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操控
——一项基于《鲁滨逊漂流记》全译本①的实证研究

王 琴 徐 剑

(徐州师范大学,徐州,221000)

“意识形态”在哲学上是指人们的总体世界观或对某种生活方式的信仰;而从政治学上讲,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一定理论为基础的信仰体系。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w Lefevere 1992)指出,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作的“改写”。这种改写体现在文本的处理方式,甚至语言形式的变化上。而意识形态是影响译者“改写”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操纵着能指,也对所指产生影响。

本研究以《鲁滨逊漂流记》的19个严格意义上全译本为例,建立译本语料库,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操控。19个译本始于1905年,止于2008年。为便于分析和理解,我们按照现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分期(章艳2006;查明建、谢天振2007),将这些跨越逾百年的译本分别归入四个时段(见表1)。其中徐霞村1959年的译本是在1937年译本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后出版的,两个译本的社会、政治背景差异巨大,改动较多,因此将它们归入不同的时期。

表1 译本及分期

1. 意识形态对文化词汇的操纵

1.1 儒家词汇的名与实

晚清的进步人士已有了睁眼看世界的意识,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作为第一时期的译者,古文名家林纾是带着固有的儒家本位的思想去解读国外名著的,并同时也对儒家思想进行反思。其译文中出现的传统儒家核心思想词汇,如“中庸、仁、义、忠、孝”等也反映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清朝覆亡后,封建社会的政治体系虽然倒塌,但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根基仍然存在。而五四之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虽然这些儒家思想词汇还在译本中出现,但无论其表面还是内涵都在发生变化。表2是对含有儒家思想的核心词汇在上述19个译本中的出现统计。统计包括单音节词及多音节词,比如“仁厚、仁爱、仁至义尽、忠厚、忠节”等,但排除不带有儒家思想内涵的词汇,如“意义、主义、教义”等。

“中庸”一词在各译本中频率都不高,差别不大,但语境分析显示,第一时期的“中庸”和之后的“中庸”内涵有一定差异,译者的目的性也不相同。多数译本中出现“中庸”一词的原句为“[……] that Temperance,Moderation②,Quietness,Health,Society,all agreeable Diversions,and all desirable Pleasures,

表2 儒家思想部分核心字、词频率统计

were the Blessings attending the middle Station of Life”。19个译本中,17个使用了“中庸”,以下是部分译本对该句的翻译。

(1) 盖中庸之道,七情都不能乱,亦无杀机欲焰,攻炽其中,终日雍容[……]

(林1905)

(2) 中庸,克己,平静,健康,交际,以及一切娱乐,一切乐趣都是中资之家的幸福。

(徐1937)

(3) 遇事又从不过分,老是心平气和的,又恬淡,又宁静,又健康,又有人来人往的交际,一切的令人欢喜的消遣,一切的令人羡慕的快乐,无一不是他们的幸福[……]

(汪1947)

(4) 适可而止,中庸克己,健康安宁,交友娱乐,以及生活中的种种乐趣,都是中等人的福分。

(郭1996)

(5) 中庸、宁静、健康、友谊,所有这一切美好的消遣和乐趣都对中产阶级情有独钟。

(张2002)

显然“中庸”一词对应的是原句中的“moderation”一词,该词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1988)中的解释是“适度、温和、中庸”。“moderation”和“temperance”等词语是该分句中的并列主语。唯有林译将“中庸之道”置于主位,其它词置于述位,变为小句,以解释主语“中庸之道”。这种对“中庸之道”的突出和强调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且其所指的是作为道统的“中庸”。这也和林纾在译本序中以“中庸”解读该小说,试图对“中庸”进行重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其他译本的“中庸”多以并列成分出现,指一种状态或处世之道。又如林译中其它两例含有“中庸”的句子:

(6) 然尚有要诀焉:凡此种人举动,名曰中庸,俗人咸莫审其奥妙,或入之而不能居,居之而不能久,良足慨叹。

(7) 眩晕中。乃益信中庸之言。为计至得。为生亦易。安有以七尺之躯。遂飓母而旋转。

句(6)为鲁滨逊之父讲述“the middle state”的好处。实际上这句话为林纾的增译,在原文中是没有的。这句翻译将“中庸”视为“要诀”,而句(7)中的“中庸之言”体现出“中庸”的系统性。但“中庸”一词出现最多的是五四时期的汪译,共出现了4次,见以下例句(8～11):

