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两汉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

王 瑞 唐 骥

[摘要] 两汉的杂文杂传体志怪小说多假史实生发,内容驳杂,光怪陆离。既受先秦史传文学和汉代《史记》、《汉书》的影响,又受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以及学道求仙之风的熏染。较之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人物写得比较细致,思想也更具有进步性,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关键词] 汉代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蜀王本纪》《汉武故事》《徐偃王志》

说起两汉文学,人所乐道者不外史汉、乐府、文人五言诗乃至汉赋,而对于蓬勃兴旺的神话小说却说者寥寥,几部文学史对此也几乎绝口不谈。实际两汉是神怪故事类小说兴盛的时期,作品丰富且独具特色,很有必要给予应有的注意。加强对汉志怪小说的研究,对于了解汉代文学的全貌,真正把握古代小说发展的脉络,都不可或缺。

汉代的神怪故事类小说,大致可分为地理博物体志怪和杂史杂传体志怪两类。前者如《洞冥记》、《十洲记》、《括地图》、《神异经》等。两汉小说中还有一些,像《燕丹子》、《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虽也属杂史杂传,但其中志怪性甚少或竟没有,所以这类作品不能算在杂史杂传志怪小说中,而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像《蜀王本纪》、《汉武故事》、《徐偃王志》等,多假史事生发,内容驳杂,光怪陆离,较之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来,相对来说较成规模,人物也写得比较细致,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成熟。而且其中一些作品与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相较,思想也较为进步。

一

两汉杂文杂体志怪小说中最典型的是《蜀王本纪》。《蜀王本纪》和《汉武故事》、《徐偃王志》不同,它不是写一个帝王,写的是一部传说中的上古蜀国的兴亡史。

《隋志》地理类曰:“《蜀王本纪》一卷,扬雄撰”,《全汉文》亦收有该书,署名亦是扬雄。扬雄并不迷信,这从他所著的《法言》一书即可看出。但为什么会写出这部志怪小说?是不是将故乡四川已流传的故事整理而成?还是受当时风行的志怪小说的影响?

《蜀王本纪》假史传体例写作。书中对蚕丛、鱼凫等“蜀之先称帝者”只作了一些简介,对杜宇禅让事,秦灭蜀后伐楚、禹庙、青羊观等事,以及李冰治水写得也不甚详细。

全书重点是写秦王伐蜀。这部分最能代表这部书的思想倾向。这件事又分两个部分,一得秦王送五个美女给蜀王,一是石牛便金。秦王送五个美女给蜀王,蜀王派五丁去迎接,途中见巨蛇在山洞中,力士蛇以致山崩也写得详细。但书中没有点出这与秦灭蜀的关系。是不是由于先献美女不行,后改为石牛便金才得以成功?石牛便金写秦王欲伐蜀,先刻五个石牛,将黄金置于牛后,使蜀开明帝误以为这些石牛真可便金,遂使力士拖牛,因而开通蜀道,秦相张仪遂由此而伐蜀。这里似是罗列了并列的两种不同说法,但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说,又可说是相辅相成。石牛便金表现了秦王的狡诈和蜀王的贪财,送美女事表现了秦王的狡诈和蜀王的好色,而这些正是秦灭蜀的原因。从书中这一重点可以看出,《蜀王本纪》虽为志怪,和史汉一样,也有对帝王儆诫的用意。

《蜀王本纪》艺术上也比较成熟。它既不是由若干不相关的故事组成,也不是只写一个帝王,而是一部有浓有淡有繁有简的带有神异色彩的传说中的上古蜀国的兴亡史。其中蜀国方面除李冰、关尹喜外皆是传说中的人物。秦国方面只写了秦惠王及张仪,都是实有的历史人物。至于“史实”,除李冰治水外,余皆虚构。整个故事就是假史传体例写的、真幻结合的志怪小说。书中杜宇“从天堕”,其妻“井中出”,鳖灵死后尸体溯江而上,至郫“遂活”而为蜀相,“五丁引蛇,山崩,五丁呼五女及迎接者上山,皆化为石”,李冰作石犀五枚“以厌水精”等皆属虚构,但这又与《汉武内传》等作品不同,不是出于宣传迷信的目的,作品主题还是比较进步的,只是假借了神异的形式。

