现出男性的霸权，“男人腐蚀一切，他坐在你的粮食箱上，呆在你的脑子里，收音机里，他要让你以为他无处不在，一旦你相信他无处不在就会以为他就是上帝。”一直以来，一个又一个男人的压制和暴力摧垮了西丽亚，迫使她将男人和她脑海中可以主宰一切的上帝等同起来，并心生畏惧。类似的，战场上，男权制下的尚武观念使得花木兰只有女扮男装，所向披靡才得以服众。在她卸下盔甲恢复女儿身之后，她必须表现出一个传统女性的恭顺谦卑，孝敬公婆，传宗接代。花木兰对自己的丈夫说：“我的使命完成了，我会守在你的身边耕田织布，多给你生几个儿子。”⑤正是由于男权思想的长期内化，使得两位女主人公最初都认为只有具备男性特征的理想人物才有可能给她们指引和救赎。

三

与体现着强权的想象中的存在的交流注定不会给两人的处境带来根本的改观。真正激发她们的自我意识的是她们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同盟。

马可辛的母亲勇兰是美国华人移民女性的原形。1939年她为了躲避中日战争只身一人穿越太平洋，与她在纽约的丈夫团聚。在美国，她给孩子们讲故事和中国戏，使马可辛从小就有了要做戏里女勇士的念头，所以才会将族人禁止讲出的无名姑妈的故事放在第一章来写，为姑妈的被人遗忘复了仇，并由此彻底走上一条用文字言说的方式解放自我的道路。西丽亚的继媳索菲亚是一个黑人女斗士，她貌似蛮横，实则那是她保护自己不受男人压制的一种方式，她在暴力面前的无所畏惧和奋力抗争给西丽亚树立了一个抵制性别和种族歧视的榜样。沙格的出现则推动了西丽亚的转变。沙格是唱情歌出身，但她在遭受不公时讲出来的话如剑如矛，似自卫的武器一般。沙格的语言风格逐渐影响到西丽亚，直到有一天西丽亚也敢于当面称对她施虐的丈夫是只“癞皮狗”，这对于以前的西丽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促成西丽亚根本转变的是她的妹妹耐蒂。她从非洲写信给西丽亚，描绘当地奥林卡人的生活，她说奥林卡人对于伊甸园的神话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亚当并不是第一个人，而是第一个白人，驱除亚当和夏娃的也不是上帝而是黑人。耐蒂的这种颠覆性的说法让一直拘囿在困境中的西丽亚明白了在这个广大的世间，原来还有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人们是按照一套让她完全陌生而又向往的章法来生活的。这种解构性的思想让她反思自己的处境，从而在内心更进一步地认可了索菲亚和沙格对自我的坚守，她终于明白：“我们要把自己握在自己的手中。”

四

自我意识的觉醒从根本上讲是两位女性不再以男性和种族强权的标准来判定自己，在思想上从强加在她们身上的他者身份中解放出来。一如当某某先生讥讽西丽亚又穷又黑，什么都不是时，西丽亚大声喊出的“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还不会做饭，不过，我就在这里！”这种对于自我身份的掷地有声的肯定意味着她们不会再生活在强权为她们建构的世界里，而是要在这个世界之外去书写自己。尤为可贵的是两位女主人公并没有选择用激烈和暴力的方式与强权彻底决裂，因为性别之间也好，种族之间也好，“因其相关才有意义”⑥。相反地，她们凭借少数族裔女性特有的缝纫技巧和文字才能架起与强权话语沟通与融合的桥梁，从而在升华意义上实现了自我。

西丽亚也曾在得知某某先生多年以来隐匿妹妹耐蒂的来信之后的狂怒之下有过用他的剃须刀割断他喉管的冲动，然而是沙格又一次指引她强压下怒火，出走孟菲斯去闯世界，在孟菲斯，西丽亚以做裤子为生，很快成立了自己的裤子有限公司，她没有选择一把暴力的剃须刀而是选择了一枚精巧的银针，她不仅凭借传承于前辈黑人妇女独有的缝制百纳被的缝纫才能而自力更生，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更重要的是她的这种生存方式传达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她要通过缝制人人皆穿的裤子的方式，为所有的人创造温暖与舒适，让穿着她缝制的裤子的人能够从二元对立的种族和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从而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如果存在差别，只应当是像裤子的尺码一样的个体差异，而不是对立的种族和性别差异。她不仅热爱着给予她重生力量的女性，她也用大爱包容了曾经带给她伤痛的男性世界，接纳了认真反省了的她的丈夫阿尔伯特，而之前她出于对丈夫的愤怒和不认可一直称他为某某先生。最后读者欣慰地看到，她不仅称丈夫的名字阿尔伯特，而且开始教阿尔伯特怎样做她擅长的针线活。在西丽亚全新的生存方式中，她拥有了独立和自尊，并且在宽容和理解的基础上与男性世界平等相处，重建和谐的精神家园，这正是人类梦想中的伊甸园。

