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等级视角论女性与动物的关系

武艳华

社会性别等级视角论女性与动物的关系

武艳华

依托女性主义理论和物种歧视的基本观点，参照Kate stewart和Matthew cole对等级关系内涵及分析的四个维度（客体、主体、可见与不可见）的论述，结合中国的实际对男女两性、人与动物的等级关系进行类比，发现权力、客体化和可见度是影响等级关系的重要因子。

社会性别；等级关系；物种歧视；权力；客体

20世纪，动物保护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交叉融合绝非偶然。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力量（如第二次妇女运动潮，民权运动）对传统的等级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在21世纪社会性别意识下，人与动物的等级关系问题将会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为明晰动物等级关系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社会权力和社会意义，发现中国男女两性、人与动物之间的等级关系状况，本文拟在界定社会性别、等级关系和物种歧视等概念的基础上，从社会性别等级的角度重点论述这些群体的等级关系。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社会性别

19世纪60年代末，社会性别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几乎同时出现，之后成为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搜索已有文献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界定，大体可归纳为两类：一是在与性别概念的区分中界定社会性别，如波伏娃认为，社会性别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不同，并不是涉及男女之间一种对称的差别，而是一种不对称的、不平等的关系［1］。坎达斯·韦斯特和唐·H·奇默尔曼认为，性别(sex)是由生物学所描述的东西如人体、荷尔蒙和生理学等，而社会性别(gender)是一种获得的地位，这一地位是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段构建的［2］。二是直接对社会性别进行界定，如卢宾认为，社会性别应被定义为“一种由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是“性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3］；黄伊梅认为，社会性别就是由社会文化、传统习俗等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4］。

（二）等级关系

根据Kate stewart和Matthew cole的观点，等级关系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不是自然形成的，主要用来说明谁是特权和权力的享有者，谁是被剥夺和压迫的暴力统治者，他们建立了一个指南针形状的等级关系研究模型，南北轴涉及团体或者个人在社会上的可见度，东西轴表示团体或个人的对象化、客体化。这种等级关系不仅存在于男女之间、动物之间也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5］。

（三）物种歧视

物种歧视最早是由英国临床心理学家理德于1971年在《动物实验》中提出并于1975年进行补充，它指的是人类对动物的歧视行为，这种歧视以关于人与动物之虚假的物种区分为基础，这种行为是人类那种自私自利的无视其他物种之合法利益的行为［6］。Donald VanDeVeer按照物种歧视的形式不同，将其分为激进的物种歧视主义（radical speciesism）、极端的物种歧视主义（extreme speciesism）和关心动物利益的物种歧视主义（interest senstive speciesism）等三类［7］。三类物种歧视的基本观点都认为人优于其他物种，为了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动物的利益。差异是当人的基本利益、边缘利益与动物利益冲突时，对是否牺牲动物利益的态度不同。

二、女性、动物与社会性别、等级关系和物种歧视

综合以上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社会性别是实践过程中社会对男女之间行为、角色、思想、权力等所赋予的社会化的期待和意义建构。考察中国等级关系的实际情况，男女的等级关系在中国古代表现为男尊女卑，在现代表现为相对平等的男女关系，却也存在着女性在就业、生活中受到排斥、歧视等相对弱势的问题。动物之间的等级关系表现为在配偶、领地和食物争夺过程中胜利一方享有特权，失败一方履行义务。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动物、去建构人是优于动物的物种歧视观点。在物种歧视层面考察男女两性和人与动物的关系，表现为男性物种优于女性物种，人优于动物，哺乳动物优于非哺乳动物，所以为了满足男性和人的利益，女性和动物的利益可以被牺牲。

三、等级关系视角论女性与动物的关系

（一）权力与主体

等级关系由主体和客体两部分组成，权力结构是影响等级关系建构的重要因素。在等级关系的权力结构中，主体是权力的享有者，客体是权力控制的对象，主体通过对客体的支配实现权力。考察两性及人与动物的权利等级关系，发现动物权利与人的权力是息息相关的。具体到我国的情况，整理发现人对动物等级关系的态度的变迁与我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阶段女性争取权力的历程存在很大的联系。

我国古代权力等级结构中男性控制女性，男性是主体领导者，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女性则被排除在权力结构之外，成为男性压迫、剥削和统治的对象。如，古代森严的家庭分工中男人的职责是在外工作，女人的职责则是在家庭范围内相夫教子，并被严禁从事男人专属的工作。推及人与动物的关系，普遍认为神比人伟大，人比动物优越。于是大量动物被屠杀沦为人类权力操控的牺牲品。我国近代的“五四运动”引入了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想，促使女性向权力中心接近主体的地位发展，于是出现了诸如妇女争取受教育权、剪发、解除缠足束缚等活动。与此相伴，西方动物保护思想的宣传引发了人类重视动物的意识，部分动物保护协会组织开始关注动物群体，提出尊重动物生存权力的要求。但受历史环境制约，该阶段对动物的保护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权力对动物等级的作用十分有限。

现代社会的发展为妇女解放运动取得成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女性取得选举和被选举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男女平等，但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却处于物种歧视与保护主义博弈的态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人们对肉、蛋和奶的需求，大规模、集约化的工厂养殖迅速发展，这使得动物的生存环境、卫生条件、健康状况变得无从保证，野蛮的宰杀方式使动物情感遭受严重挫伤，人类对动物权利的蔑视甚至到了残忍的地步，物种歧视尤为明显。另一方面，随着物种歧视日益严重，一些动物保护组织相继成立，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也逐步确立，为保护动物福利带来了希望。可见，人类与动物的等级关系相互关联，不是独立的单个方向发展，权力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商品与客体