《蜀王本纪》有繁有简重点突出。重点人物虽着墨不多,但大都写得微妙。如杜宇趁其相鳖灵去治水的机会与其妻私通,后“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而去,如尧之禅让”。这“禅让”二字就表现了杜宇的为人。但更进一步说,这当中还有耐人寻味处,是以“如尧之禅让”掩饰其自动下台,还是实际是被逼迫而退位?再如,秦王从蜀开明帝娶武都山精所化之美女,及此女死后葬礼的隆重中看出了蜀王好色,遂送五美女使耽于女色不理政事也写得入妙。扬雄究竟是大手笔,于志怪偶一点染亦自身手不凡。

《汉武故事》也是两汉杂史杂传中的一篇杰作。

关于这部书的作者,有说是班固所作者,见《三辅黄图》;有的说是王俭所作者,见宋代姚伯宇《续谈助》卷一。《汉武事故》中有“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数,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语。“元延”是汉成帝年号,称成帝为“今上”,可知作者是成帝时人。然班固是东汉明帝时人,王俭更是南朝齐时人,所以不可能是这二人所著。且《汉武故事》与班固《汉书》多有不合处。鲁迅论及此书的文笔时有一句话,以为“文亦简雅,当是文人所为”,看来说它出自成帝时文人之手,或者当无大谬。

武帝为人雄才大略,《汉武故事》略去这些另辟蹊径,以武帝一生由求仙到悔悟为主要线索而旁及各种轶事。如14岁时与其父景帝议论如何判决防年杀其后母案,夜行柏谷宿逆旅,得老妪帮助脱险事,对人才实用主义态度以及在这一问题上和大臣汲黯的争论等,这些也大都生动,看似与主线游离,实际是以这几件轶事略表武帝的为人和才略,使这个形象更加丰满。《汉武故事》的主线是写他由求仙到悔悟。文中写到他是由于两件事的“启示”而决意求仙的:一是田蚡害死窦婴后不久自己也将病死,临死前对人诉说窦婴的鬼魂对他百般挞楚;另一件事是武帝欲杀淮南王刘安,刘安却突然不见了。这两件事是他相信神异的起因,是他由求仙到悔悟这一长过程中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篇幅较长,写汉武帝一旦相信神异后一系列的求仙活动。这部分着重写这些求仙活动一再不验和方士对他一再的欺骗。第三阶段写晚年终于悔悟:“上乃言曰:‘联继位以来,天下愁苦,所为狂悖,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耗费天下者罢之。田千秋奏请罢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鸿胪(按:即指田千秋)奏是也。其海上诸侯及西王母驿,悉罢之”;“每见群臣,自叹愚惑:‘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上杀诸道士妖妄者百余人”。在两汉志怪小说中,写由受蛊惑而终至悔悟者此为仅见,这就可见《汉武故事》在两汉志怪小说中的进步。再有,把这部书和稍后出现的《汉武内传》相较亦可看出它的进步性。“内传”写西王母下凡与汉武帝的一夕谈,中间增饰若干情节,将在《汉武故事》中不长的一段铺展至万言。书中主要写西王母、上元夫人下凡,分别为武帝设宴,送武帝天书等事,以及汉武帝对天神的笃敬。然武帝修炼数年后,“自许为天神下降,必当度世,恃此不修至德”,终至“天火焚柏梁台”,天书遗失,武帝也终于下世。这书与《汉武故事》相较,立意刚好相悖,写武帝乃因用心不诚以致未得长生,这就不是反神异而宣扬神异,并力图为一生信奉道教的汉武帝未能长生找借口。两相对比,足见《汉武故事》在当时的进步。可以说,《汉武故事》是一部在当时众多以宣传神怪为特征的志怪小说中独唱反调的作品。书中同时还抨击了汉武帝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对下酷虐,使这部书在两汉志怪小说中显示了较高的思想性。

