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歧义的双语义特征及相关认知阐释

高凤江

(广东肇庆学院,肇庆,526061)

语用歧义是从语言使用和理解角度来看意义的不确定性,亦称非单一性。人们生成与理解语言的过程并非“按部就班”地进行(钱冠连1994),无论是在言者亦或听者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现象也反映出人类思维的离散性以及话语交际双方心理认知的差异性。语用歧义的存在也说明客观命题具有主观性,围绕中心意义可有各种各样的附加意义。长期以来,在语言这个复杂适应系统中(Complex Adaptive System),我们还没有人能突破歧义这一瓶颈(王士元2006)。

在意义研究领域,语用歧义现象往往具有特殊意义,对它的审视常能极大地帮助我们认识交际搁浅和非关联与无关联现象,并进一步识解意图和推断之间的局部错配和整体错配的问题。这一领域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很多,本文将聚焦说话人与听话人在表达与理解、理解与生成话语时的认知途径,由此进一步探讨语用歧义生成过程中的相关心理机制。

1. 明示-推理与语用歧义

根据关联理论(Sperber&Wilson 1985),言语交际活动是一个有目的、由说话人明示受话人推理的动态过程。正因为如此,互明的认知环境不容易做到。当理性行为的语言运用受到相应的主观识解因素影响后,言者表达与听者理解中的意义在保持同一形式逻辑的前提下出现相互对立的矛盾时,就会产生语用歧义。它不是语言结构形式与其意义之间的一种含糊不清的语言病态,也不是语言机制失控构成的语言异常现象,而是以其难以捉摸的特性所体现的意义矛盾和对立(Rimmon-Kenan 1977:187)。从认知思维角度看,它反映的是语言符号规约与意义规约、以及言语立意与意之所指的复杂性,这是一个经验性假设,我们可以沿着下列路线对其加以验证。

言语交际行为是交际双方通过话语生成与理解而传递思想信息的互动过程。它是一种理性行为,言者总是在判断说什么、怎么说,听者总是在判断答什么、如何答(冯光武2006;吴诗玉2009)。这也是理想状态里的成功交际模式。从这一成功交际模式看,自然会话中的信息传递应包含两个层面:生成与认知。它们是理解的逻辑前提。在正常的交际中,言者将思想生成明确的语义内容,听者准确地构建对方的语义,这时候,两者是统一的,要求双方在同一生成与认知思维过程中始终保持思想自身的同一。这反映在命题概念和推理方面也必须具有同一性,两者不能任意变换和转移。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的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1)交际双方的互明;2)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参照赵彦春(1999)所列公式R=C/E可知,言者生成能直接产生语境效果的话语,而听者理解话语时付出最小的认知努力。因此,成功的交际以语境效果与推理程度之间的最佳比例为基础。目前,一个相当清楚并已被普遍认同的事实是,在话语生成与理解的过程中存在下述两个方面的因素:(1)在生成话语时,言者要给已形成的思想编码成语言外壳,这时的话语具有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2)听者利用个人已有的意识形象构思、理解接受到的话语。由于言者与听者心理联想以及认知侧重点不同,所以当言者的交际意图体现在话语的“聚合关系”即非自然意义、而听者的认知侧重点在话语的“组合关系”即自然意义时(Grice 1957),就会出现甲和非甲相互对立的话语“共存”(Rimmon-Kenan 1977:188)现象,从而形成语用歧义的客观基础。先来看下面的例子:

Speaker (An old woman passenger to the impatient bus conductor): Easy, easy! I am getting on, you know.

Hearer (Conductor): I’m sorry; I thought you were getting off!

售票员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将老太太明示话语“上了年纪”(get on)歧解为“上车”(get on)。在这里,明示话语本身客观上提供了两种理解的可能,当听者未能按言者的意图了解这个语言代码的非自然意义时,会话中的逻辑矛盾由此产生(高凤江2003)。

我们将话语生成与理解两个过程整合起来,尝试性地提出明示-推理所形成的会话非关联模式,用图示如下:

