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早期西方国家对中国传教权的争夺——以湖广教区为例

刘 芳

（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

试析早期西方国家对中国传教权的争夺
——以湖广教区为例

刘 芳

（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

自十六世纪，葡西崛起后，其势横扫全球。在其强大王权的支持下，天主教随之传到世界各地。两国凭借王权与教权的勾结将全球划分，控制着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教务。然而随着新兴殖民国家的兴起和教宗日益想摆脱西葡王权的干涉，“保教权”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借由湖广教区建立的曲折过程，我们可以一窥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

天主教；湖广地区；代牧区

一、“保教权”的确立与传教权的瓜分

十六世纪葡西以其坚船利炮为后盾，乘风破浪到达东方的印度洋及“亚洲地中海”，并登上一个个在战略或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海岸。[1]“出于被反宗教改革激发起的热情，同时为了补偿在欧洲败于新教的损失，虔诚的天主教传教士踏上新开辟的贸易路线来到世界各地”。[2]当时葡西作为海上强权国家致力于向外扩张。往来于大西洋及印度洋之间的人员均仰仗此二国的船只与庇护。于是“保教权”①应运而生。1529年萨拉戈萨条约确认了整个中国、日本和大部分的澳洲均在葡萄牙的领域内。这些协议规定在各自拥有的地区内，两国有义务提供传教经费和为传教士东来提供便利，而教廷在这些地区任命主教或是成立新教区时，则必须经过当事国的同意。[3]“保教权”意味着“教宗的一切谕旨和旨令只有得到葡王及其参政院的同意,才具法律效力。因此，东印度的所有传教事务都是葡萄牙的传教事务,外国传教士进入教区必须放弃其原有国籍”。[4]

起初在“保教权”的支持下，天主教各修会积极向海外扩张。1517年方济会士首先到达印度。1542年耶稣会士亦紧接其后来到南亚。道明会士和奥斯定会士则分别于1548和1572年抵达印度。在天主教势力不断扩张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不可能避开他们的注意”。[5]中国天主教会自1576年1月12日起隶属于澳门主教，而澳门主教又受印度果阿总主教的管辖。澳门主教所管理的地区，包括安南、缅甸、柬埔寨和日本等地。

果阿及澳门主教必由葡萄牙政府推荐的葡萄牙人才能担任。而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也必定要先经里斯本搭乘葡萄牙船只才可到达中国。中国天主教会自建立之日起，按照保教权所规定其传教事务由葡萄牙独占，其主教一职由葡王任命葡籍传教士担任，其他国家传教士也不能私自前往中国进行传教事务，必须经过葡王的同意经由里斯本搭乘葡国船只才能获准来到中国传教。

随着天主教的日益发展，教廷与西葡两国王权之间的争斗也明朗起来。“保教权”从一开始就是势力与利益妥协与较量的结果。教廷极力扩张其海外教区，却苦于资金而无法单独控制，而西葡在对外扩张殖民时也需要教廷协助在政治、思想等方面控制当地居民。但平衡的局面并非长久不变。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欧洲其他强国开始与西葡角逐海外霸主地位，两国日益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再者“保教权”的专横使葡国将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传教权独占，经常与教廷在主教人选上发生龃龉，出现非葡籍者不能担任主教一职的局面，束缚了传教。英葛主教曾大发感叹：“保教权蜕变为对教务的践踏,教规被置若罔闻或嗤之以鼻,皇家官员干涉主教任命,皇家顾问插手教务。”[6]正是由于保教权弊端众多，教廷一直致力摆脱西葡的控制,但是教廷也不希望与葡政府发生正面冲突，这就产生了“宗座代牧制”。湖广地区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成为单独教区，但是地处中部的湖广，是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地，因此此地早就有葡籍传教士进行开拓活动。而设立代牧之后，将教区重新分配则势必引起多方势力的争夺与矛盾。

