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与力比多转型——徐小说《鬼恋》的文化解读

□桂晓东（南通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自有文化以来，人就无可避免地显示出身份的差异和标识。身份的确立和认同是人之存在的根本性需求，是确定个体存在意义的必然性选择。《鬼恋》主要描叙知识分子生活和体验，在身份确立和身份认同上表现凸显。本文从身份认同视角，对徐小说《鬼恋》加以文化解读。

一、身份认同与焦虑：人与“鬼”的相遇

《鬼恋》蕴涵着人物的身份认同与焦虑。过去的研究只关注作品表现人与“鬼”的恋情故事，或宽泛地以人性与爱情关系论之：“它不但写出了‘鬼’的人性如何被社会压抑，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她自己对人性的压抑以及这种自我压抑的痛苦和复杂。”①实际上，轻率地谈论文学中的爱情与人性，对理解作家创作不仅空泛而且没有意义。

身份认同是近年来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其基本含义包括对“我是谁”的认知；对“相同性、一致性”的寻求，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众所周知，人是文化造就的动物，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脱离社会关系或统一体的个人，就剥离了个体的文化因子，就无以立足和生存。

《鬼恋》运用第一人称叙事。讲述“我”的一次“艳遇”：在一个“月光凄艳清绝”的冬夜，“我”与一位“鬼”女子邂逅。一般来说，人遇见“鬼”，应该说是很不幸运的事，可“我”却不同。“我”为“鬼”异常的气度和美貌倾倒，萌发恋情。“我”是谁？“鬼”是什么？作品叙事模糊，但他们大体身份依稀尚可分辨：“我”，习惯夜行在都市街头，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鬼”的身份更暧昧、神秘，她是一个“全身黑衣的女子”。叙述者除了指认各自的性别之外，他们基本上属于无姓无名的“流浪者”。正是这身份暧昧不明的“鬼”的出现，承转了故事讲叙进程，缓解了自我生命的压抑，增进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从与“鬼”的交流中，可知“鬼”与“我”属同道，即神秘的知识分子。

对于《鬼恋》，一般能引起人们争议的是女主人公的“革命者”身份。“女鬼”是否属于“革命者”？是否漂泊于都市的“野鬼孤魂”？作品生硬地给“鬼”套上了“革命者”的外衣，因过于神奇，不免苍白。作家赋予“女鬼”的身份标签，直至对“鬼”——“革命者”的身份认定，显得缺乏底气。然而，正是叙述者这刻意的一笔，泄露了作家急切地逃离现实而又无法回避的苦闷心理。如作者所说：“文艺上的表现只是多方面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现实的表现，……最想逃避现实的思想与情感正是现实最有反应的思想和情感……”②身份是个体与某一种文化的关系确认。身份认同，它既是人的一种心理趋向，也是一种动态的心理过程。在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几乎天性使然。《鬼恋》，毫无疑问地表现出知识者对其身份、命运无力把握的苦闷和焦虑，对其个体存在无可着落的探求和迷惘。

二、身份认同与建构：人与“鬼”的恋战

身份认同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心理驱动，它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身份及其认同需要考虑语境变化，需要依据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主体建构问题，是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

《鬼恋》明确地表现了个体知识者身份建构。“我”与“鬼”的邂逅，一场人与“鬼”的恋爱追逐战拉开帷幕。其虚幻表现：首先，在作品的一段描写里，叙述者对爱恋的叙述与其文明的论断之间产生了矛盾：当“我”急切地向“鬼”表白情爱的时候——“爱是直觉的。我只是爱你，说不出理由……”与求爱的表白受挫时——“做个享乐的人，我要你享受，享受。……爱，今朝有酒今朝醉！”其次，“我”与“鬼”虽处于同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但彼此身份意识模糊，相互之间身份暧昧不明。姑且不论这种爱情的基础能否成立，相互产生爱情的条件也极为可疑。“鬼”与“人”分属不同的阴阳两界，“鬼”对于“我”的最终的拒绝就是爱情虚妄的有力明证。

因此，与其说，“人”与“鬼”之间称为爱情，不如说只是一种身份的探询和确认。“人”与“鬼”是同处于关系相互混杂的世界。“鬼”的世界令人向往。“人”不如“鬼”“，鬼”不屑为“人”。“祝你：好好做人。”反讽的语调足以引人深思。《鬼恋》之“鬼”应为何物？《鬼恋》之“我”何以为人？有人认为《鬼恋》小说借用了精神分析手法，如“我”与“鬼”精密的爱情心理分析，堪称绝妙。徐有过夫子之道“：我是一个最热诚的人，也是一个最冷酷的人……在凄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我残缺的生命；我还会梦想，在空幻的梦想中，我填补我生命的残缺。在这两种碰撞之时，我会感到空虚。”由此可见，《鬼恋》体现了人物主体的“二重人格”分裂。③“鬼”明显缺乏人的性别征象，仅仅是作为一种异性的符号呈现，是自我潜在欲望的符号表达。“鬼”理应理解为另一个层次“自我”。“我”与“鬼”应该说是一个统一体的两面，他们的爱恋话语交锋，体现出双重自我的心灵审视。

无论是希望“我”如何做“人”，还是“鬼”为何固守做“鬼”，他们都是勉为其难，因为他们都被社会抛弃到历史的边缘。因此，寻求为社会所许可的共同途径，也是他们实在的共性。他们都具有漂泊、流浪、孤寂、自我拯救的心态；午夜悄行、游荡于荒漠般的都市街头，成为他们共同可选的行为方式。

三、身份认同与想象：力比多转型

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对“革命”认同蔚然成观。他们由“个性”探求趋向“革命”的积极认同。“革命”成为神圣的代名词，“革命”成为检验知识者激进或保守、进步或“落伍”的试金石。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对“革命”趋之若鹜，“鬼”自然豪情满怀地搭乘上了“革命”的班车。然而，“革命”却不随心所愿，在“鬼”的经验里，“革命”只是一些“暗杀”、“被捕”、“卖友”、“死亡”等同义语。叙事者“我”，对“革命”的认识与“鬼”获得了基本认同。“鬼”何以成“鬼”，“革命”是导致“革命者”转化为“鬼”身份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鬼”是为“革命者”向往“革命”所产生的后遗症。“鬼”经历了“人——知识者——‘革命者’——‘鬼’”转化过程。对于“革命”“，鬼”这小知识者引以自豪的“光荣梦想”，又为不堪承受的“噩梦”和“灾难”。正是“革命”使得“鬼”和她的战友们妻离子散、无家可归；“革命”也使得“鬼”及知识者们把漂流和追求爱情刺激当作摆脱噩梦困扰、寻求精神依托的乌有之乡。

主人公“鬼”越是拒绝“我”的求爱，“我”就越是对“鬼”痴情、迷恋，《鬼恋》叙事魅力体现在无休止的迷情之中。然而，这里的爱情不过是一种神秘的面纱。小说的求爱描写，无疑是一定社会境遇下个体知识者行为的象征，它不仅是一种原始生物的行为，而且是实现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自然形式，是符合现实逻辑和艺术表现规律的基本手段。它“无疑是被压制的愿望的象征地实现，或者某种间接的情绪结构的象征地实现，由此欲望可以逃避检查，达到某种程度的纯象征的满足”④。因而求爱行为本身具有了一定的隐喻意义，可说是无法适应现实政治环境而产生的“苦闷”，是逃避社会、寻求心灵安慰的一种可行路径。

④ [美]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M].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