(8) 又说我最好要取一种中庸之道,或者是一种可以叫做平庸生活里的高人一等的生活[……]

(9) 只希望他们可以生在这两种的极端的生活当中的一种中庸生活里面,也不要太低太小,也不要太高太大[……]

(10) 现在我才看得很清楚明白了,他对于中庸生活的观察真个是再好也没有的。

(11) 而今,不然了,我过的却正是一种中庸的生活哩,却正是下等生活里的那种高人一等的生活哩[……]

通过研究其译语的语境可以发现,汪译的“中庸”强调的是等级或生活状态,即“中等生活”,和林译“中庸”的内涵有所不同。林译在译本中使用“中庸”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意在使传统的中庸思想和西方的冒险精神发生碰撞,为重构“中庸之道”作铺垫。而其它的译本不带这种目的性,“中庸”仅作为一般的传统文化词使用。

其它一些儒家传统思想和道德词汇,如“仁、义、忠、孝”的形式和内涵也有一定变化。在林译中,它们多以单音节词形式出现,比如“以仁覆我、老人义余、忠而且公”等,这些词的儒家文化气息浓厚;而从第二时期起,这些词多以双音节词和四音节词形式出现,比如“仁慈、麻木不仁、道义、情深意厚、忠诚、忠心耿耿”等。儒家核心词和其他字的组合,淡化了儒家文化的内涵,比如“仁慈、仁厚、仁爱”就将“仁”和“慈、厚、爱”等普通词汇并列;“正义、恩义、道义”等则是一种偏正关系的组合,突出的是“正”、“恩”和“道”的涵义。总体上看,带有儒家核心词汇印迹的词语在四个时期中平均出现的总频次数相差不大,分别为59、57、52和50,这表明儒家思想的核心词汇仿佛一种深层的文化基因,塑造着民族的心理、语言和文化,后世的语言无论经历怎样的形式变迁,总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子。

1.2 宗教词汇

传统文化词汇相对于宗教词汇对译者有更大的强制性;因为文化词是目的语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译文不可能完全规避译入语的文化。而对宗教词汇的翻译,译者可在源语和译入语的宗教词汇系统中进行选择,不同的选择体现了译者不同的意识形态系统。译文中出现的西方宗教词汇包括“上帝、魔鬼、幽灵、圣经”等,而译入语汉语的传统宗教词汇有“天、帝、经、鬼”等。表3对宗教核心词进行了统计,既包括单音节词(字),也包括多音节词,如:“帝”包括单字的“帝”和双字的“帝力”,“天”既包括“上天、老天爷、老天、天心、天意”等,也包括语气词“天呢、天啦”。总的说来,第一时期东西方宗教词汇夹杂使用的情况更为普遍,但是从第二时期起,尤其是第四时期,西方宗教词汇的使用大大超过东方宗教词汇。

林纾译本中使用“上帝”一词的数量少于其他译本,为161个,而他使用的另一词“帝”来代替对上帝的称呼,计61次,这是其它译本没有的。另外林译使用的带有“天”的词汇也最多,达124次,超过其他译本。对于《圣经》,林纾译为“经”字的频率为15(见表4),其他译本使用“经”或“经文”的也有,但数量非常少。林译中带有“鬼”字的词的数量(21次)超过“魔鬼”(7次),没有出现“幽灵、原罪”这样的西方宗教词汇,“忏悔”数量(2次)也最少。“帝、经、鬼”都是中国宗教传统中的形象,而“上帝、圣经、魔鬼、幽灵、原罪、忏悔”属于纯粹的基督教词汇,体现了截然不同的宗教色彩。林纾作为上世纪初的译者,对西方宗教文化多是从传统宗教的角度去理解,这种误译在两种文化碰撞交流之初是难以避免的。缪哲译本也多采用传统宗教词汇,如“经文”、“鬼”等,但该译本使用这些传统宗教词汇还和林译有所不同。林译的“经”既指“《圣经》”,又指“《圣经》文本”,而缪译的“经文”均为“《圣经》文本”的简称。缪译的“鬼”字也多使用在象“鬼地方、神呀鬼呀、鬼模怪样”这样的熟语或成语中,这是该译本的归化策略所至,以符合其遣词造句复古特色,这和林译有所不同。

