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边缘模式：古代朝贡体制下的中国与东亚

潘双吉，唐彦林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中心—边缘模式：古代朝贡体制下的中国与东亚

潘双吉，唐彦林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往往带有厚重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古代东亚朝贡体制是与近代西方国际关系体系迥异的区域性体系。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古代朝贡体制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朝贡体制的内容实质及对当今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中心—边缘模式;朝贡体制;中国与东亚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往往带有厚重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西方史学家布罗代尔说过：“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性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谈其国内的未开化民族和国外的藩属，中国也是不可理解的。”［1］古代东亚曾长期存在朝贡体制。“朝贡”之“朝”，意为觐见天子。中国古代文献中“朝”、“贡”合在一起使用，始见于《汉书》记载西域诸国时所用“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一语。西方学者使用的这一概念，是指包括朝贡关系及其相关制度在内的一个体系，用以指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关系网络。海内外学者在从不同角度归纳古代中国的外交特征时，还有与朝贡制度含义相近或相关的一些提法，如“册封体制”、“华夷秩序”(或“华夷国际秩序”)“天朝礼治体系”、“中国的世界秩序”等。上述提法因各国学者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总体上看，大同小异，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事实：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这种独特地区体系源于先秦(西周-东周)，固化于两汉，发展于唐宋，集成于明清，衰落于晚清。

朝贡制度作为古代中国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1 东亚朝贡体制是基于权力结构的等级制地区秩序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中国先进的文化、技术和文官制度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除了物质技术因素以外，区别华夏与夷狄的标志，在于有没有“礼”。华夷之辨的民族偏见，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族差异的客观存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礼的最本质的规定性是明等级，区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时代可变，君臣、上下、贵贱有沉浮，但君臣、上下、贵贱本身依旧存在……夷狄用以表示承认一中原王朝优越性的方式，则是向中原王朝朝贡、中原王朝以朝贡为媒介而形成的与夷狄之间的关系，就是华夷秩序的具体内容［2］。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者以“礼治主义”作为处理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国际准则。以强大无比自居，自视居诸国之中，为“中国”;中国皇帝自称“天子”，在国际大家庭中应起家长、核心作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犹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它国家可以分为三大圈：第一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它们的一部分古时曾受中华帝国的统治;还有琉球群岛，日本在某些短暂时期内也属于此圈。第二是亚洲内陆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所构成，它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它们有时甚至进逼长城。第三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最后在贸易时应该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其它国家，以及欧洲。”［3］美国著名历史专家费正清先生提出，“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所谓东亚国际秩序或华夷秩序是一种向心的、纵的上下关系。这种关系还可以通过与近代欧洲国家关系结构的比较，得出更为清楚和明确的认识。它“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摩后者。这种关系，在渊源上是汉帝国内部皇帝与诸侯的上下关系在汉皇帝同夷狄君主之间的关系上的投影，而且来自结合儒教王道思想而设想出来的独特的国际秩序观念。因此，它虽然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体制，但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而后者则是离心的横的秩序。“它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国家相互之间横的关系所构成的。在那里并没有凌驾于其它国家之上的一个强大的中心，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是至少在法律上平等的各国间的并列关系”。［4］但是，朝贡制度的不平等性主要体现于朝贡表文和一整套繁琐的朝贡礼仪中，是重名不重实，具有形式主义和象征性的特点。并且这种朝贡与册封关系的确立，并非是武力强迫的结果，而是自愿的产物。这与近代条约制度的不平等性有着本质的不同。

2 东亚朝贡体制是机制健全、具备自我更新能力的地区秩序模式

这种地区秩序以中国封建王朝的强大和先进的文化为前提和根基，以朝贡和册封、赏赐作为运行机制，以一系列烦琐的礼仪作为外在表现形式。由于地理位置、交往密切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朝贡国分类的不同，呈现出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同心圆模式。这种关系虽然是一种不平等的上下关系，但实践证明，这种体制能有效地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具有和平主义性质。

朝贡体制确立了区域内相对固定的区域内经济文化交流机制和模式，在维护地区和平的基础上，促进了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形成了儒家文化圈，这成为二战后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文化基因。朝贡体制确立了区域内相对固定的区域内经济文化交流机制和模式，在维护地区和平的基础上，促进了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形成了儒家文化圈，这成为二战后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文化基因。韩国学者指出：“此种‘宗主国’、‘上国’对‘属国’、‘藩属’、‘朝贡国’的关系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对殖民地的榨取与掠夺之经济侵略形态的特质全然不同，乃是以儒教的伦理观为基础，注重精神、形式及礼仪等方面之独特的国际关系……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然而，以东方的观念，藩属一词的意义并非源于条约，而植根于礼仪，不仅朝鲜为中国之属国，其它琉球、安南、寮国、暹罗、缅甸、尼泊尔、部分的土耳其斯坦，甚至日本，都以中国马首是瞻，以中国为其教化、文明之源泉。对这些民族来说，中国无论在教化或文明上，都凌驾其上，因此，他们也都心悦诚服地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在近代西欧文明传入之前，中国发展出独特的中华文明，成为东洋文化圈的中心。周边的国家均敬慕中国为先进国，不仅要求政治上的援助，还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5］在东亚，政治经济和文化占优势的中国采用了朝贡体制来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并持续了2000年之久。这种地区秩序对东亚地区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当然，这种影响表现在正负两个方面。从其积极影响来看：“以和为贵”的思想贯穿于东亚朝贡体系的始终，这成为东亚其它国家认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根源。当然，在今天西方主权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民族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这种体系的不平等性质仍然会促使某些东亚国家对中国怀有一定的戒心，如中国对外政策和学科研究中的“周边”概念等，引起东亚国家的不满甚至警觉，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海外甚至出现了“华夷秩序再现论”等。

