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革命”遭遇性爱——叶紫小说《星》中梅春形象解读

□周黎燕（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的“左翼”小说家中，叶紫并不是最出色的一位。然而，就“左翼”小说家所刻画的革命者，尤其是革命女性形象而言，叶紫中篇小说《星》（1936）中的梅春却是独特的“这一个”。列宁曾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①英年早逝的叶紫自然无法用作品来成就伟大艺术家的梦想，但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梅春以生动的性爱姿态彰显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从而成就“左翼”小说中革命乌托邦女性叙事的另一种姿态。

《星》描写饱受不幸婚姻折磨的农村少妇梅春姐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觉醒，与革命者黄同志恋爱、同居、生子，并最终走出家庭参加革命的经过。拿恋爱与革命交织起来叙述一个热烈的革命故事，是“左翼”小说家惯用的叙述模式。有关“革命与恋爱”的叙事模式，茅盾曾在1935年《“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一文中将之归为三类：“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和“革命产生了恋爱”。但是，小说《星》完成“革命+恋爱”的另一种写法。从文本的表层结构而言，小说似乎属于茅盾所言的第三类，即所谓“干同样的工作而且同样地努力的一对男女怎样自然而然成熟了恋爱”②，然而，叙述者对革命者浪漫爱情的乌托邦想象使小说叙事时时逸出“左翼”小说“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决定爱情”的藩篱，相反，圣洁而崇高的革命遭到人物“强固的灵魂的血肉之躯”的无形挤兑，以至于革命仅仅作为“故事的陪衬”③而起到背景的烘托作用。

作为一个意义丰富、颇具另类色彩的复杂文本，小说《星》力图从女性解放的角度观照中国革命的必然性，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在以往的“左翼”小说中，男性革命者通常是故事叙述的中心人物，作为革命主体力量的化身，他们肩负着指引和推进革命行程的历史重任。但是，在小说《星》中，叙述者对梅春革命的启蒙者——副会长黄同志持暧昧不清的态度。首先，黄同志呈现为一种无名状态，叙述者始终未曾给予他完整的姓名，也几乎没有展开他有关革命工作的具体描述（只有一些片段式的勾勒），除了副会长的身份，读者很难获取黄同志革命者形象的更多信息。其次，黄同志在文本中主要以一个性爱追逐者的形象而呈现，并且，意味深长的是叙述者采用动物性语言予以描绘，如湖边“满脸笑容地“”装了一个拦鸡鸭般的手势”的调笑逗闹，午夜勇敢地从窗门潜入，遭梅春拒绝后仍“像一只狼般地再度地奔向她”的求爱方式，以及去菜园林子约会时“像一只矫捷的壁虎般的”的兴奋雀跃等，都充分展示黄同志对性爱的本能追求与热切向往，相反，革命者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身份意识。

同样，作为故事叙述的主要人物梅春，倘若我们仔细探究她走向革命的过程，那么，与其说是作为个体的人革命意识的觉醒，或感于革命真理的召唤，不如说是由于性爱意识的萌发和燃烧而离家“出走”的女人。梅春这一女性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味。叙述者呼之为“梅春姐”，显然有意渲染她那种传统女性温良贤淑、勤劳本分的优良品德，但这似乎也仅仅是一件华丽的风衣，在一向备受老人赞誉“、贤德”的梅春心中，在“空虚与落寞得像那窗外秋收过后的荒原一般”的灵魂里，涌动着一如“左翼”小说王曼英（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孙舞阳（茅盾的《动摇》）式的热烈、奔放的性爱冲动。长夜独守环顾四壁空无一人的凄凉时时袭击她年轻的心，“有时候，她也会为着一种难解的理由的驱使从床上爬起来，推开窗口，去仰望那高处，那不可及的云片和闪烁着星光的夜天；去倾听那旷野的，浮荡儿的调情的歌曲，和向人悲诉的虫声”。所幸的是，大革命风潮给予梅春满足性爱意识的机会，温和本分的梅春逐渐发生变化，“在她的脑际里，盘桓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摇摆不定的想头”，剪发的举动就是有意识摆脱传统思想桎梏、塑造新我的重要表征。