另一个女主人公马可辛，在母亲勇兰的勇敢精神的启发之下由觉醒而转变。她要由一个沉默地听故事的人转变成为一个讲述故事的人。她要做一个用语言进行战斗的女英雄。代表着她母族文化的语言经由母亲勇兰的说故事作为媒介为马可辛以笔为武器的战斗注入了灵感。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是，马可辛发现汉语中“报仇”这个词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报道那些仇恨，报道即见证和记录，所以，马可辛不仅通过讲出不能讲的故事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同时也通过书写将那些悲剧女性们所受的迫害与歧视大白于天下。在马可辛的笔战中，读者不难捕捉到她加入到英语中的那些革新和创造性的文字，双关语，成语，习语，口语，玩笑，双语，新字，这是马可辛从中国传统中，从她母亲讲述的富有反抗精神的故事中借鉴来的，表达一个华裔女性写作者独特风格的语言。并且，这种将扬弃了的母族语言与客族语言相融合的方式也是她作为一个华裔女性写作者在性别和种族弱势中的自我实现策略，这种策略在作品结尾马可辛讲述的蔡琰的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传统意义上的蔡琰故事突出的是一种汉族中心主义，马可辛却对蔡琰另有新解，正如她跟母亲讲的：“我告诉她我也要说故事，故事的开头是你的，结局是我的。”马可辛笔下的蔡琰综合了她之前耳闻目睹的其他女性的特质，却又与她们各个不同，从而成为了马可辛心中的理想楷模。像花木兰那样，蔡琰也经历过战争，并且也从事一种当时为男性所垄断的职业（她是位诗人），但是在创作中她并没有隐瞒自己的女性身份，这意味着在她看来写作并不是男性的特权。与无名姑妈遭遇相仿，蔡琰也受辱于胡人而致孕，但她并没有因此遁入无名，而是能将就胡人的习俗将孩子生在沙地上，并且在之后的岁月里因歌唱自己的流放而赢得胡汉两族人共同的怀念与敬仰，名传千古。她也像勇兰那样跟自己讲胡人语言的孩子说汉语，但是她自己也学习胡人的语言并学着去理解和欣赏胡乐。不仅如此，她还凭借从她父亲的书籍和母语中保留下来的音乐和诗歌的才能创作出著名的《胡笳十八拍》。当她伴着胡乐吟唱这首诗歌时，“胡人可以领会其中的悲怆和愤怒。有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听懂这些词相当于胡人语言中永远流浪的意思”。蔡琰利用并超越身处的双重文化背景将胡乐与汉词相结合谱写出胡人和汉人都能欣赏的歌曲，由此架起了胡汉两个异质民族之间的桥梁。马可辛因此在结尾由衷地称赞“这首诗歌翻译得好”。蔡琰之所以在马可辛的心目中意义非凡，是基于她们相似的身份，两者都是在母族和异族文化的夹缝中挣扎的移民女性。马可辛通过对蔡琰故事的非传统解读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她要效仿蔡琰，不因母族与客族文化中有跟自己对立的成分而选择与两者决裂，而是致力于寻求自己与对立面之间的适应与融合，即两性之间的融合和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从马可辛传承于汉语的文字功力以及她对蔡琰故事别出心裁的解读，读者有理由相信，马可辛会在今后的文字生涯中用自己的笔墨将这个融合的使命演绎得很好。

从静默到新生，从对立到超越对立，西丽亚和马可辛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她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痛苦，付出了代价，但她们都以适应和融合的姿态实现了自我。相较于娜拉的离家出走，埃德娜的投海自尽等这样的悲剧结局，这两位女性升华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更加令人欣慰，因为“在美国，自我的实现是基于看似矛盾意义上的求同存异”⑦。

①⑥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95，293.

② 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512.

③⑦ 程锡麟.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74.

④ 艾丽斯·沃克.紫颜色[M].陶洁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

⑤ 汤婷婷.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张亚丽，文学硕士，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董娜，文学硕士，山西广播电视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