3 东亚朝贡体制内部具有高度认同

朝贡关系的建立是双方自愿的产物，存在着高度的认同，认同的背后是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础。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第一，政治利益，为双方各自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就中国而言，藩属国数目的多少与王朝“德化”力量的强弱成正比关系，是显示王朝力量和稳固统治的重要标志。“这种国际秩序本身的扩大和缩小，不取决于周边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取决于中国封建王朝‘德化’力量的大小。”四夷咸服，万方来朝，是封建王朝追求的重要目标。东亚朝贡体系的存在与扩展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就藩属国而言，通过中国封建王朝的册封，获得了在本国进行统治的合法性。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原则上不干预藩属国的内政，加之通过朝贡可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有利于提高其统治威望。第二，经济利益，互通有无，互利双赢。除了朝贡与赏赐可以互通有无外，朝贡的使团往往还随行商人团队，在边境进行互市，朝贡制度充当了贸易的工具。定期的朝贡成为定期进行商品交换的合法途径和有效方式，并形成了当时独特的亚洲经济圈。“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联结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内在的纽带”。［6］第三，安全利益，互有所需，协同保障。就中国封建王朝而言，如何维护边疆稳定和安全是其内政外交的重中之重，朝贡制度所特有的恩威并施性质以及“怀柔”和“羁摩”政策使之成为与藩属国和平共处的绝好途径。朝贡制度的奥妙在于：“外邦人只能按中国的条件与中国交往。这些条件有效地使他们承认并被纳入中国事务的体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具有威胁性”。“这个制度的功能在皇帝看来主要是维护中国作为‘中央国家’的安全和不可侵犯性。在贡国方面，它们获得的利益更多。它们的统治者由于皇帝的册封，使它们的统治合法化，因而它们的统治在人民面前提高了。他们受到帝国的保护而防止外国的侵略，而且还可以在遭受自然灾害时请求援助。由于朝贡，贡国从皇帝那里得到丰盛的赠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被允许与中国进行有利的贸易。朝贡关系也加强了双方之间的文化关系。”此外，朝贡制度还促进了中原王朝与藩属国的文化技术交流，密切了双方关系，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4 东亚朝贡体制的历史影响

对于东亚朝贡体制的历史影响，有学者分析到：“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一是东亚朝贡秩序虽然终结了，但朝贡体系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它首先为东亚未来的合作提供了历史根据和现代国际合作理论基础。在摒弃了朝贡、宗属关系的不平等成分后，经贸方面的平等互惠互补性、国家之间的包容与亲和性、尽量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历史传统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历史遗产，它有助于建立东亚未来的新秩序。二是地缘政治是难以改变的事实，邻国之间是搬不走的邻居，无论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来看，东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整的地缘板块。历史曾经是、未来仍然是一个地缘板块，作为地缘中枢大国——中国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面对世界经济进一步区域化的趋势，共同抵御经济风险的需求，东亚国家都应积极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构建。”［7］朝贡体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当属中国。朝贡体制下，中国形成了特有的大国胸怀以及“和为贵”、轻利重义的外交传统成为今天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根源。也正因为如此，朝贡体制的曾经存在，是现今东亚邻国相信中国的一个重要缘由。朝贡体制的遗产之一就是历史上的中国给周边国家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即在中国强大时，给周边国家带来的好处往往大于坏处。这种100多年前的地区秩序对当今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与形成仍然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研究这种能够对和平提供保障的制度形成的道理和机制，包括研究制度本身所包括的丰富内容，制度形成的经济机制、政治机制和心理机制，能够为今日东亚形成制度化的、具有一定约束性的合作提供借鉴。

［1］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顾良，施康强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117.

［2］ 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8-29.

［3］ 陶文钊.费正清集［M］.林海，符致兴，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4-5.

［4］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M］.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13.

［5］ 睦银均.清末中韩宗藩关系之考验［M］.北京：当代韩国，1993.

［6］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 杨勇.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遗产［J］.求是学刊，2005(3)：120.

责任编辑：沈宏梅

The center-margin mode：China and East Asia under the ancient tributary system

PAN Shuang-ji，TANG Yan-li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iaol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ten has heavy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al features.The ancient East Asia tributary system differs greatly from modern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ystem.The analysis of the ancient East A-sia tributary system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spective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and essence of the ancient East Asia tributary system and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esent China and East Asia.

the center-margin mode;tributary system;China and East Asia

D829

A

1009-3907(2010)07-0079-03

2010-02-22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9年资助项目《东亚地区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变》(200910)。

潘双吉(1981-)，辽宁丹东人，助教，主要从事中国外交史、对外关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