客体是指忽视主观情感体验被逐渐异化成物的对象，它与主体相对。研究男女和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发现女人和动物被客体化。波伏娃曾经说，“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她是附属的，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的，而她是他者。”动物被客体化的表现是人类忽视动物本身的情感、生存权力，将其变成满足人类需求的工具。康德说，“就动物而言，我们不负有任何直接的义务，动物不具有自我意识，仅仅是实现一个目的工具。这个目的就是人。”［8］

笔者在资料分析中发现，女性和动物通过权力资本话语、技术话语、媒介话语、权威话语等四种话语模式被社会建构成客体。

从权力资本层面看，女性从属于男性，动物从属于人类，男性共同拥有了女性和动物。男性通过对两者的操纵、利用和改造将女性和动物客体化。就像亚当斯指出的，“女人和动物作为客体最明显的相似的表现就是肉。动物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被杀死、切碎和被吃掉。”换句话说，动物死亡的本质是为了娱乐我们。同样地，女性作为性客体传达这样的观点，女性的天性就是满足男性的性要求。这个过程彰显了男性优于女性、人优于动物的物种歧视主义的痕迹。

从技术话语层面上看，男性通过对技术的掌控绝对地控制女性和动物。如，男人发明并改进了整容技术，使得女性纷纷按照男性对女性审美的态度、认知和理念去进行隆鼻、割双眼皮、丰胸、抽脂瘦腰和增高等以满足男性的要求；男性通过技术化在工厂化养殖中使动物客体化，以满足了其自身对肉产品的需求。

传播媒介的话语通过对女性形象的过度展示和变相暴露去刺激男性欲望，满足其利益需要。媒介利用自身资源使用不同的话语风格、话语策略重构了女性和动物的不同品味和社会地位。如在西方大众传媒中，人们通过将女性身体与动物身体进行类比，以达到增加销量的目的。

权威话语层面主要是指专家学者言论所导向的等级关系。如，专家认为牛奶有益于健康，牛肉有利于健壮，那么牛就被这种权威话语导向，客体化为人们食用的肉。

可以说，无论是包装后的女人还是包装后的肉都是商品，女性和动物的客体化就是身体任意地被乔装、改装和打扮，最终被社会建构成客体用于取悦等级关系中的上层满足其需求。等级关系中女性和动物的客体化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是社会权力、社会文化将女性与动物异化。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女性客体化是用于满足男性的需求，动物客体化是满足人类的需求。

（三）气质形象的可见与情感心理的不可见

可见与否的标准是指团体、个人或者动物在内容和形式上对社会的可见度。男和女、人与动物的等级关系可见度展示为形象可见和气质可见。形象可见包括体型形象和饮食形象的可见，在这两种形象中，肉和性别之间的联系很特别，肉象征着强壮、侵略、男子气概和性能力；而女性则与素食联系在一起，意味着性格柔弱，没有攻击性和暴力性，通常是与绵羊、性感的猫咪、娇小的兔子等动物形象相联系的。而在男女两性和人与动物可见的背后，彰显的则是一种控制。而气质类型的可见，男性是独立、活跃、乐于冒险、雄心勃勃；女性为柔顺、害羞、有理解力、有同情心。在等级关系中，家庭暴力和雌性动物被虐待大多是男性施暴者对女性的暴力，人类对动物的暴力。

不可见主要表现在情感心理层面。男人对女人的不可见表现为强化女性身体的使用与消费功能，忽视女性作为主体的情感体验和感受，如影视作品、大众传媒、广告等向我们展示了女性漂亮、性感的一面，却隐藏了女性为了达到更漂亮、更性感去隆胸、隆鼻或者抽脂等遭受身体被改造的痛苦（有的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人类对动物的不可见体现为人享受动物提供给人类的福利，却对背后的现象一无所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动物利益的物种歧视主义行为，不仅损害了动物的基本权利，也不符合人类的道德要求。人类应该在反物种歧视主义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最终建立既保障动物基本生存权利，又达到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模式。

等级关系的可见与不可见是相对的，可见的是表面的形象符号，不可见的是这些符号所代表的社会意义、社会文化和社会权力等一系列复杂因素。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得出了男女两性的等级关系和人与动物等级关系存在相关性的结论。这种相关性表现为男性是等级关系的主体，通过操控权力资本话语、技术话语、媒介话语、权威话语等四种话语模式将女性和动物持续客体化。这种客体化突出体现在体型形象、饮食形象和气质类型上可见，但在情感心理层面却是不可见的、隐藏的。笔者认为，实现女性和动物在等级关系上不利地位的转变还很艰巨，但从社会权力、社会文化、社会意识、历史习俗、媒介宣传等角度入手是比较可行的途径。

[1]刘霓.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2001（6）.

[2]CandaceWestand,DonH.Zinmmerman,"DoingGender"[M], Myers:Kristen Publishing,1987.

[3]刘霓.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J].国外社会科学,2001(6).

[4]黄伊梅.社会性别与女权主义理论建构[J].理论前沿,2006(14).

[5]KateStewart,Matthew Cole."The Conceptual Separation of Food and Animals in Childhood"[J].Food Culture&Society, 2009(12).

[6]Richard Ryder,"The Victims of Science"[M].London:Davies Pointer Ltd,1975.

[7]DonaldVanDeVeer,"InterspecificJustice"[J].Inquiry,1979(22).

[8]杨通进.环境伦理:来自中国全球华语的视角[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C913.68

A

1673-1999（2010）12-0041-03

武艳华（1985-），女（满族），河北秦皇岛人，厦门大学（福建厦门361005）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2010-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