但与主干不和谐的是,虽然作者“颇不信方士”,但《汉武故事》中又颇“多神仙诡异之言”,特别西王母下凡事,因而使得全书显得扑朔迷离。这大概是由于在流传过程中经他人篡改了的缘故,或者竟是以由神仙到悔悟的《汉武故事》为核心,将其它关系汉武帝的志怪故事揉糅杂其中,因此作品呈现着某种自相矛盾的状态。《汉武故事》既是一部写由受蛊惑而终于反悔的书,书中武帝本人都说:“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按说书中所写灵异即使有一件为武帝所亲见,他都不会说这句话。可知所写灵异之事虽多,肯定都是后来篡人。

《汉武故事》艺术上最大的成功是写人。两汉小说都处在粗陈梗概的阶段,往往还只是一个故事轮廓,人物写得丰富者极少。《汉武故事》与当时其他小说之不同首先就在于人物描写比较充分。书中对汉武帝采取按时间顺序片断描写的方法。这些片断似断实连,皆为塑造汉武帝这一形象服务。其中有些只是稍作点染,有些部分却展开得比较充分,如夜宿柏谷一段,西王母下凡一段,汉武帝的言行都写得比较充分。再有,既然《汉武故事》以求仙为主又穿插若干与求仙无干的轶事,因而真幻结合成了塑造汉武帝这一形象的又一显著特色。其中写实性描写亦为两汉志怪小说中最为突出者。

除汉武帝外,《汉武故事》中对其它人物如东方朔、钩弋夫人、西王母等亦都略作敷衍。另外如淮南王刘安、李少君、栾大等也都有些刻画。这些人物用笔不多,只是个简单的轮廓,但都能给人留下印象。这些人物的设置也都是为塑造汉武帝服务的。汉代中传文学的大发展对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必有影响。影响所至,一是这时期的志怪小说多采用纪传体的体例,一是写法多是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对这些人物有些塑造。《汉武故事》尤其如此。

《汉武故事》在重点描写处虽也比较细致,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语言也顺畅。鲁迅说这本书“文亦简雅,当是文人所为”,是说得很对的。这是这本书高于其他两汉志怪小说的又一方面。

《徐偃王志》也属汉代杂史杂传体志怪,但它与《蜀王本纪》、《汉武故事》不同。一是原书已佚;再有,它不是典型的汉志怪,志怪的内容在书中所占比例较少,只能算是准志怪。徐偃王的传说早已有之,先秦时的《尸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皆言及徐偃王事。《史记》、《后汉书》亦写到徐偃王。《徐偃王志》今仅见于张华《博物志》卷七。说它是汉代作品,据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主要依据是《志》中称徐偃王兵败逃到了彭城武原县。据《汉收·地理志》,汉宣帝地节元年改楚国家彭城郡,武原为彭城郡所辖县。后黄龙元年又改为楚国,至东汉章帝又改为彭城国。由彭城这一地名可以揣知此《志》当作于汉代。又《水经注》卷八《济水注》引刘成国《徐州地理志》中亦言及徐偃王事,与张华所言全同。东汉刘熙字成国,似即此刘成国,这是《徐偃王志》成于汉代又一佐证。

《徐偃王志》中显亦有志怪内容,但数量甚少。除言徐偃王卵生,鹄苍犬为黄龙所变外,余皆写实。《志》主要歌颂了一个仁政治国的贤君。他以仁义著闻,“江淮诸国伏者三十六国”。这些激怒了不行仁政的西周王朝,急令楚国伐徐,“偃王仁,不忍残害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郡武原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汉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本文赞徐偃王行仁政,就是“独尊儒术”这一时代精神的体现。

