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历史与现实历史的交替
——从夏朝历史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来看

刘静轩

(郑州大学,河南郑州450001)

神话历史与现实历史的交替
——从夏朝历史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来看

刘静轩

(郑州大学,河南郑州450001)

始于“大禹治水”神话的夏朝历史,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记载中的神话历史阶段,在神话历史向现实历史交替的过程中,夏朝历史出现了历史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这一模式最终成了后来中国现实历史记载的基本模式。夏朝历史最终被“神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思维支点,被后人熟悉却无法掌握,不确定的交流演变成重演,使中国文化在重复中得以延续发展。

夏朝;神话;历史人物;悲剧性

夏朝,包括夏朝以前的五帝时代,与有记录的周朝以后的中国历史本质上的区别在于:前者被认为是神话或者传说,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而后者被认为是确信的事实,或者说,前者是神话历史,后者是现实历史。夏朝作为神话历史和现实历史的交替时期,出现了之前神话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局面,那就是人物命运的悲剧性问题。这些悲剧性的人物命运在后来的中国现实历史中以一种类似的方式被反复重演,中国历史也在重复循环中延续下来。

一、“大禹治水”的神话结束了神话的历史

夏朝历史始于大禹治水,这段历史几乎接近神话,近代还有许多学者争论大禹以及大禹治水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大禹治水”在春秋时期《尚书》中的部分篇章都有所描绘,如《尧典》完整记录了尧舜的禅让以及尧令鲧治水的失败。《禹贡》则记叙禹疏九河,划别九州,任土作贡的传说。在“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有两个主要人物,成功者“大禹”和失败者“鲧”。鲧的失败在于阻塞的方法使洪水泛滥更加严重,“功用不成,水害不息”[1](P63),结果招致“殛鲧于羽山”[1](P63)的命运;而禹的成功在于用疏导的方法使洪水流向大海,“丰水东注,维禹之绩”[1](P63),被后世所歌颂和赞扬。

“大禹治水”的神话过程最终成为中国神话历史的终结点,这是因为恰恰是大禹,这个被神化历史所“神化”的历史人物结束了历史记载中的神话历史阶段。大禹的丰功伟绩为世人所传诵的同时,其威望也达到了神话历史阶段前所未有的高度。威望之高,足以让先前的上古圣贤黯然失色,因此,舜对禹的“禅让”不仅没有一点悬念,而且似乎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比如,尧舜之间的“禅让”所带有的寻找和确定谁是圣贤的过程,在舜对禹的“禅让”完全不存在,而且没有必要。大禹,这个人本身在当时的场景中已经成为一个神话人物,一个“众望所归”且众所周知的圣贤。正是因为大禹的威望达到了历史记载中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现实中接近“神化”的人物,没有被选择,而是必然地成为了帝王。这一理所当然的过程,其结果是破坏了神话历史,因为大禹的威望无法被任何人所取代和掩盖。从此,上古时期的“禅让制”被世袭制度所取代,以世袭制为特征的夏朝历史第一次开始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出现。

“大禹治水”神话般的历史开创了夏朝的历史,因此,“大禹治水”对于后世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只有顺应天命才能取事业辉煌的观念,如《诗经》中所吟诵的“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1](P63)。“上承天意,下顺民心”的观念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一直存在并延续到今天,那就是国家政治事件必须与巨大的自然界变化相连,才可以真正成立并被广泛流传。如果真是如此,政治事件的发生必须有自然界变化来衬托,才能被人们心理上所接受。讲大禹治水最生动的是春秋时期的《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2](P15)

二、夏史中人物命运悲剧性地展开

(一)背叛与杀戮

任何人只要居于某个位置之上就可以随意杀戮,这样的行为最初来自于大禹,“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1](P63),后人将此行为称之为“王权”。然而,这些对于夏朝历史来说仅仅是开始,后面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能简简单单用“震惊”两个字来形容了。那些为争夺权位出现的纷争和人物命运的变化,如“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不由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夏朝是大禹的儿子启建立的,太康是夏启的儿子,《史记》记载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后羿代夏后“恃其射也,不修民事”,结果被寒浞所杀,寒浞竟然勾结后羿的“家众”把“羿”“杀而亨(烹)之”。因为担心夏人威胁到自己的政权,寒浞后来又杀了太康的弟弟仲康之子相。相的儿子少康经过努力恢复了夏朝,“复禹之绩,祀夏配天”[1],这就是“少康中兴”。夏朝历史在三代之后出现的血腥局面,这是上古历史中从来没有的,尧、舜、禹之间的“禅让”都是含蓄而有礼节的。为争夺王权而出现的背叛与杀戮,使先前在禅让制笼罩下温情脉脉的权位突然变得具有致命般吸引力。在后来中国朝代史中,相似的事情以各种方式被反复重演。

(二)世俗享乐

世俗享乐的追求始于夏朝。上古时期的帝王都是圣贤,如尧、舜等,而夏朝中后期却出现了夏王孔甲,《史记》记载“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史称“孔甲乱夏”。具体来说,孔甲的行为就是违反传统的祭祀典礼,追求奇异美食且贪婪无度。夏朝兴于大禹神话般的治水传说,违反传统祀典无疑动摇了夏朝的立国之本,后来孔甲的行为导致了“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自孔甲始,夏朝历经皋、发、桀四世灭亡。关于违反传统祀典,《国语》曰:“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2](P15),祭祀是国家的首要事务。自远古时代开始,祭祀鬼神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当苛刻的祀典制度被代表王权的统治者人为破坏,所破坏的不仅仅是制度本身,而且是传统制度,即“大禹治水”所开创的夏朝历史对人们思想的约束和影响力。所以,“孔甲乱夏”的行为无疑是在鼓励世俗享乐,摒弃清规戒律。《左传》曾记载了一则事例:“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