1.3 政治意识形态词汇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一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词汇也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出现,RobinsonCrusoe译本也不例外。统计显示(表5),第二、三分期的译本中,此类意识形态词汇的数量和种类有明显增加,如“阶级、解放、同志、人民”等,而第四时期此类词汇又有所减少。我们认为,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里的强化与淡化有关。

随着时间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同一意识形态词汇的所指也发生变化,这在不同时期的译本中有所体现。译文中的“阶级”等词多和原文的“middle state”或“upper station of low life”对应。第二、三时期多使用“上层阶级、中等阶级、平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带有政治成分的词汇,而第四时期使用最多的是“中产阶级”这一经济和社会属性的词汇。

表3 宗教核心字、词频次

表4 林译和缪译中“经”和“鬼”出现的语境

注:因篇幅限制,此表仅为部分语料的示例。

另一个意识形态词汇“同志”在第二时期的汪译中使用了9次之多。从语境来看(表6),“同志”的所指既有我的朋友、难友、被我救的西班牙人和英国船长,还有基督徒,也指食人生番的同伙和反叛水手的同伙,因此该译本的“同志”兼有正面和负面的语义韵,和“同伴”相当。第三时期徐译和第四时期张译各有一个“同志”,它们都是正面的语义。

表5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词汇统计

1.4 成语的使用

成语可以被视为语言文化的“信息块”和“活化石”(莫彭龄2000),汉语中的成语以四字为主,体现了汉民族重视对称和典雅的审美情趣。由于人类文化中有共通之处,成语作为汉语言中的一部分,英汉翻译作品必定会用到成语。统计显示(见表7及图1),RobinsonCrusoe各个译本的成语无论种类和数量都有增多趋势。第一时期译本最少,这是受古文的戒律所致,古文忌语录中语,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等。林纾在译文中尽量避免使用现成的含典的成语,所以数量最少。第二、三时期,由于译者在异化的策略下操作,成语使用的数量不算多,而到了第四时期,成语种类和频次都大幅上升,这大概和这一时期的翻译中的兼容策略有关。

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些成语文化内涵逐渐淡化,而另外一些仍旧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些成语体现了该文化特有的地理环境、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乃至思维模式。比如“初出茅庐”、“四面楚歌”、“南柯一梦”、“黔驴技穷”等都是出自典故,带有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都是典型的文化负载词。统计数据显示,四个时期文化负载成语的平均数量分别为:14、15、24和37个,其中第四时期的缪哲译本种类和数量都为最多,分别为62类,91个(见表8)。

表6 汪译(1947)等“同志”的语境及所指

图1 四时期成语种类和数量

分期译 本种类频次一1. 林纾94102二2. 徐霞村1592183. 汪原放187377三4. 徐霞村305482四5. 郭建中4177366. 罗志野3495727. 缪哲4877838. 李智、艾文4627409. 张蕾芳49079010. 义海34257411. 胡殿义49178412. 黄杲昕51593213. 陈健健39762514. 范纯海、夏旻36056915. 王育文34656216. 石伟45469817. 鹿金31861718. 金长蔚45373619. 赵宇403715

表8 缪译(1998)中典型的文化负载成语

注:数字表示使用次数,不注明的为1次。

成语言简意赅,意蕴丰富,体现出传统诗学的审美情趣。翻译文学作品中成语的使用既是对作品文学性追求的体现,又是对传统诗学的尊崇。目的语成语、尤其是富含文化内涵的成语在翻译中使用的增加,是归化策略的一种体现,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中地位上升的结果。