因为篇幅太短,徐偃王这个人物也还只是个轮廓,写得颇不精细。多采用事件写人,以客观介绍写人的方法,很少有人物的描写刻画。再有,将要事件占了较多的篇幅,如鹄苍犬为黄龙所变,挖沟渠而得弓等,这就使本已不长的篇幅又被占去了相当的部分。这部作品的魅力主要在于它的悲剧美,它写了一个备受爱戴的仁义的君王被恶势力绞杀的故事,很能激起读者的义愤。

二

为人提到的两汉志怪小说还有《伊尹说》、《鬻子说》、虞初《周说》等。这些作品中亦有志怪性,但还不能说就是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

《汉书·艺书志》中有“《伊尹》五十篇,汤相”及“《伊尹说》二十七篇”等记载。其中《伊尹》是道家书,《伊尹说》是小说,彼此不同。但《伊尹说》显是受《伊尹》的影响而成。《鬻子说》,据《汉书·艺书志》:“《鬻子》二十篇”,又谓《鬻子说》,据《汉书·艺文志》:“《鬻子》二十二篇”,又谓“《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其中《鬻子》亦为道家书,《鬻子说》则为准志怪。再看虞初《周说》,《汉书·艺文志》云:“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说》为本)”。

《文心雕龙·诸子》篇,谓伊尹等所“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伐)代所记者也”。至于《鬻子》,亦谓为“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自)目肇始,莫先于兹”。就是说,伊尹、鬻熊实诸子散文的先驱。《周书》本之《周书》。《周书》,《周逸书》也,原名《周书》,先秦古籍,为战国时拟周代诰誓辞命之作,近似于《尚书》。依这些著作写就的小说,即使有志怪的内容,也不能就说是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只能说是子书类志怪。何况这些书今皆已失传,《伊尹说》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注引有“箕山之东,青鸟所在,有卢桔夏熟”一语被认为是遗文中之仅存者外,其他只字无存。所以本文就不谈这些了。

两汉时期的小说创作虽处于古代小说创作的初级阶段,但当时创作却比较繁荣。上面提到的这些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和当时数量更多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汇合在一起,再加上刘向《说苑》、《新序》、《烈女传》等近于诸子的小说,以及《燕丹子》、《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近史的小说,以及应劭的《风俗通义》、葛洪的《西京杂记》等多写民俗风情的小说,可说蔚为大观。这些小说虽然还不成熟,但亦是汉代文学百花园中的一片奇葩。其中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由于既受先秦史传文学和汉代《史记》、《汉书》影响,又受当时甚为流行的谶纬神学以及学道求仙之风的熏染,更是数量众多,色彩诡异。

汉代是一个“贱百家而贵道儒”的时代,在当时其他一些小说中道家影响或者较大,但从现有的几部杂史杂体志怪小说来看,有道家影响,但主要还是儒家影响偏多。其中虽不乏神异的描写,但多是属于形式问题。其中像《蜀王本纪》写蜀开明帝贪财好色导致亡国,杜宇行为失检失去帝位;《汉武故事》写汉武帝由迷恋道教到终于悔悟;《徐偃王志》写行仁政的徐偃王的悲壮的故事等,在当时来说都算是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倾向。

两汉的这些小说,包括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上承先秦、下启魏晋,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先秦历史散文中已民用工业些志怪故事,这在《国语》中比较多,《左传》等书中也有,但少有独立成书者,至汉代才有《蜀王本纪》等书出现。两汉杂史杂传志怪小说对后代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后代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在汉魏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其写法往往秉承两汉,用虚幻的故事写实有的历史人物。这其中突出的成绩,就是宋代讲史《武王伐纣平话》及在明代最终发展而成的、成为我国古代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最高代表的《封神演义》。

参考文献:

[1]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8卷。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

[4] 吴曾祺:《旧小说》,上海书店。

[5]《中国历史地图册》,中华地图学社。

[6]《汉书》中华书局版。

[7]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