(三)女色祸国

“女色祸国”也是夏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首创,这里“女色”就是指妹喜,《国语》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夏朝历史首创了“女色祸国”之后,相似的例子不断出现在中国朝代史中,商朝有苏妲己,周朝有褒姒,春秋战国有西施等。对于“女色祸国”,中国过去的历史记载一律采取激昂愤慨的笔伐姿态,只是到了20世纪末期,此论调才逐渐发生变化,开始比较客观地评价亡国过程中君主的不恰当行为。关于夏朝历史中夏桀的亡国行为,后人做了总结:劳民伤财,大修琼宫瑶台。《古本竹书纪年》云“筑倾宫,饰瑶台”,“殚百姓之财”。对于直谏的大臣大肆杀戮,“大夫关龙逢谏瑶台,桀杀之”。沉湎于酒色荒淫生活之中,就是宠爱妹喜,《管子》曾对此做进一步地描绘:“桀之时,女乐三万人。”天灾人祸:夏朝末期又遇到大旱之年,《国语》记“伊洛竭而夏亡”;夷人入侵,《后汉书》:“桀为暴虐,诸夷内侵”。遭到民众的怨恨和反对,“夏桀自比永不落的太阳,‘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人民则指着太阳咒骂‘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3](P49)。最后,夏朝被商汤所灭。通过对夏桀亡国行为的分析,我们发现,后世凡是因“女色”亡国的男性君主们,似乎以上那些行为总会一字不差地被照搬下来,无一遗漏。对于夏朝来说,顺乎天意的夏朝竟然以此种方式结束,倒是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

三、结束语

夏朝大约存在了471年,后来被商朝所灭。商朝又被周朝所灭,这就是公元前1046年的周武王伐纣。周朝大约存在了约800年左右的时间,在西周时期出现了《诗经》,《诗经》所传唱的部分内容就是夏朝的历史。到了东周时期,中国文化进入了普遍繁荣发展阶段,尤其到了战国时期,更是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景象。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秦汉之后,对中国历史的记录进入更加有序的状态,汉朝出现了《史记》等历史著作。

中国的历史记载方式,在夏朝的历史中出现了转折点,即神话历史向现实历史的转化阶段,最终在周朝以后改变它的记载方式,完全进入现实历史的记载阶段。而带有部分神话色彩的夏朝历史后来被正式进入现实历史时期的周朝彻底“神化”,成为中国文化处于自身之内又不为自身所知的思维支点。周朝改变夏朝历史的手段是通过“神化”自我和过往的关系来完成的,这就是“武王伐纣”。“武王伐纣”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是:以神话手段记录了此过程后,便在文化中形成了无法逾越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中,天庭的模式宛如世俗的政权,众多的神仙形象来自于灭商的历史过程。此后,中国民间文学中所创造的神话人物必须置于标准模式下才可以成立。早期的神话人物盘古、女娲、伏羲等失去了昔日的重要性,以“神话”方式夸张记录历史的手段在后来文化发展中不再使用到,使人确信的史实——现实历史成为历史的惟一记录方式,这一系列的变化反映了周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巨变,即中国文化中的思维支点被正式建立起来。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而言,夏朝历史就是位于自身之内却不为自身所知的思维支点,即那部分被“神化”了的古老历史思维的源头。

夏朝历史有两个关键要素:一是大禹治水的神话;二是人物命运的变化。“大禹治水”影响到夏朝的建立,夏朝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权形式,夏朝历史中所演绎的人物命运的变化在此后的历史中不断重演。重演的行为表达了对某种标准的模仿,这个标准就是夏朝。夏朝之所以能建立起影响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标准,是因为夏王朝的政权形式是通过人物行为的变化体现出来的,即通过那些背叛与杀戮的历史来表达人们对王朝统治的象征——政权形式的争夺。文化中思维支点的作用在于当自我想要去了解自身以及与外界沟通时,要先与此支点相交流,才能获得合适的途径。中国文化思维支点在于自身却不为自身所知,自己又无法完全否定自我,中国文化的思维支点就这样被永久地保留下来,无法真正接触和超越。当夏朝历史被彻底神化后,取而代之的是民间广泛传唱的诗歌,这样的历史阶段大概存在了近500年。历史成了神话,被人们耳熟能详,却又无法准确掌握,不确定地交流变成了重演,使中国文化在不断重复中得以延续发展。

[1]詹子庆.夏史与夏代文明[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

[2]严文明.中华文明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

Abstract:Xia Dynasty,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the legend of Dayu Zhishui,eventually finished the period of muthology in Chinese history.During the interim period of muthology history and realism history,the tragic destiny of character was shown in the history of Xia Dynasty,which be game the basic model of realism history records.The history in Xia Dynasty became fairy tale that we couldn’t comprehend,and was the mentality pivot of Chinese culture.So communicating with history were uncertain and repeated,and Chinese culture was developed in perpetuity.

Key words:Dynasty Xia;Mythology;History character;Tragic destiny

The Interim Period of Mythdogy History and Realism History Research from the Tragic Destiny of Character in Dynasty Xia

LIU Jing-xuan

(Zhengzhou Uiversity,Zengzhou,450001,China)

K221

A

1008—4444(2010)04—0089—03

2010-06-07

刘静轩(1978—),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美术系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