二、宗座代牧制的替代与湖广教区的建立

按照罗马天主教会的体制，全世界可分为常法教区与传教区两种地方管理机构。常法教区称圣统制，是将全世界分为数个教省，作为罗马教廷的派出机构。传教区制与常法教区制不同之处是：传教区制有三种教区形式，一为宗座代牧区，简称代牧区；一为宗座监牧区，简称监牧区；一为自立传教区，简称自立区。[7]一般来讲，监牧区是代牧主教区之前奏与准备，即区域内的教牧工作还没有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这种管理方式可以暂缓设立代牧区的压力与种种必要的手续。代牧区在教律上不是主教区，代牧也并非正式的教区主教，只是代替教宗执行职权；因此，教廷并不需要照会葡王，葡王也无充分理由来干涉教廷的决定。“宗座代牧制”最初是由法国耶稣会士罗历山神父提出。1649年他向教宗和枢机院上书，提出创设“宗座代牧制”以摆脱西葡控制。其意见很快得到罗马教廷的首肯。1655年亚历山大七世继任罗马教宗,希望“建立一个凌驾于所有在华传教的宗教修会之上的神职组织，来代表和传达教廷的意愿”。[8]于是教廷1659年起在远东广泛实行宗座代牧制，并极力扩大宗座代牧的权力。宗座代牧制不仅表明教廷想从葡王手中夺回传教自主权的决心，同时也见证了欧洲新一代强国的出现。如法国：“教廷在向暹罗和中国派遣传教士和宗座代牧主教时，当然是挑选法国人”。[9]17世纪法国国力日渐强盛，不少法国人对海外传教热情高涨。1630年，旺塔图公爵亨利在巴黎组织了圣事会，该团体以丰富成员的精神生活为宗旨，以献身福音的坚定决心，进行符合时代需要的福音传播实践。[10]法王路易十四出于宗教、科学和政治目的也参与到对外传教事务中，1688年向中国派遣了“国王数学家”。这是法国争夺葡耶稣会对中国独占权的开始。

葡王自然不甘心保教权的沦失。1680年9月，佩德罗二世派专使前往罗马教廷交涉远东“保教权”。教廷枢机团讨论得出结论：1.教宗未曾将亚洲教会的宗教机构交葡萄牙，只承认葡王可以在他所赞助和保护的教堂中行使保教权；……5.派遣宗座代牧不会对葡王的权利造成损害。[11]

1690年4月10日，据教皇亚历山大八世的敕书成立北京和南京教区，葡萄牙国王享有推荐主教的权利。于是中国分为三个主教区：一是澳门主教区，兼辖广东、广西；二是北京主教区，兼辖直隶、山东、山西、蒙古、河南、四川、陕西；三是南京主教区，兼辖江南、浙江、福建、江西、湖广、贵州、云南。[12]三教区均尊果阿总主教为首长。葡王的用意是想将当时中国所有的宗座代牧主要人士升为正式教区的主教，从此将宗座代牧制取消，而以澳门、南京、北京三主教分治中国教会，将中国教区的独占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但是1696年教廷传信部却正式于中国福建、浙江、湖广、四川等9省设立了代牧区，以此抗衡葡王，分割其中国传教区的独占权。

三、湖广教区代牧的接任与传教权的争夺

1696年，湖广成为单独的代牧区，其首位代牧由余宜阁担任。而其他地区代牧也多由非葡萄牙国籍耶稣会士担任。但是由于设立代牧时人员配备方面并不完善，又出现了任命代牧并未正式到职的情况。具体见图1。[13]

图1 各代牧区首任代牧列表

湖广的情况则更复杂。虽然自1696年起湖广成为单独代牧区，但是其传教事务一直由四川或是陕晋代牧兼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38年。具体见图2。

图2 湖广历代代牧表

从表中我们看到代牧制对“保教权”的挑战。1659年初次任命的宗座代牧有：巴闾主教，为安南东京宗座代牧，兼理中国浙、闽、赣、粤省教务；德拉莫主教，为交趾宗座代牧，兼理中国滇、黔、湖、贵、川5省教务；1660年又任命多冷提主教，为中国南京宗座代牧，管辖苏、豫、晋、鲁、陕各省和高丽教务。[15]这三人均为法国人。1696年设立九处宗座代牧时，没有一位葡耶稣会士担任代牧。意大利籍与法国籍神父占大多数。罗马教廷为了抗衡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强国的力量，势必要依靠这些新兴国家。而选择意大利籍传教士则更有另一层深意。这在罗文藻写给教廷的信中可以清楚看到：另一个促使我选择他（指余宜阁）的原因是他是意大利人。就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将改变这些传教区情况的有利条件，这将会帮助他保持和平，使他更依靠罗马教廷。如果他是别的国家的人，这一点恐怕会很难做到。[16]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688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到达中国时，作为葡萄牙耶稣会的竞争者，他们受到葡萄牙澳门政府的百般阻拦，不得已甚至转道从宁波上岸。