当然，革命给梅春的自我觉醒仅仅提供一个契机，真正促使她走向叛逆的是情人黄。颇具浪漫的，是梅春对黄同志一直呼之为“黄”，它显然是一种情人之间的昵称，迥然于周围人注重革命纯洁性的称呼——“黄同志”。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小说题目“星”的命名。就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而言，“星”象征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像北斗星那样指引着革命青年前进，而对于深受不幸婚姻压迫的农村妇女梅春，它意指促其觉醒走向解放的光明所在——革命真理。吊诡的是，小说中梅春的情人黄就长着一双“星一般撩人的眼睛”。而对于梅春而言，正是这双“星一般，长着长长睫毛的”“撩人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诱惑并最终点燃她如火如荼的激情生命，冲决她虽遭丈夫冷遇但一向以贤德自傲牢固的心理防线，给予这饥渴的年轻妇人以热力的慰藉和心灵的滋润，而革命也同时成为梅春投入黄同志怀抱后归附的另一处胜地。④

别尔嘉耶夫曾经指出：“性是人的奴役的根源之一，是与人类生命的可能性自身相关的最深刻的根源之一”，他进一步指出，“生理上的性需求在人身上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性需求总是伴随着复杂的心理情况以及爱欲的幻想。”⑤以此绳之梅春的爱欲需求，我以为也很恰切。在其他乡人的眼里，黄同志的眼睛也许可以达到一种“漂亮”的审美效果，但是，在梅春眼里，它更具有“撩人”的、诱惑她摆脱传统而走向“堕落”的巨大魔力。不过，情感的产生是具有双向性的，黄同志的眼睛之所以形成“撩人”的视觉效果，既是客体本身具有的性爱特征，更是观照主体潜意识流露的情感需求而致。某种程度上，这一双“星一般撩人的眼睛”类似于莎菲女士眼里凌吉士“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王曼英眼里柳遇秋“放射着妩媚的光”的眼睛，焕发着女人对男人强烈的爱欲渴求。不同的是，凌吉士、柳遇秋是作为叙述者着力否定的反面形象，而黄同志是作为梅春的爱人和革命同志的正面形象而出现的。也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梅春之所以走向革命，与其说是出于对革命真理的服膺和向往，不如说为了摆脱无爱的婚姻，寻求长有“星一般撩人的眼睛”黄同志所给予的爱的温存。为爱而献身，为爱而革命，篡改了以往“左翼”小说革命高于一切的政治伦理，从而使一向圣洁高尚的革命理性遭到人间情爱的挤兑。当梅春长期压抑的情感需求经革命路径而得以热烈释放时，小说为革命作出了一种“另类”的诠释，在这里，“革命的最根本的基础和动机是情欲和爱情受到压抑与摧残，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损害”⑥。

在情爱力量的巨大鼓舞下，梅春在“革命”之路上迅速成长而成为农村的“时髦”女性。在妇女会的庇护下，偷情的梅春不但堂皇地回到村里，而且开始以妇女领袖的身份与黄一起投身革命工作，“她整天都在村子里奔波着：她学着，说着一些时髦的，开通的话语，她学着，讲着一些新奇的，好听的故事”。其实，当梅春积极宣扬女子平等、自由的新思想，并赢得姑娘们和妇人们的欢喜和亲近时，她对革命仍然知之甚少，工作方向的确定以及实行策略都是在黄的指导下完成的。但是，梅春一日比一日地幸福着，不仅为逐渐取得成效的妇女工作，更为当她疲倦地忙完工作回家时，能够“名正言顺”地享受黄给予的爱的甜蜜与温馨——“像一头温柔的，春天的小鸟般的，沉醉在被黄煽起来炽热的情火里；无忧愁，无恐惧地饮着她自己青春的幸福!”革命给了梅春新生的机遇，而黄则给了她生命最可宝贵的热与爱！与大多数传统女子一样，在梅春眼里，刻骨铭心的爱与轰轰烈烈的情是生命中最大的追求和寄托。因之，情爱成为梅春展开革命工作的巨大动力，革命对于国家、对于被压迫的民众的伟大意义在梅春心中终究是模糊不清的。以至于革命失败后，当丈夫陈德隆典卖田地将她从牢里保释出来时，这位“出走的娜拉”未曾以革命者应有的气概无畏地回到乡间，回到家庭，相反，羞惭和战栗、痛楚和悲酸充溢着柔弱的胸膛，甚至为了孩子，她不惜向憎恶的丈夫乞怜求和：“德隆哥！……现在，我的错，……通统，……请你打我吧！……请你看在孩子的面上——请你……。”

