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宸金融生涯二三事

文/孟 红

南汉宸金融生涯二三事

文/孟 红

南汉宸的一生可圈可点，而最值得一提也最闪光之处，就是他为中国共产党的金融贸易与统战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新中国中央银行的奠基人，是我党的优秀理财家、金融家。

边区好管家

1941年2月，经毛泽东点将，军政经济多面手南汉宸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承担起边区财经工作重任。

南汉宸上任不久，就采取“借”的办法，筹集到几万石粮食解了燃眉之急。后来，南汉宸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在不影响农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采取征粮的办法，派出工作团做细致的动员工作，发动群众支援革命交纳粮食。

为了保证供给，解决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南汉宸提出了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中央支持南汉宸的主张，肯定了这一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由于在边币发行的数量上掌握好了度，不仅没有引起恐慌和通货膨胀，还对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南汉宸开创了我党通过经济金融手段开展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

无规矩不成方圆。南汉宸在开展各项具体工作的同时，在财经制度建设方面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在制定税收政策的问题上，既做到保障财政支出需要，又不加重群众负担，把群众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真正给调动了起来。

1942年元旦前夕，南汉宸亲自带领缉私队将边区保安司令部军需处处长私藏的13箱肥皂收缴归公，也就是这13箱肥皂勉强支撑起了边区预算开支的户头。这件事南汉宸后来在工作中，时常向身边的同志提起，告诫大家时刻遵守铁的财经纪律。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将物资运进边区，南汉宸发挥自己的统战特长，在日占区和国统区建立起了以协和贸易公司为代表的商品贸易网络，打通了边区与外界物资交流的通道。同时，南汉宸积极组织边区出口物资的生产，不断提高边区食盐和土特产等出口物资的产量和质量。就这样，一支支运输队把边区出产的各类物资运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卖出后，再购买各种物资运回边区。很多革命青年就是扮作马夫，随运输队穿越封锁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南汉宸不仅自己是个干才，也很识才爱才。在康生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期间，南汉宸冒着风险，与康生针锋相对，保护了许多党内外同志。

在南汉宸的苦心操持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状况有了根本的好转，还为日后的革命事业攒下了厚实的家底。南汉宸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交上了一份优异的答卷。1942、1943年之交，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南汉宸为这篇报告提供了大量材料。这篇报告肯定和赞扬了南汉宸领导的边区财政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后来还收入了 《毛泽东选集》第3卷，题目是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编唱快板书推广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发布告 （金字第四号）指出： “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

当时的南汉宸已经担任人民银行的总经理。围绕以上政策内容，他亲自组织工作人员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快板书。虽然人民币发行的消息通过报纸、广播、布告进行了宣传，但南汉宸认为，收音机当时是个稀罕物，普通民众识字也不太多，口头传唱显然是一个最有效的宣传人民币的办法。这首随即人们很快喜闻乐见、广为流传的快板书是这样的：

诸位同胞和姐妹，听我谈谈人民币。

从前咱们解放区，花的票子种类齐。

……

三个银行合并了，统一发行新货币。

十二月一日开始花，名称就叫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印出来之后，银行的工作人员个个都会唱这个清晰明快、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快板。所有的分支行都要组织宣传队，他们走上街头，深入乡间，没有快板，就敲锣，敲小鼓，一遍遍唱给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听。

“我们就叫它‘中国人民银行’吧！”

62年前的以下这段对话，至今听起来还是那么激情澎湃，耐人寻味。这是两个人在商议新中国国家银行的名称——

南汉宸： “张 （鼎丞）、邓（子恢）提出的 ‘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名称，董老 （必武）都不满意。如今，人民对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已是怨声载道，国民党的中央银行，早已令老百姓谈虎色变。我们若叫 ‘中央银行’，恐怕人们很难区别此‘中央银行’非彼‘中央银行’了。”

何松亭： “如今我们的军队称‘人民军队’，我们的政府称‘人民政府’，何不将我们的银行也称‘人民银行’！”

南汉宸： “胖子，真有你的！现在蒋介石的大势已去，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来临。我们就叫它‘中国人民银行’吧！”

当时，南汉宸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要负责筹建新中国的中央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而何松亭时任晋察冀边区银行副行长。张鼎丞时任中共华中军区司令员，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书记。

1947年9月14日，张鼎丞、邓子恢致电中央工委，指出“为适应前线作战，中央应立即创办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越快越好。”

董必武接到张、邓电报后，立即找南汉宸商议。南汉宸指出，钞票制版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确定银行名称是当务之急。

1947年10月2日，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常委董必武，在西柏坡发电报请示中央，建议新中国国家银行的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宣告成立。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标志着旧中国金融即将结束，新中国金融即将开始。

大胆启用普通工作人员马文蔚书写币上字样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时，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同一天，第一批伍元票面的人民币，在河北省平山县银行正式对外发行；接着又在石家庄发行贰拾元、拾元票面的人民币。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我国第一套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是董必武写的，但至今仍在使用的人民币上的这五个字是谁写的却很少有人知道。

原来，南汉宸平素喜欢书法，在考虑第二套人民币的字样时，他获悉银行员工马文蔚隶书写得很好，便以试笔为名，大胆启用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圆、角、分等几个字，这些字一直沿用至今。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经周恩来总理反复提出修改意见，经中央批准后，于1955年正式兑换发行。

“我们应该照毛主席说的去做。”