以上图示表明,“明示”与“推理”是同一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言者通过话语编码明示自己的交际意图,即“自然意义”或“非自然意义”;听者对话语信息按一定的方向进行推理,从而获知说话人意图的“能指”或“所指”,进而实现交际的成功。如果言者明示的意图未能体现在明说的层面上(自然意义),而是体现在暗含的层面上,这时明示的话语含有非自然意义。而非自然意义是不能用常规办法理解的信息,它是说话人的意图,是靠听话人认识这种意图之后而产生的含义。当听者在能指与所指语境所进行的推理过程中寻找不出言者明示的非自然意义、而是沿着能指语境推导出与言者话语相悖的自然意义时,也就命不中言者的交际意图。这时的话语双方犹如在进行一场“语言交际博弈”,各自在寻找一条理性最优策略(吴诗玉2009;王雪玲2010),Grice(1975)在其《逻辑与会话》一书中用“玩游戏”这一概念来描述此种情形。此时,言者期待听者认清所指,即语用中的非自然意义,但是听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在推理过程中跳不出言者所明示的、由声音符号组合的能指,从而找到概念整合后的所指,语用歧义由此而生。显然,Grice这一极具诙谐的解释从认知心理的角度看,这种情境下的语用歧义是说话人的明示与听话人的推理之间出现的偏差所致。

2. 认知语境与歧义

认知语境是交际双方共有的心理产物,是言者与听者头脑中所具有的认知推理能力,从这一角度看,它也是系统化了的语用知识。因此交际双方共有的认知语境对言者明示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明示的实质就是言者利用纯语言符号和认知机制合力的心理认知过程。言者希望所传递的信息是最有效的,能被听者准确、全面接受。同理,听者则相同地借助认知语境进行信息推理。这一交际双方共有的语境是明示成功的基础,也是推理成功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语境层面主要是从双方认知心理角度出发的,本身是动态的,是存在于交际双方大脑中一系列假设事实所构成的集合。对同一个实际语境,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心理构建体,因此,互明的认知环境有时也不容易做到,只有当双方的认知环境能够显现相同的事实或假设时,他们之间才产生认知环境的重叠,形成认知环境的互明,从而使交际成功。认知哲学认为,在能指与所指这一对概念中,各自地位只有在不同的语境中才能确定,换言之,在不同的语境中,所指可以成为能指,能指也可以变为所指(张一平2006)。

具体而言,能指是言者表达的语言现实,体现在语言的线形链中,是在场的自然意义;而所指是言者脑中呈现出来的非自然意义,它代表的意义并没有真正体现在语言中,是不在场的,即我们所说的“意义潜势”。我们认为,语境中的话语意义是通过话语中词语的意义潜势的结合而产生的,这一过程要受到语义运作和各种类型的语境信息的制约。我们无法知道言者和听者之间是否在能指与所指的语义之间选择同一思想,又如何区别能指与所指这两个概念。如果听者不能构筑起与言者期盼或预设相同的认知环境,那么,语用歧义就不可避免。同样,如果言者明示的语言形式与不同层面的语境互动带来意义上的变化,语用歧义的可能性也会发生。这也是徐盛桓先生(2002)所提出的关联断层现象。他曾举下例说明:

Speaker: I can’t hear a word!

Hearer: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引起了交际话语中的关联断层呢？Sperber和Wilson(1995)在解释语用歧义时提出的认知语境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很好的回答。他们认为,成功的交际是以认知语境为基础的交际意义的恰当再现,如果听者的语用推理不能捕捉言者的语用用意,即听者的推理产生不了言者预期的认知效果,势必导致交互匹配断层。这个过程也体现了实际话语在表达时呈现出的复义性特征(高凤江1994)。上例中,虽然言者提供了听者理解的直接语境,对于听者来说,话语的能指与所指存在动态的选择性,这通过听者的关联机制可以获得所指概念,使交际顺利进行,但是一旦听者进入能指概念,与言者话语的交互匹配就会出现断层,这就是语用歧义析出的心理操作过程。不难体会,此例中言者因不满听者在剧场喋喋不休说话而影响其看戏说出的警告话语对听者来说仍可产生多种理解,正是因为其语境所指不足,存有其它能指性;而听者也正是利用言者话语所产生的语境能指性获得某种语用效果,从而说出“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这句与言者预期相左的话。假若言者将此句表达为“I can’t hear a word of actors!”的话,受话人的认知语境就会产生某种限定,语境的其它能指因素不再存在,听者也就不会说出“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这句非关联话语。