2. 意识形态操控下译文的欧化轨迹

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着文化词的翻译,还会影响译文的语言形式,而语言形式的改变也会反过来参与意识形态的构建。张卫中(2004)指出,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其实也意味着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和世界图景的转换,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人的价值观、知识体系和关照世界的方式。RobinsonCrusoe四个时期的译本历时百年,它既是汉语欧化轨迹的一个缩影,也见证了语言形式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

2.1 第一时期译文:异质潜行的弹性文言

林纾作为晚清古文名家,标举的是“直追秦汉的那种散体古文”,“所谓胎息于史记汉书”(伍立杨2003:20)。但是学习西方的意识已经萌芽,通过翻译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社会观念成为社会的共识,因此林译中的古文无论在词语还是句法方面不可避免地有了异质的出现。

在词语上,林纾通过翻译,引入了一些西方词汇,涉及的方面有地理、社会、思想等方面,拓展了读者的视野。林译中“世界”一词使用了32次,和传统词汇“天下”的频次相同。“世界”包涵了“宇宙、地理、社会”三者之意,可以说打通了三者的界限;而“天下”一词则带有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局限性和封建意识的色彩。另外“地球”一词出现了3次,“月球”1次。译文中现代航海词汇有“大陆、纬度、北纬、赤道、远镜、地图、子午线”等。西方时间体系的词汇有西历中的纪年,如“一千六百五十九年”,时间单位如“分钟”。而西方社会词汇有“社会、政府、代理人、公司、股份、股东、股票、股本”等。这些词都源于或具有西方自然或社会科学的色彩。

林译遣词用句虽不失古文雅炼庄严,但口授笔录的翻译方式以及原文的影响,使得译文带有某些白话的色彩。比如“余此时刚至马德利德。入境均为生客。思欲稍留其间。观西都风物”一句中的“此时”和“刚”都带有白话叙述的痕迹。

林纾的译文其实违反了“古文”循规守矩、力求保持语言纯洁性戒律,用钱钟书(1981:39)先生的话说,林译使用的是“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正是在这种弹性的文言里,生长出了汉语欧化的萌芽。翻译作品在引进这些异质语言的同时,也将西方感知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引入了古老封闭的中国社会。随着翻译文学的广泛传播,这些异质也将悄然发生着由量到质的转化。

2.2 第二时期译文:形式化的增强

第二时期译文在语言的形式化方面得到增强,这来自对源语的模仿。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译文的语法化程度增强,这表现在结构助词“的、地、得”,和动态助词“着、了、过”的增加;代词的形式化和性和数范畴的形成使得意义表达更为明确。另一方面句子的逻辑关系更为显化,这表现在连词种类和数量的增多。这些都使得译语不但更加明确,而且易于识别。

以源语为中心,重视源语规范的翻译,使这一时期的译本翻译腔较浓。比如受源语“when”用法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时候”的使用频率较高。在例(12)中,就出现了4次。

(12) 但由于英国语言的转讹的关系,渐渐的无论在我们自称的时候,在人家叫我们的时候,在我们自己写出来的时候,或是在我的伙伴喊我的时候,都把我们的姓变成“克罗索”了”。(徐1937)

汪译使用“的时候”最多,为734次。而这一用法在第四时期普遍减少,比较简洁的说法“时”的使用则多了起来。再比如“于是”“因为”的频率也出现第二时期最高,第三、四时期逐渐减少的现象。

虽然该时期译文在语言的形式化方面欧化特征最为显著,但由于其处于语言的转型期,译本呈现出新旧词语混杂、中西语言形式共存的特点。

2.3 第三时期译文:词语内涵明晰的诉求

我国的语言政策一贯致力于维护祖国汉语言的纯洁性。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社论强调指出,必须使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这一思想对翻译工作也起到了指导作用。《翻译通报》上刊登的对译者、特别是名家译文的“语言生硬、离奇”的现象,及“硬译”文字的批评,“对50年代翻译语言的规范问题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查明建、谢天振2007:559)。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翻译作品的语言更加规范,徐译(1959)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