1947年12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的南汉宸到西柏坡请董必武书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及人民币的票额数字。当时，华北财经办事处按照国际惯例，拟在票面上印毛泽东像。在钞票上印刷人物肖像是各个国家的共同习惯，有利于钞票防伪。

于是，在筹建中国人民银行过程中，董必武于1947年12月30日电报东北局，托印人民币，提出“票面印毛主席像”，同时电告中央，中央回电同意。但毛泽东说： “票子是由政府发行的，不是由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而非政府主席，怎能印我的像呢？以后再说吧。”

董必武立即找南汉宸商议，改印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图案。南汉宸将毛泽东与董必武的意见向何松亭、石雷传达，又给边区印刷局王文焕局长写了说明信，连同已经设计好的没有毛泽东像的票版和董老为中国人民银行题写的行名，让石雷从西柏坡出发，到设在阜平南峪的印刷局调换了票版图案。

1949年10月筹划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时候，毛泽东已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人民银行发行科科长石雷请示南汉宸行长，提出人民币上是否该印上毛泽东像的问题时，南汉宸行长笑着说：“小石呀，此事我也没有忘记。前几天，我在中南海开会，趁会议休息时，我当面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胜利了，不要以功臣自居，要谦虚谨慎，进城前我们开了会 （指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不准用人名命名工厂、城市和街道，因此，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把自己的像印在人民币上。我们应该照毛主席说的去做。”

爱才若渴，知人善任，敢于用人

南汉宸非常善于使用干部。他就像是一块磁铁，无论放到哪里，它都能把铁砂吸引在它的周围，而且越滚越大。南汉宸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有丰富的阅历，因此，他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都有深切的体会，敢于坚决贯彻执行。

南汉宸为党爱护干部，培养干部，向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他认为提高干部的能力，使之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胜任愉快，永不掉队，这才是真正的爱护。1950年，他感到社会主义的银行干部，需要懂得政治经济学，懂得工农业生产，就请求北京大学设立银行专修班，把老红军、老党员、局处一级干部，送去学习。他又把分行行长集中到总行办学习班，并亲自去讲课。

南汉宸还大力培养新干部和接班人。1950年商请清华大学设立银行专修科。有些青年不安心学习，认为建设开始以后，银行已经没有多大作用。

南汉宸就亲自去作报告，设法把青年人的火热的心点燃起来。

南汉宸早就提出设置银行中学和金融学院的设想，认为银行必须培养出一大批懂得马列主义，懂得政治经济学，懂得现代工业、农业，懂得外汇和外贸的干部。对在职干部，他经常作有关时局、学习和金融政策的报告。这是对干部交心，告诉大家自己在想什么，希望他们想什么。对于干部的宿舍、托儿所、医疗、福利等问题，他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

南汉宸在银行十分注意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深知当前的银行工作是复杂的细致的经济工作，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要有工业、农业、外贸和国际经济知识。银行工作需要专家、学者，需要有学问、有经验、有才能的人。建国初期，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先生到北京，南汉宸按照党中央的意图，热情欢迎他们到银行当顾问，并请他们引荐人才。

南汉宸把这些专家都用上犹嫌不足，又从社会上邀请一批专家、学者、教授到银行工作。设立了由冀朝鼎领导的包括100余人的金融研究机构，而且在各业务部门设专门委员、研究员，帮助分析业务中出现的复杂的经济问题。

旧中国银行集中了许多经济资料和图书，南汉宸指示把伪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金城银行、上海银行的图书全部集中北京，建立了一个有数十万册书籍的经济图书馆，其中海关关册之完全就为全国之冠。

这个从山沟里成长起来的银行，进城以后之所以能够迅速掌握外汇、保险、汇兑、金银业务和金融管理工作，制定了正确的金、银、外汇政策，这同吸收一批专家、学者和我们一起共事有密切的关系。

南汉宸在金融工作中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是很有成绩的。1949年，有一个私人银行因香港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请求人民银行借给二百万港币的外汇。南汉宸却批给八百万港币，要他们搞好业务，充实基础。这事感动了周作民先生。他曾经接触过北洋军阀，也接触过蒋介石和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善于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总想吞并或掌握私人银行。他从这一件事情上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体现了全民族的利益。这样的党和国家，是可信赖的。

于是，周作民先生毅然回到祖国，请求对他的银行实行公私合营。现在，这些银行机构，正在为祖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南汉宸目光远大，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胸襟和气魄。

南汉宸思贤若渴、爱才若渴，为人民银行延聘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千家驹、王学文，章乃器、沈志远、陶大镛、冀朝鼎等，使人民银行成为“人才篓子”。

有一个负责干部到外地视察，南汉宸亲自写信要当地银行行长介绍干部情况并推荐人才。后来，就把被推荐的年轻干部调到总行担任重要职务。

南汉宸随时注意发现和选拔人才，是因为他知道党的事业正在发展，不挑 “尖子”，不出人才，就不能适应更加艰巨的工作任务。银行干部盛赞他知人善任，敢于用人。这同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依靠群众掩护、支持，和群众同呼吸，有密切的关系。他在地下的艰苦斗争中，看到绝大多数人是反对国民党，同情共产党的，因此他相信他们在我党领导下，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信任、爱护他们。他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各有长处、各有短处。不因为档案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定一切。既看到缺点，又看到优点。

在南汉宸看来，没有不能使用的干部。他总是因材使用，用其所长，补其所短。他对干部就像对苹果树一样，不断打去杈枝，修剪枝叶，在谈话中启发干部改正缺点。他就像一团烈火，以自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烧暖你的心，使你热气腾腾投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