值得注意的是表1中我们看到云南、四川和福建被托付给巴黎外方传教会，虽然日后福建成为多明我的大本营，但是云南、四川和贵州却成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单独传教区。马青山与穆天尺就四川传教权发生争夺时曾说：“我向他（穆天尺）恳请让我在这个省份（四川）至少待上两年，以便得到教廷传信部的回复。他回答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是我们自己将这个省份抛弃的。”[17]马青山还曾要求穆天尺给予他在云南和贵州传教的权利，但也遭到拒绝。马青山为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时正进入中国希望能到从前外方传教会开辟的教区工作，而穆天尺为遣使会士，正为四川代牧，其新来传教士需要得到其许可方可进入教区工作。1696年四川首任代牧为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梁弘仁，其继任者为该修会的白日昇，而同属遣使会的毕天祥与穆天尺则作为副手在其指挥下传教。1715年由于巴黎外方传教会无继任者出任代牧一职，而转由穆天尺继任代牧并兼理云贵地区教区，从此将以上地区逐渐收入遣使会管理范围之下，并且在其任职期间排斥巴黎外方传教会修士，以避免传教权力的外落。按照教廷最初规定未建立教区制度的地区由其最先开拓教务事务的修会享有优先管理权，除非他们在该教区长达6年以上无继任者。因此四川地区是由巴黎外方传教会修士所开辟的教区，他们享有优先权，但是由于该修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再次派遣该会成员接替工作，而使教区沦入遣使会势力范围，而穆天尺借此机会拒绝其再次分享这些地区的传教权力。但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则坚持要等到教廷重新判断，以期夺回传教权。

由此可见，四川、云南等地自设立代牧区被托付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后，其修会在此地的传教权力一直被传教士认可。同时亦可明白宗座代牧的设立不仅是为了从葡萄牙手中夺回在中国传教的自主权，同时也是为了平衡各修会在华传教势力。湖广自设立代牧后，历任代牧或是兼管代牧多数为方济各会士。然而在湖广实际传教活动频繁的却是耶稣会和遣使会。所以可以说从最开始，湖广传教就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一个特点：修会众多。同时传教区制的教牧人员配置略有不同：宗座代牧区内设一主教，管辖全区教务，此主教称为“宗座代牧”，领受主教圣秩，但为名衔主教，即其职责虽与正式主教相同，而各代牧区与代牧主教之间没有必然的从属关系。因此，其他修会传教士均在湖广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在这里既有相互合作，有时又因为传教区域的划分而发生争执。他们从属于不同的修会，以各修会单独的特色传教方法进行工作，使湖广天主教事业发展极其不平衡。

注释：

①“保教权”：早期伴随新航路开辟葡西向外殖民扩展，经过一系列谈判及争论，最终达成大致以东经134°为界瓜分世界，分界线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因此中国属于葡国势力范围。这些协议规定在各自拥有的地区内，两国有义务提供传教经费和为传教士东来提供便利，而教廷任命主教或是成立新教区时，则必须经过当事国的同意。所有前往该地区传教的神职人员必须搭乘其国船只，不得私自前往，外国传教士进入教区必须放弃其原有国籍，改为向葡萄牙国王效忠。“保教权”使葡国控制了其势力范围内大部分传教权力，使教权沦为世俗权力的下延，凡事出发点以国家利益为重，而并非以教务为重，因此日益激起教廷的不满，同时其独自占有中国也引起新兴殖民国家的嫉妒，希望能打破“保教权”插手中国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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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urrayH.HistoricalAccountofDiscoveriesandTravelsinAsia：Vol.III[M].Edinburgh：PrintedforArchibaldConstableandCo.Edinburgh,1820:273.

[6]J M Sedes.Une grande ame sacerdotale:le prêtre chinois André Ly[M].Paris：Desclée,1940:20.

[7]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15.

[8]G Goyau.Histoire générale comparée des Mission dansJ.M.Sedes,Une grande ame sacerdotale:le prêtre chinois André Ly[M].Paris:Desclée,1940:22.

[9]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M].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1.

[10]Jean Guennou.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M].Paris:Le sarment Fayard,19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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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M].台北：台湾闻道出版社，1980：17-37.

[14]R P Daniele Van Damme.Necrologium Fratrum Minorum in Sinis[M].Hong Kong:Erasmus,1978:9.

[15]罗光.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C].台北：光启出版社，1967:301.

[16]Mgr.Noёl Gubbels.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M].Paris:Franciscan Press，1934:45.

[17]Adrien Launay.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Mission du Se-Tchoan:Vol 1[M].Paris:Téqui,1920:117.

How the Western Countries Fought for the Right to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Parishes in the Provinces of Hunan and Hubei

LIU Fang
(School of Humanities,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316000,China)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Portugal and Spain began to rise and increased their global dominance.Supported by their powerful kingship,Catholic then spread to all over the world.The two countries,dependent on the combination of kingship and magisterium,divided the world and controlled the religious affairs in their scope of influence respectively.However,with the rise of emerging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ope’s increasing desire to get rid of the interference from Portuguese and Spanish kings,Patronatus Missionum was severely challenged.By examining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of parish establishment in the provinces of Hunan and Hubei,we can catch a glimpse of how the western imperialist countries then fought for their sphere of influence in China.

Catholic;Hunan and Hubei;parish

B929

A

1008-8318（2011）05-0047-04

2011-10-12

刘芳（1981-），女，湖南常德人，讲师，博士。