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趣·寄情 ——庾信与酒之关系略论

武育新

酒趣·寄情
——庾信与酒之关系略论

武育新

庾信不以饮酒著称，但其诗歌中使用了大量“酒”的意象，庾信的这一类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三个方面：在酒中获得友情的慰藉；借酒表达对南朝文化的依恋之情；重视酒的养生作用。通过分析也可推断出庾信是一个量小而瘾大的饮酒者。

庾信 酒文化 诗歌

酒之于中国文人，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在古代文坛上，与酒结下不解之缘的大家俯拾皆是：曹操、陶渊明、李白、苏轼等等。在这其中，我们大多不太关注南北朝时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庾信。梳理庾信作品，“酒”的字眼频频出现：饮酒、醉酒、乞酒、谢酒不一而足。已有学者统计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中出现“酒”意象最多的为庾信，共使用了62次，而陶渊明则屈居次位，使用了47次。在庾信诗歌中，题目中出现“酒”“醉”字样而且主要内容以“酒”为中心的诗歌就有15首。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不易把酒与庾信联系起来，而庾信诗歌中却有别样的酒人、酒情。不管对于庾信，还是对中国酒文化来说，忽视了这份酒情都是一件缺憾的事。

在庾信应用的62次酒意象中，诗题中出现“酒”，而且“酒”成为主要抒情物的15首诗歌尤为引人注目，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可将其笼统地称为“酒诗”。本文主要以这15首诗作为考察对象，间或涉及其他篇章中的酒意象，以此来说明酒之于庾信的意义。

一、庾信在酒中获得友情的慰藉

从内容上看，15首酒诗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奉和、答谢之作占有绝对优势。有7首已直接标明是感谢别人赠（赐）酒。 其余8首诗中，《对酒》、《对酒歌》、《暮秋野兴赋得倾壶酒》3首诗虽未有“答”“奉报”等字样，但从诗题和内容可判断为集会唱和之作，与奉和之作有相同的性质。可以这么说，庾信对酒的理解首先体现在借酒来畅叙友谊，酒充当了朋友间酬唱往来的媒介。

与庾信诗酒往来的朋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北周的王孙权贵，一类是同庾信一样由南入北的萧梁故臣。答谢北周王孙权贵赐酒的诗有5首：《奉答赐酒》、《奉答赐酒鹅》、《奉报赵王惠酒》、《正旦蒙赵王赉酒》、《卫王赐桑落酒奉答》。前2首未题赐酒人，但从诗歌的用词以及诗人谦卑的态度看，大约是欣赏庾信文学才能的滕王、赵王或者是庾信曾效力的卫王、宪王等。如果把这些谢启与谢酒诗比较来看，就会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对于赐酒，庾信都是用诗歌来答谢，而且无一例外；而其他物什如布、米、干鱼、猪、马等都是用“启”这种实用性文体来答谢。这种现象或许是出于无意，当然也更有可能是因为酒对庾信来说有特殊意义，酒是区别于其他物什的，赐酒体现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精神上的安慰，所以庾信才用诗歌这种抒情性文体来答谢。而且这样的诗酒往来才更能体现史籍上对他们关系的描绘：“至于滕、赵诸王，周旋款至，（与庾信）有若布衣之交。”

写给萧梁故臣的酒诗代表作品是 《答王司空饷酒》：“今日小园中，桃花数树红。开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未能扶毕卓，犹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中。”这首诗是写给王褒的，写得轻松愉快、春风拂面，是赏花品酒的美好场景。与上文所列答谢赵王、卫王的诗歌不同的是：这首诗侧重的是朋友间的相互致意；而写给赵王、卫王的诗凸现的是负恩无以为谢的感恩戴德，如“未知稻梁雁，何时能报恩”（《奉报赵王惠酒》）。《答王司空饷酒》所展示的场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入北士人的某些生活侧面。江陵败亡后，大量南朝士人进入北方，他们之间常有来往。据《隋书·艺术传》记载：“（庾）季才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常吉日良辰，与琅琊王褒、彭城刘瑴、河东裴政及宗人信（即庾信）等，为文酒之会。”可知，这些萧梁旧臣在异族的土地上，自然而然形成一定的小圈子，共同的身份、经历、欣赏趣味决定他们有同样的情感体验，“文酒之会”应是他们主要的来往形式，现存庾信作品中的多篇与南人羁士的唱和诗篇也能说明这一状况。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就蒲州使君乞酒》《蒲州刺史中山公许乞酒一车未送》两首诗了。在15首诗作中，这两首诗显得很独特，也很突兀。庾信如此煞有其事地向人要酒喝，有特殊的意图吗？《就蒲州使君乞酒》中点明了乞酒的目的：“愿持河朔饮，分劝东陵侯”，是说希望把来自河朔的美酒，送给并劝慰东陵侯。在这里，“东陵侯”为用典，《史记·萧相国世家》曰：“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东陵侯”是国亡败落者的代称，在庾信诗中是指象他一样的南人羁士。可见，庾信不是为自己乞酒，他是代表南人羁士这样一个群体而乞酒。乞酒行为背后隐含的是萧梁故臣在异族统治下的辛酸以及他们相互安慰的温暖。

二、庾信借酒表达对南朝文化的依恋之情

庾信酒诗中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是喜欢用 “竹林七贤”以及山简、桓伊等魏晋风流人物的典故，甚至不止一个地方用到了同一个典故。如：