徐译(1959)是在对徐译(1937)重新修订后出版的,1937年译本欧化特征显著,但读起来仍有晦涩,而修订之后的译本则明白、晓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词汇内涵的明晰化。表9是通过使用检索软件WordSmith检索到的两译本词汇相关数据。对比显示,1959译本词汇的形符数为116,209个,即总词汇量超出1937译本7,652个;类符数为8,157个,即词汇类型也要比修订前的7,377个多出781个。词汇的标准类符形符比(44.14)也更大,显示了更大的词汇变化性;而且平均词长为1.46,超过前期的1.43;双字词的数量为47,599,比前期译本多5,384个,增长幅度超过其它长度的词汇。

表9 徐霞村1937年及1959年译本词汇数据

新词以及更多的双音节词的出现,使得词汇内涵缩小,表达更为精确,理解更为容易。以“思想”一词为例,第一时期出现14次,有“想法、念头、观念”的涵义,只作名词使用。第二时期其数量最多,平均53次,要超过“想法、念头、思考、考虑”等词,其内涵除了第一时期的用法外,还包括“思绪、意识、思考、认识状态、宗教或学说体系、思想情操”等,词性为动词和名词。第三时期起,“想法、念头、考虑”等的数量增多,“思想”一词的数量减少,且只作名词,主要的涵义为“认识状态、宗教或学说体系”,并且“想法、念头”的涵义只集中在有限的固定搭配上,比如“报复思想”。而第四时期的“思想”一词的数量更少。这说明“思想”一词的内涵正逐步缩小。再比如徐译(1937)中的“地位”一词,从文本语境看(表10),有“身份、位置、处境”三种含义,而且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既有正面含义,也有负面含义。而徐译(1959)(表11)则只用来指人,而且正面的语义较多。

1959年译本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之内不断再版,并和80年代之后的译本同为读者接受,说明它已基本完成了现代汉语的转型,这也是第三时期译本和前一个时期译本的明显区别之一。

2.4 第四时期译文:欧化基础上的回归

70年代末中国大陆进入一个文化转型期,文学、文化界开始了对文学进行反思,试图“将文学的灵魂——‘文学性’——召回”(查明建、谢天振2007:766)。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主流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化也越来越持一种开放态度。与此同时,人们对传统文化也开始进行新的审视,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继往开来也成为民族的文化共识。意识形态的新发展必然对翻译产生影响。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取向的增强,使得译本的语言更加注重艺术表现力,这就要求语言形式和故事、主题、人物等方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表10 徐译(1937)“地位”一词出现的语境

表11 徐译(1959)“地位”一词出现的语境

和第二、三时期相比,第四时期的译本词汇类符增多,词汇变化增强,这表明该时期词汇使用更加丰富,表意更为明确;句子更短,句间连词和连接语比第三时期更少,表明其在句法上有简化的趋势。这些都使译本偏离了第二时期翻译小说的欧化语言特征,呈现向目的语传统适度回归的趋势。可以说,这是译者根据汉语特点,对第二时期翻译汉语过度欧化的矫正,这一时期的译文更为流畅,更具文学表现力,正如郭建中(1996:2-5)在译本序言中所说的,这个时期的翻译是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顺的语言”对文学名著进行新的书写。

3. 结论

文学翻译和意识形态的操控有着密切的关联。在《鲁滨逊漂流记》的百年翻译历程中,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影响着译者在语言、文化方面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不仅导致文化负载词的能指、所指以及使用频率发生变化,它更操控了译本语言形式的变化。历时地看,《鲁滨逊漂流记》的译本语言呈现了从传统汉语到高度欧化文,再到回归汉语传统的变化趋势,这或许是百年翻译汉语变化的一个缩影。

附注:

① 全译本的选择中去除了中英对照译本、儿童及青少年读本。

② 引文中的黑体为笔者所加。

Lefevere, A. 1992.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M]. NewYork: Routledge.

郭建中.1996.鲁滨孙飘流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

莫彭龄.2000.试论成语的文化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4(3):38.

钱钟书.1981.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伍立杨.2003.民初译文的译香鬓影[J].新闻出版交流(6):20.

查明建、谢天振.2007.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武汉:湖北长江出版社.

张卫中.2004.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变革[J].文艺争鸣(3):38.

章艳.2006.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与译者的应对[D].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