3. 视角选择与语用歧义

视角是指说话人的观察角度,经常以隐晦的方式出现在语句中。Schmid(1999:124-125)认为视角是说话人识解事件或抽象关系的方法,包括认知和情感。Langacker(1987)对视角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认为它主要包括视点和焦点,是指观察者在情景中所注意的焦点成份的选择,说话人在表达情景时所采用的“心理路线”。所有的语言表达都从某个视角出发,对信息的理解构成语境与心理空间域,从不同的视角空间推定出新信息的可及性。从认知语言学理论出发,大脑的这种视角转换能力对语义结构有重要影响,不同的视角转换能力可以帮助言者与听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与表达同一情景。从认知层面来看,视角转换能力是在言者与听者的直觉推理与反思推理过程中进行的,然而,在有些言语环境下,交际双方并非总能即时而明确地把握对方的心理路线,用同一视角感知或理解话语。从另一角度来看,认知思维的理性与任意性决定了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同时并存。如此一来,话语信息的线性结构使交际双方皆面临新一轮意义建构问题。言者发出话语时必须选择一个命题,该命题继而影响听者对话语的理解。对同一事物,如果观察方式或时空视点不同,就会形成不同意象,从而形成不同的概念和认知。也就是说,言者与听者双方作为认知主体总是从一定的视角出发,对一个客观事物进行概念识解(construal)(Langacker 1987:128)。由于听说双方的主观参与均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视角选择过程中,因而对同一事物或情景会有不同的突显侧面,其语义所指会形成两个主体对应关系,双重意义共存。这也就为语用歧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可能。这样的语料俯首皆是。例如,一位妇女看到一个男孩用手不住地擦鼻涕,便有下述对话:

Woman: Don’t you have a handkerchief?

Boy: But I have never lent it to the stranger.

不难体会,此例中男孩之所以曲解妇女的话语,其原因是以自己所处的主观视角为参考点,没有在当时的语境下首先激活说话人的目标域(侯智德2006)。简言之,这即是对妇女话语的客观视角未能作出准确的判断,话语双方视角的不一致(incongruity)引起话语相互对立的逻辑矛盾。

因此,从认知层面看语用歧义可知它由两个意义层组成:第一意义层(M1)是语句的字面意义;第二意义层(M2)反映的是言者的心理路线。显然,这是两种视角共存的结果,如把M1视为某个概念,M2视为另一个概念,话语就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概念,形成两个看待同一事物的共时角度。如果听者未能从词语的字面意义所处的一极转换到与字面意义对立的另一极——言者的心理路线,也就是说,听者现有的信息组织无法接纳言者的意向性附加意义,便会产生相互对立的话语之间的逻辑矛盾。

4. 结语

意义本质上是一种心理认知现象(Langacker 1987),而言语交流的内在需求则是意义的传递,话语只有在被表达或感知之后,才能实现意义的传递。语用歧义之所以被视为一种意义的复义形式,其实质是认知结构领域内在的结构体系即附加意义的存在。它反映出人类感知基础与命题表达之间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使交际双方对同一事物从共时角度感知到两种对立的信息而形成一种认知偏差,导致交际失败。Sperber和Wilson(1985/1995:23)指出,“交际的成功不在于受话人识别言语的语言意义,而是在于其言语中推导出发话人的意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语用歧义的中心是意义的构建与认知过程,取决于意义的性质,它处在客体与主体相遇的瞬间,此时出现一种相互排斥的意义“共存”的现象。这是一个逻辑矛盾,是甲和非甲相互对立的矛盾,由说话人和听话人对话语使用意义的认知差别引起(项成东2002),形成于交际双方相互矛盾背后的认知操作。研究它的认知过程,可以帮助人们研究思维与语言从客体到主体,认识到创建的转向。

综合前述可知,意义具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意义并非完全的客观世界,无法独立于人的主体意识而存在;第二,意义也并非完全的主观臆断,它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容,但必须在进入了相对应的概念基础、互动基础和语境基础之后方能以两种可理解的方式存在。本文从认知语用学的视角出发,对特定话语交际条件下产生的歧义现象进行了解析,从研究意义上看这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范式,有助于我们探索话语交际的内在认知规律,进一步认识意义在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目的与语用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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