频朝中散客，连日步兵厨。（《有喜致醉》）

刘伶正促酒，中散欲弹琴。但令逢秋菊，何须就竹林。（《暮秋野兴赋得倾壶酒》）

未能扶毕卓，犹足舞王戎。（《答王司空饷酒》）

阮籍披衣进，王戎含笑来。（《蒙赐酒》）

惟有龙吟笛，桓伊能独吹。（《对酒》）

高阳今日晚，应有接篱斜。（《卫王赠桑落酒奉答》）

山简接篱倒，王戎如意舞。（《对酒歌》）

这些典故涉及到“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王戎四个人物，阮籍、刘伶都是善饮、豪饮之人；嵇康、王戎较为有节制，但也是常流连酒乡者。“王戎异舞、山简接篱”用来形容醉态，都出现了2次。应该说魏晋时期沉于酒者何其多也，庾信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出入于“竹林七贤”之中呢？有人说是抒发苦闷，象阮籍一样用酒浇自己胸中块垒。但庾信的酒诗基本都是轻松愉悦之作，未见苦闷之状，而且王戎、山简、桓伊等也与苦闷扯不上关系，看来从“苦闷”处作文章有牵强之嫌。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魏晋风流的典型性代表人物，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超于世俗、忘却俗务的生活，尤其重视精神上的惬意与满足。这种追求本来是为逃避政治高压而产生的，但渐渐发展成世族生活的核心，甚至整个南朝文化的精神内核。庾信出生、成长于这种文化氛围中，入北后对南朝文化的重文轻武倾向有过批判，但更体现出一种骨子里地了解与追随。《哀江南赋》中曾描绘过萧梁时的社会风尚：“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飞灰，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是一付文恬武嘻、不论实务、务求欢乐、风流自赏的场景，其实质是对现实政治的漠视和对文人风流的追求与模仿。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庾信用典于“竹林七贤”不是取其苦闷、放诞，而是侧重他们诗酒往来的精神超越。庾信入北以后，心怀贰臣之惭，诗文中多乡关之思、苦寒之语。惟有在饮酒时，庾信很少触及痛处，大约在诗人半醉微酣时会恍惚回到南朝，出入禁闼，交往名士。于是“竹林七贤”等魏晋风流人物也就纷至沓来，充溢于酒诗之中。

三、庾信时常把酒与仙道联系起来，重视酒的养生作用

在庾信笔下，酒是“仙酒”，是仙人钟情之物。如“仙童下赤城，仙酒饷王平”（《奉答赐酒》）、“仙人一遇饮，分得两三杯”（《蒙赐酒》）；甚至仙人的的药、膏、露都不及杯中物：“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中”（《答王司空饷酒》）、“从今觅仙药，不假向瑶台”（《蒙赐酒》）。有时诗人又不直接指称酒，而是用仙家之物来类比，如“金膏下帝台，玉历在蓬莱”（蒙赐酒）、“愁人坐狭斜，喜得送流霞”（《卫王赠桑落酒奉答》）。“金膏”乃黄金膏，“玉历”为白玉膏，“流霞”则是仙人饮品，字面理解是流动的彩霞，但可以储之以杯，饮之辄不饥渴。这三种物什都非人间所有，庾信用他们借指“酒”，为“酒”笼罩上了神奇色彩。

庾信把酒与仙道联系起来，还有一种多见的表现方式是常用仙人或为仙人所眷顾的人来指称饮酒人（包括庾信自己）。除上文的“仙酒饷王平”中以王平借指诗人自己外，还如“迎风下列缺，洒酒召昌容”（《陪驾幸终南山喝宇文内史》）、“那能学噀酒，无处似栾巴”（《正旦蒙赵王赉酒》）、“上元应送酒，来向蔡经家”（《道士步虚词十首》之二）。昌容、栾巴是得道仙人，蔡经是凡俗胥吏，仙人王远传授他尸解之道而飞升。本来在他们的故事中，酒只是一个小道具，甚至昌容的故事中未曾出现酒，但庾信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有酒就自然联想到这些仙人，酒也因仙道而不同凡响、熠熠生辉。

酒之所以能与道教产生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大约与“酒能养生”的古老观念有关。庾信也很重视酒的养生作用，这一点的一个突出体现是频繁出现的 “菊花酒”。庾信的酒诗中出现了不少酒名，如桑落酒、春酒、柏椒酒、葡萄酒等等。而菊花酒出现了9次，代表性的如：“残秋欲屏扇，余菊尚浮杯”（《聘齐秋晚馆中饮酒》），“跂窗催酒熟，停杯待菊花”（《卫王赠桑落酒奉答》，“蒲城桑叶落，灞岸菊花秋”（《就蒲州使君乞就》）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重视菊花就是看重其养生作用，人格象征的意义是唐以后才被赋予的。南朝宋王韶之《太清记》：“九月九日采菊花与茯苓、松脂，久服之令人不老。”所以，菊花、菊花酒能使人长寿是当时的流行观念，庾信也会是如此态度，其钟情于菊花酒可表明对酒养生作用的关注。

经过以上分析，对于庾信的饮酒诗，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庾信的饮酒多是一种社会行为，而较少自觉行为。第二，庾信的酒诗是精致而欢乐的。第三，庾信对酒的理解既与其自身的阅历有关系，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酒的认知水平。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