诚然，为了高扬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叙述者有意地弥合这种情爱叙事造成的裂隙，如设计梅春婚姻生活的回归与整合。但是，这种弥合是何其脆弱与牵强。小说结尾部分，当酒鬼丈夫陈德隆残酷地摔死革命之子香哥儿时，梅春陷入彻底的绝望，她愤然斩断任何来自家庭与传统的羁绊和束缚，从而造就革命者必备的凛然向前的英勇气质。再度踏上革命征途的梅春充满悲壮的女英雄气概，她没有任何牵绊，无夫无子无爱人（与陈德隆所生两个幼子的身份在革命伦理秩序中不予承认），维系个人社会关系的纽带已被全部切断，她成为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女性通过忘却、抹杀性别走上战场，走向革命、流血牺牲而后不复成为自我，这也正是我们历史向女人这个性别索取的代价。⑦然而，正如鲁迅所言，“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⑧，社会革命原不应置于人的生命关怀之上，阶级仇恨也不应置于一切人类情感之上，当“革命”作为一种最高、最后的唯一能指，作为崇高的精神象征和乌托邦的化身闯入人类情感的私人场域，戕杀人类最朴素的情感，消解女性作为母亲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责任时，给予人的是彻骨的寒冷和无言的悲凉。

《星》讲述的是一个女性革命者成长的故事，它原本应该沿用一种革命故事的讲法，而不是伦理故事的讲法。革命故事的讲法只有唯一的叙事主体，伦理故事的讲法是让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所谓多元的主体叙事。⑨梅春是革命者，但是，在叶紫笔下，她首先是个女人，作为女人，她并没有太多迥异于其他女性的地方。为爱痴狂，为情沉迷，是多数女人的共同点。善良而多情的叙述者也似乎过多地注目于此，以至于有意无意地放任苦命的梅春不时偷偷溜出来作个性化叙述，倾诉她为狂热的爱所燃烧的激情人生，展示她受长有“星一般撩人的眼睛”的黄同志诱引，并险些逸出“革命正道”的正义之旅。不过，我以为，这恰恰是小说的动人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叙述者采用“革命”遭遇性爱，而至险些颠覆的策略有效地弥补政治乌托邦的伦理裂隙，它使小说得以跳脱以往左翼小说男性中心主义的苑囿，从女性的视角切入革命肌体而揭示永不遮蔽的恒久人性。

① 列宁：《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

② 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页。

③ 黄照：《星》，叶雪芬编：《叶紫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④ 这也正是小说遭到争议的原因所在。有关《星》，评论者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星》和《山村一夜》是叶紫创作陷入严重危机的集中表现”，也有人认为“《星》不仅不是作家创作陷入危机的集中体现，反而标志着作家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尝试和探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是他奉献给三十年代革命文学一份不薄的礼物”。参见吴文辉：《论叶紫》，《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3期，第28页；侯树钦：《试论叶紫小说〈星〉6》，《山东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第71页-第76页。

⑤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第264页。

⑥ 贾振勇：《当审美遭遇政治：叶紫小说〈星〉对左翼文学创作的意义与启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70页-第73页。

⑦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⑧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89页。

⑨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